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皺褶深處的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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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皺褶深處的輓歌》中國當代作家吳學良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皺褶深處的輓歌

那個雨意蒙蒙的午後,曠野一片寂靜,一片安寧。在群峰之巔嗅着瀰漫在空氣里的大地味道,凝視着蒼翠之中如巨蟒蜿蜒的公路,突然之間,我的腦海浮現出自己田野作業時在故鄉崇山峻岭之間走過的一條條古驛道,與古驛道相關的各種場景,此刻在我腦海里迅速鮮活起來,仿佛間它們如醫館裡布滿經脈的橙色人像,其上黑色圓點顯示的一處處穴位,一條條紅線四通八達連接的人體經脈讓我感受到一個個生命機體的存在;也讓我感受到了正是因為古驛道的存在,一個個地域才相互相通,才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才得到了活態發展,社會才不斷進步、不斷文明。潮濕洇潤了我的思緒,我想:是該寫寫故鄉的古驛道了。儘管它滄桑,儘管它也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不斷地被人遺忘,可它在歷史上的價值不應該被就此湮滅,忘記它就是忘記歷史,忘記歷史就等於背叛······

01

山河歲月,古驛道命運是大山皺褶深處的輓歌,充滿纏綿和深情。每一次在故土古驛道上行走,我的思緒宛如放飛的紙鳶在起起伏伏里忽高忽低,忽遠忽近。觸目驛道地面那些斑駁的石頭,我腦海里出現的是風霜雨雪中身穿鎧甲、肩扛旌旗、手執戈戟,在行色匆匆里邁着沉重步伐趕往目的地的隊伍,出現的是山間鈴響里馬馱貨物,腳夫背負背架手握背杵的疲憊身影。思接千載時,腦海里翻閱着史書里的相關記載,那時候我想得最多的、最遠的是李冰父子和常頞,沒有他們開闢的僰道、五尺道,以及唐蒙聯繫漢時作為化外之地的夜郎古道,或許夜郎古國於化外之人而言,定然是一個空白。

一杯濁酒話滄桑,悲歌一曲繞黃粱。

通往古夜郎邊緣、與古夜郎擦肩而過的驛道,離不開秦國的國家宏大戰略。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滅蜀後,於公元前314年在四川推行郡縣制,在川南置蜀南多民族地區創立的民族管理區——僰道,「僰道」既是民族管理的一種行政機構,也是一種交通格局,故清《珙縣誌》云:「僰道者,通僰之道也。」僰道的存在,在於秦昭襄王急派蜀太守李冰進行開發的布局。那時候,鐵製工具不發達,李冰便令築路參與者將山上樹木砍伐置於岩上,放火燃燒,將岩石燒紅,隨即用冷水澆注,岩石破裂後鑿石推進。

《華陽國志·蜀志》:「僰道······亦有神,作大灘江中,嶄峻不可鑿,乃積薪燒之。」記載的就是當時採用這一土辦法的情形。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領土擴張,派「常頞略通五尺道。」該道從蜀南下,經僰道(宜賓)、朱提(昭通)、漢陽(赫章)、味縣(曲靖)至滇池(昆明),然後西經楚雄、雲南(今祥雲縣雲南驛)至葉榆(大理)接永昌道,形成古代南方陸上絲綢之路東路,史稱五尺道或石門道;西路靈關道早在公元前四世紀,蜀地商人的馬幫開闢了由成都南出,經臨邛(邛崍)、青衣(雅安),笮都(漢源)、邛都(西昌)、渡金沙江、青蛉(大姚)、葉榆(大理)接永昌道。東西兩道從葉榆西出、經博南(永平)、巂唐(保山),然後在滇越(騰衝)與印度商人交易,有的甚至往前行,通過緬甸到印度交易或開商埠。

李冰、常頞時代的僰道存在着較為先進的僰文化。被視為「夷中最仁」的僰人,女子用質地優良,做工精細的白娟纏頭,穿青碧顏色的衣服,背領袂綠,長裙細摺,其上均都刺有色彩斑斕、絢麗工整的紋繡;男子佩戴雙刀,善使弓弩,彪悍而英武。沈從文先生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里曾說:「漢代農民照法律規定,只能穿本色麻布衣,不許穿彩色······到西漢後期,才許用青綠。」其出發點是以漢文化為背景進行考察,而從先秦時代僰人的裝束來看,他們的審美開放程度似乎要自由和任性得太多。

與僰道相連的五尺道因棧道寬僅五尺而得名,為秦時常頞所開。在連接古滇途程中,從宜賓南下通滇因地處險要之地,在《史記》里有「僰道以南,山險高深。」的記載, 雨季時見溪水流澗,霽後初晴,霧靄雲蒸霞蔚,「懸崖飛棧道,信步雲中游」的雲中棧道讓人稱奇,難怪北宋文人邵博謂「天下山水之觀在蜀,蜀之勝曰嘉州。」其鹽津豆沙關一段尤其險要,亦被稱之為石門關。此關至今猶存。如今,沿着被千古歲月沖刷的道上殘石爬上關口壘門,巡察古道遺蹟周圍的石刻,會令人興起懷古之情,滄桑之感,也會想起陳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詩句,頓嘆人生是如此之短,天地是如此博大,人又何其渺小之意緒。

日月悠悠天地茫。

五尺道僅通過今貴州西部一角急轉而去(今赫章),沒有往東開拓,沿古夜郎國西部邊沿擦肩而過,失之交臂,故對夜郎古國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影響。儘管古夜郎國在春秋戰國時已經存在,參加過中土會盟,可由於史料記載極少,它只是影子般地留在歷史的長河裡。而第一個進入夜郎這個化外之地的人是楚將莊蹻及他統領的軍隊。

公元前二八六年,秦國進擊楚國黔中地區,危及楚國西部安全。為了阻止秦軍南下,頃襄王派楚名將莊蹻率二萬精兵沿長江而上,前去收復黔中北部重鎮——枳(今四川涪陵)。莊蹻收復枳後,順烏江攻下且蘭國,並迫使夜郎王降服。聽說夜郎以西有滇國存在,為了替楚國開疆拓土,身穿錦緞罩袍,外披堅甲,頭戴銅盔,纓子鮮紅的莊蹻果斷帶領楚軍西行,來到了男穿無領外衣,長不過膝,衣袖齊短,腰中束帶,胸前系有銅扣為飾;女人外衣寬大,長過膝下,衣不系扣。顯貴們則衣後還拖一後幅,長曳於地。男戴手鐲,女佩玉環,無論男女都打髮髻,男人髻掠於頭頂,疊成長條形,婦女則跌成「銀錠式」拖在腦後的古滇國。他們在這片土地上與身穿對襟無領外衣,髻發掠於頂後的滇國士兵發生激戰,而此時秦復攻黔中,繼克郢都,楚王遷都於陳,莊蹻失去退路,於是便帶領士兵穿上滇國服飾,融身於滇民,遂王滇。太史公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以「楚頃襄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近蜀黔中以西。至滇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沃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記之,故《唐會要》稱雲南很多大姓「自夜郎滇池以西,皆雲莊蹻之餘種」。

天蒼蒼,地茫茫;春水流,秋草黃。關於莊蹻入滇路線,歷史上是存在着不同說法的。《史記》《漢書》說是「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即沿長江進入;《後漢書》《華陽國志》則說是「從遠(沅)水伐夜郎」而後入滇。究竟誰是誰非,還有待定性,然而,對其留滇的原因,卻是一致的。這就是《史記·西南夷列傳》已言,莊蹻留滇為王的原因是「會秦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的緣故。據推測,莊蹻入滇所走的是逢山開闢隨即湮沒的荊棘小道,因而史上無記載。

時間就像化外大山裡的煙雲,生生滅滅起起伏伏,周而復始。而我卻難以想象莊蹻在當年是怎樣踏着荊棘來到夜郎國的。總之,那時作為化外之地的夜郎,肯定還是一個由眾多部落組成的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度,這裡幾乎沒有代表社會文明和進步的網織大道,古夜郎的國民們赤足走在荒野里的羊腸小路上,穿行於遮天蔽日的原始林莽中,靠採擷和獵狩果腹,這樣的社會組織形式,怎麼可能抗擊楚文化高度發達之下的楚國二萬精兵?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更願意相信莊蹻臣服夜郎,無非是一種過路的順手之舉,故才會有在其王滇。

古代西南地區自古系化外之地,這裡崇山峻岭,山高谷深,人煙稀少,交通極其艱險,也極為罕見。大秦帝國出現後,漢高祖劉邦登上皇位第五年後,為了加強與西南夷的聯繫,規劃修築了從長江南岸的中心城邑——湘東長沙府至「黔西」盤縣的湘黔驛道,並設無陽縣(今鎮遠)於黔東咽喉,意欲從東西方向推進雲貴交通,終無結果。歷史註定要把這一功績留給雄才偉略的漢武大帝,讓他完成王化西南、修築「自僰道指牂牁江」之南夷道壯舉。

關於夜郎古國地域所在,自清以後眾說紛紜出現桐梓說、安順說、貞豐說、三合說、郎岱茅口、廣西凌雲說、雲南霑益說。但根據《後漢書》說:「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莊矯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可以肯定夜郎國應該在且蘭(今貴州福泉)與滇國(昆明)之間,甚至可以定位於貴州西部。結合《史記》《漢書》「賈人曰:'獨蜀出構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別牂牁江。」(茅口河,即古之豚水,現在一般稱為北盤江,也就是說,茅口正是瀕臨於牂牁江的。)以及夜郎出雄黃、雌黃等(經專家、學者論證,其他六個夜郎國都之說,其地均不產雄黃、雌黃,唯有今六枝老王山北側特產,甚至從古至今傳承設廠開採。

據《安順府志·物產篇》載:「郎岱廳產雄黃、雌黃。」《貴州經濟》又稱:「郎岱所產之雄磺為貴州雄磺礦中之最佳者。」)甚至民俗等幾乎都支持着這一存在的事實,推測大抵是可信的。夜郎古國醒目地出現於歷史,卻與歷史驚人的相似有關。公元前122年,出使西域的張騫在長安向漢武帝報告,他在大夏國(今阿富汗)市面上看見有蜀布和筇竹杖出售,詢問得知是從身毒(今印度)販運過來的,因而他推測在身毒一定存在蜀和西南夷的商品,兩者之間一定有商道存在,建議派人考察。這就掀開了南方陸上絲綢之路早於北方絲綢之路和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神秘面紗。再經過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7年,公元前105年,漢武帝命郭昌三擊昆明後,南方陸路絲綢之路之謎完全探明。而唐蒙建元六年在番禺發現枸醬等(據《史記·西南夷列傳》),也預示着一條隱匿於民間的貿易之路與古夜郎相關,也為軍事戰略掀開了一道可以利用的門戶。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說,番陽令唐蒙上書漢武帝:「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漢武帝採納了這一從側翼攻擊南越的計策,並以其為中郎將出使夜郎。於是,在漢武大帝的指派下,作為執行者的唐蒙來到僰道,謀劃在秦五尺道的基礎上,定位南北方向拓展延伸,從僰道(位於今四川宜賓一帶)經過黔西北到牂牁江(今北盤江)開鑿南夷道(亦稱夜郎道)。在發現僰道令疏於職守,所築通往雲南、貴州的路「費工無成,百姓愁怨」後,唐蒙怒斬之;遂「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史記》《漢書》)。於「千軍萬馬涌雄關,鐵蹄踏碎夜郎月」聲中,築通從今宜賓經高縣、筠連、鎮雄、畢節、威寧一帶至牂牁江沿線的「南夷道」,再由牂牁江水路至廣西,使川、滇、黔、桂數省的古代交通連為一體。在此過程中,唐蒙收穫的另一重大成果是「從巴蜀符關(《漢書》曰「巴符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漢書》)犍為郡的設置,自此,通往夜郎的古驛道在西漢時也被鑿通,夜郎國神秘的色彩也大白於天下。

另一重大成果是在「劍掃風煙」的漢武大帝對夜郎的經營偉略下,公元前一一一年夜郎和古滇國降漢後,唐蒙在夜郎小棧道基礎上繼而開擴驛道,進而設置「司奸盜」的機構「亭」,信息傳遞機構「傳」,並在「傳」設「舍」,供往來使者住宿。在「傳舍」過程里,出現了一種在交通上使用的文物叫「傳舍鐵爐」,這種高22.2厘米,口徑二十二厘米的物件,有耳、鍋撐、爐橋,有三足和灰燼托盤,是這一時期在旅途用於炊煮、溫烤的器具。1958年在現今赫章可樂出土的這件文物,見證了由此東去的南夷道上古夜郎與漢王朝的紐帶聯繫,也間接地反映出那一個時代的交通文明。從此,質地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澤,「其價如金」的蜀錦,被司馬相如《凡將篇》「黃潤纖美,宜制禪(單)衣。」的織造精美的細麻布「黃潤」,便成了溝通聯繫西南少數民族的禮品,見證了這段歷史,古驛道是一部厚重的地域文化史詩。

往事還蜇藏在潮濕的記憶里,我坐在草蓆之上,讓斑斕的思緒於質樸歲月積澱了滿目風霜。

其後,歷史記載在古夜郎這片大地上,能與古驛道交通有關的事件也就只有三次。

其一,三國時,也就是公元225年3月,孔明親征被蜀漢稱為南中的滇、黔、川西南地區,南征沿岷江而下,至僰兵分三路,東路馬忠進入黔西北,中路李恢沿五尺道而下,西路進入雲南。是否可以這樣認為:東路馬忠當年進入古夜郎之地,走的是唐蒙開闢的南夷道呢?這尚需進一步考證。

其二,北宋時,水西安氏遠祖普貴在宋開寶七年(974)晉京汴梁,以所領矩州之地歸順宋朝廷,其所走之道史書里沒有明確記載。再就是宋至道元年(995年),西南牂牁諸夷派遣遣使十數人、從者千餘人入朝進貢,宋太宗召見來使,詢以其地風俗,並命作本國歌舞。《宋史·蠻夷列傳》記載說:「(牂牁)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婉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瓢笙又稱葫蘆笙、壺盧笙,主要以葫蘆、竹管制成,在西南地區的諸多少數民族中流行。另據《輿地紀勝》載,仡佬「樂器有愁笛、壺笙。」此舞情形與貴州古今蘆笙舞表演情形亦頗為相似,基本可以肯定,入朝者當為現今貴州少數民族無疑。但問題是:他們入朝的古道,是經境內哪些地方?因缺乏記載,至今成謎。

其三,元朝建立後,以成吉思汗開疆拓土的馬背風格,自建立起在遼闊疆域上遍置站赤(站赤,為蒙古語音譯,意為司驛者,指站官、站戶,亦泛指驛傳。又做「站驛」「驛站」。),故《元史·地理志》云:「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郵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為了保障驛路暢通無阻,各州、縣官均分管驛傳,最上則由通政院或兵部通管,且專備有馬、牛、驢、車輛等運輸工具,建有供食宿的館舍,館舍中備有各種食物、被褥及一切什物器具。

對西南來說,在建都道於雲南開闢後,元十二年(1275)後,元朝在秦五尺道和漢唐石門道基礎上新開闢了通往四川的烏蒙道。《元史愛魯傳》謂「至元十三年(1276)」「詔開烏蒙道」,孫世祥文集《神史》《第十二節》云:「元朝設烏蒙路」說的就是此事。此道分布在烏蒙路(治今昭通市市區)以北、敘州路(治今四川宜賓市市區)以南的廣大地區,經過雲南東北境今昭通市出境,從現今六盤水市境周圍的烏撒、赫章、鎮雄經過。真正經過現今市境的是元朝辟修了的從當時雲南管轄下的普安路(治今貴州盤縣治東)出境的普安道。

至元二十七年(1290)四月,四川行省備右臣耶律禿滿答兒其上奏朝廷云:「本省南接雲南所管普安路見立馬站,東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嘗令總把孟奉直抵雲南、湖廣兩省立站地界,相視得普安路迤東羅殿、貴州、葛龍俱系歸附蠻夷,隸屬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接連湖廣省所轄新添地面,安立一站,至黃平、鎮遠,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達江陵路」。建議將雲南通京驛路改由經湖廣行省北上。其後大約在至元三十年(1293)以後至大德五年(1301)普安道貫通,與湖廣江陵道相接後通往京城,從此,裝束各異的蒙漢等各族官吏、商賈、士人、民眾身影出沒這條大道上,從時間深處蹣跚走出來,定格於蒼茫的背景深處······

天蒼蒼,地冥冥;風淒淒,雨泠泠;愁哀哀,淚淋淋;魂飄飄,悲鳴鳴;浩浩愁,茫茫劫。秦開的僰道、五尺道,漢通的南夷道,元辟的烏蒙道、普安道已成為一段遠逝的歷史,能生動再現當年狀況的秦磚漢瓦、牛車木輪、馬鞍鐵掌於曠野煙村的存在,峭壁千尋的行走,已在靄霧間飄散,萬物涅槃里,江山沉浮,風雲變幻,如今在故土大地上行走探秘古驛道時,我不想自欺自人地把後世新開闢的驛道當成秦漢古驛道,可我渴望復原那一段古驛道的歷史,因為更久遠的歷史更能激發我的滄桑,放飛我的想象,釋放我鍾情於古驛道文化的那份誠摯情懷,或許,這也是我的一種天生宿命。

02

生命苦短,記憶流長。落花嘆息飄零憂傷,驚落一地思緒淒絕成塵時,來來往往變成了人事無常,淋濕了歷史的前世今生,讓後來者興嘆!

事實上,在夜郎故地這片疆域,除了五尺道擦邊而過,南夷道略通境內主要區域之外,公元935年前後(五代時),隨着商品貿易的發展,正如南方陸路絲綢之路隱藏於民間一樣,歷史上曾出現一條由雲南通向貴州乃至廣西的古道。那時,現今市境的盤縣尚屬雲南,貴州行省建立後使其地處黔省之西,且歷史上它一度與現今的興義分分合合。五代至宋時存在的這條古道,在後來得到高度重視系因南宋偏安一隅後,宋金之間的戰爭需要大量馬匹,說它是一條因市馬而出名的古道也名副其實。那時候,大理良馬和水西馬曾大規模地通過這條延伸至安順的古驛道在廣西交易。

據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的有關資料顯示,當時僅邕州一個市馬區馬匹交易就達「歲中市馬三千四百匹。」有史料說整個邕州每年交易量達到數萬匹之多。現今的六盤水水城縣彼時屬於羅氏鬼國(水西前稱)疆土,境內水西矮馬在當時也是非常有名的,明宋文憲《天馬贊》有「西南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之論。這種馬與北方高大的草原馬不同,體型較小,骨骼奇駿,飼養訓練方法極其講究。幼馬出生後,水西人在餵養過程中注重用當地蕎麥磨成乳漿哺乳,蕎糠、麥麩、玉米餵養,牧養中刻意將母馬與馬駒分開,先將母馬趕上山頭,然後才將馬駒放出。小馬駒在母愛的嘶鳴聲召喚下,會尋聲奮不顧身地揚蹄攀爬,直到爬上山頭母子相聚。長此以往的訓練,造就了水西矮馬慣行山間小路,負重如飛的特點,備受世人喜愛。

由於金宋長期戰亂不斷,為了確保疆土,大理良馬和水西矮馬便在這一時期派上用場。《桂海虞衡志·志蠻》云:「諸蠻之至邕管賣馬者,風聲習氣大抵略同。其人多深目,長身、黑面、白牙,以錦纏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氈,珥身,刷牙,金環約臂,背長刀,腰駑箭箙,腋下佩皮篋,胸主至腰駢束麻索,以使乘馬⋯⋯」。以賣馬之形象、服飾而言,與水西彝族無異。水西矮馬就這樣時常與從雲南過來經普安古道的大理良馬,經羅殿(安順)前出南宋設在邕州(今廣西南寧附近)的買馬提舉司轉手獲取差額出售。由是,養馬成了水西少數民族的生存之道,自宋以來千百年不斷。「洪武十七年五月辛丑,定茶、鹽、布匹易馬之數,烏撒(今畢節一帶)歲易馬六千五百匹。馬一匹,給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鹽如之。」(《明實錄》)便是這種市馬延續。水西境內的古驛道也因如此商機,便與南方的粵西路連成一片,以市馬為主的這條境內境外商道,便在歷史演變進程里變成了市馬古道,並成為明以後滇黔大道的其中一段。

貴州境內雖有元代古驛道與湖廣相連勉強可以通行,然而極其落後,由於受戰爭、自然災害等嚴重影響,不少路段或阻塞,或湮滅,縱然勉力尋跡而行,也十分艱險。如此交通狀況,勢必會引起明王朝的高度重視。明代以後,伴隨山河一統,改善西南邊地通往內陸的交通建設被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由是滇黔通京大道主動脈和龍場九驛區域交通的輔助功能,為西南社會經濟的發展洞開了一個門戶。

明、清兩朝帝王深刻知曉驛道、驛站對平夷撫蠻,開拓疆土,連接外域,治國安邦的巨大作用後,因經費和地理之險千年無法徹底全線暢通的東西向雲貴通京大道走向了復興之旅。「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遣官修治湖廣至雲南道路。」(《明實錄》)這條由湘黔古驛道和滇黔古驛道兩部分組成,以湘黔驛和雲南驛作為交通設置連接西南的「通京大道」在明永樂年後,築路速度進展迅速。明萬曆《貴州通志》所錄普安州第一個進士蔣宗魯巡撫雲南時撰寫的《普安修路記》云:「嘉靖庚申,予承乏撫滇,修自鎮遠至盤江第坡界,吾普誼當引嫌,乃不煩里旅,闢土誅茅,嶺上建玄帝行宮,以鎮以憩,風雨始有樓止。萬曆甲戍,今太司寇昆嚴公來撫全貴,亦修盤江至吾普三元坡麓,甫及茲嶺,會以內遷,豈江山之有待耶?萬曆已卯四月,少司馬毅庵王公來自滇中,過而嘆之,計費不貲,乃捐俸三百金,檄蘇守備司出人而經理焉。復申之曰:以五年餐素之餘,濟兩省峻阪之厄。誼所當然,情非矯飾,及列於三元閣,勤勤懇懇,托予閱工,欲為國家萬世慮。」此記載可謂較為詳實,頗有參閱價值。

至嘉靖十五年(1536年)時,該驛道勉強疏竣並能通行。自此,這條自湖廣的武陵(常德),經鎮遠、普定(安順)、普安(盤縣)越勝境關、平彝(富源)、泉關(白水驛)達交水(霑益),與秦五尺道相連的大道,對西南兩省的經濟發展、文化進步和軍事制衡起到了重大作用。清康熙年間,朝廷重新整修湘黔、雲南驛道驛站,至雍正時,僅湘黔驛道東起湖南長沙,西至貴州盤縣就全長二千一百公里(其中湖南境內路段約九百六十公里,貴州境內路段約一千零四十公里),為國家對西南地區在政治、軍事、文化施展影響和對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明清以後,朝廷對雲貴兩省的重視和管理,是改建滇黔大道的主要原因。「黔者滇之門戶,黔有梗,則入滇者無途之從矣。」清初顧祖禹《貴州方輿紀要》也說:「惟是滇南北上,必假道茲土,故疆理制置,不容不亟焉。」當其之際,從中原進入雲南的路有四條:官方通常取道東路普安入黔舊路和西路烏撒入蜀舊路,另兩條(建昌路和粵西路)利用不多,以至多數地段在明代大部分時間被廢棄而湮沒。而滇黔大道上的貴州正處「我朝因雲南而從此借一線之路,以通往來」的重要位置,明萬曆年間貴州巡撫郭子章《黔記》里的這段話,一針見血地道破了其中之謎。而當時的貴州,經濟實力「實不如江南一大縣」,面對這個「地皆蠻夷,山多膂廣,流水涵亭,土無貨殖,……為天下第一貧瘠之處。」故改善交通,發展經濟成為首選。這也是清代在這條古驛道上,要重新改道的原因所在。原來滇黔大道的走向是:自雲南府(今昆明)經楊林、易龍驛、馬龍、南寧(今雲南曲靖)、白水、平夷(今雲南富源)、亦資孔驛(今貴州盤縣亦資孔)、普安(今貴州盤縣)、新興驛(今貴州普安縣)、安南(今貴州晴隆縣)、查城(今貴州關嶺永寧)、關嶺、安莊、普定(今貴州安順)、平壩、威清(今貴州清鎮)、貴州(今貴州貴陽)、龍里、新添(今貴州貴定)、平越(今貴州福泉)、清平(今貴州凱里清平)、興隆(今貴州黃平)、偏橋(今貴州施秉)、鎮遠達湖南沅州。在郭子章的《黔記·驛傳》中,普安入黔舊路被分為「下游」、「上游」兩段。由貴陽至沅州的道路為「下游」(後世稱黔湘驛道),從貴陽抵達昆明的驛道為「上游」(後世稱黔滇驛道)。兩段全長1890里,基本上沿行元代中慶經普安達黃平的舊道。清時,上游路線段為繞開「陡窄紆盤」、「崎嶇難行」的關嶺盤江等處,先作改移。

雍正六年(公元1729年)時任雲貴總督併兼轄廣西的鄂爾泰(滿州鑲蘭旗人)上書清廷,請開上游驛站。他在奏書上說:「為請開路改站,以速驛遞,以便商民事,黔省通滇大路陡窄紆盤,舊稱羊腸一線,如關嶺盤江等處尤屬險峻,以故車馬難行,商賈裹足,臣擬由安順府之安莊另開新路直出普安州之亦資孔」。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批准雲貴總督鄂爾泰《請另開上游新路六驛疏》,將原黔滇驛道自安莊驛(今鎮寧境)至湘滿驛(今盤縣城關)間一段,從鎮寧州屬黃果樹岔開新路,改經郎岱廳(今六枝特區)毛口,渡北盤江至普安州蒿子卡與舊路相接。毛口渡又叫「西陵渡」,是據鄂爾泰姓氏「西陵覺羅」前二字所取之名。新改路線約240里,較舊道「既平且近」,途中驛站改8為6,每站相距40餘里。

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又批准了鄂爾泰的《請開下游改站疏》,對下游黔湘驛道作改建,「由黃絲驛以下之虎場營分路自魚梁江直達楊老驛」。新路避開武勝關、陡箐營、葛鏡橋等處險要,比舊道捷近30里。全線改道後驛遞商民皆稱便捷。乾隆十八年(1753年),再次改善黔滇驛道,開老鷹岩新路,自上寨驛30里經白沙過老鷹岩一段原為「黔道首險」,鑿山拓寬後,「四人輿已可前行」。迄於清末,滇黔驛道幾經改易,在貴州境內,以貴陽皇華驛為中心,西有清鎮、平壩、普利、安莊、坡貢、郎岱、阿都田(今晴隆北境)、白沙(今普安東北)、上寨(今盤縣東北)、劉官、亦資孔11驛,長550里,東有龍里、新添、酉陽、楊老、清平(今凱里爐山)、重安江、興隆、偏橋、鎮遠、青溪、玉屏(原名平溪) 11驛,長490里。清代貴州僅在此道設立驛站,其餘的驛道僅設遞鋪,由此可見清廷對此道的重視。

條古驛道——龍場九驛雖為貴州境內局部區域交通幹道,然而,它所形成的網絡,對改變雲、貴、川的交通,依然有着重大作用,並作出了傑出貢獻。

明朝洪武年間調北征南時,明太祖朱元璋派傅友德、沐英等從四川、湖南出兵,經貴州入雲南,奢香獻糧通道,助推國家統一;她和劉淑貞進京狀告馬曄,說明在明初儘管交通不是太發達,但還是與中土緊密相連的。歷史上的某些事件,有時往往會被歲月的烽煙淹沒。比如,唐蒙經營通往古夜郎的南夷道,所知者甚少;而在古夜郎這片地域上,奢香經營的龍場九驛,卻久負盛名,不知這是時代之幸還是盛名之幸?馬曄的所作所為,讓朱元璋欲除而後快。他問奢香「以何報答」,奢香回稟:「願令子孫世世不敢生事」,「願意刊山鑿險、開置驛道」。

平心而論,這兩件事都是極其利於維護國家統一的,大喜過望的朱元璋封奢香為「順德夫人」,賞賜金銀和絲織品等物,並將馬曄召回京都治罪。群山連綿,茫茫浩蕩,萬道溝壑架起雄渾起伏的山巒,峽谷幽深響着巨濤。貴州山高路險,行旅維艱,與內陸的交往受着很大限制,境內各地的聯繫也不緊密。

奢香感服朝廷威德,按照朱元璋皇帝關於開修四川通往雲南驛路的敕令,自備口糧、工具,披荊斬棘,開山鑿道,歷時數年開闢了龍場驛——六廣驛——谷里驛——水西驛——奢香驛(西溪驛)——金雞驛——閣鴉驛——歸華驛——畢節驛,它自龍場(今修文)起,經黔西、大方而達畢節,南與貴陽大道相連,北與遵義幹道相通,西有幹道通往烏撒(今威寧、赫章)、烏蒙,使西部地區與貴州連成一片,促進了經濟發展;再則,從外部環境來看,該驛道的開通把水西各地與貴陽至四川、四川至雲南的大道連成一片,作為西南地區交通輔助支線,九驛十八站上的驛夫、驛馬及巡邏人員都由水西自備,改變了貴州險阻閉塞的狀況,加強了邊疆與中原內陸的聯繫,促進了貴州的經濟開發和社會進步,增進了漢民族與西南各兄弟民族的交流,這對於明清以來的黔西北交通是莫大的功德。也在一定程度上對西南之地接受外來文化,促進文化交流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一個人站在面光里,背後總是歷史的背影。

面對古往今來與古驛道相關一個個王朝,經營西南的一段段歷史碎片,面對古往今來與古驛道相關的一個個似曾相識而又似曾陌生的築道人物,面對古往今來時而鮮活而又時而湮滅的一條條漂泊的古道,我心一片茫然,甚至是不知所措。想起了一次次於一座又一座高山之上面對游弋在群山間的蒼茫巨龍時的驚嘆,想起了一次次於一座又一座高山之上懷想古道如蛇爬行時隱時現的悵然,瞬間才明白,這個連綿不斷的蝶變過程,已經宛如經脈流行於我的身體,流行於我的精神。天藍得如水洗過的綢緞,群山蒼翠如水洗過一般,人也如水浴的澗石,大地無言,我卻知道:萬物皆因我思,地久天長!

03

六盤水市設立於1978年12月18日。

這是一個由安順劃出六枝、興義劃出盤縣、畢節劃出水城,各取其第一個字連綴成名的新興城市。其下原管轄之水城,秦時與五尺道毗鄰,盤縣、六枝至今尚存明清時滇黔大道的身影,至今還能從一些殘存驛道閱讀這段歷史滄桑。因而,從現今行政區劃意義上來說,六盤水境內的驛道源出秦漢,成形明代,完備清初是言之成理的。尤其是滇黔古驛道作為現今六盤水市境內歷史上的交通大動脈,它曾一次次吸引着我,入骨入髓地讓我沿着它的身軀,去感受着歷史的心跳。

在境內滇黔大道殘存段行走探秘,我查閱相關資料,做足了功課。在這條古驛道上於邊行邊走里感知它的前世今生,已成我人生里一段難以忘懷的記憶。正因我把自己前半生的閒暇時光交給這種行走,後半輩子的心才因此富饒而豐盈;也正因這種走心的徒步,才讓我在窺探滇黔大道之後,在考察六枝和水城兩地古驛道過程中,才頓感它們的各美其美,美美共生、共存的鮮明特色,以及在促進社會進步過程里的重要作用。

(一)碧水丹山 驛馬蹄疾

滇黔古驛道作為通京的中大道,它在大地上時而像天空泊旅的彩雲一樣溫暖,時而像金屬撞擊的聲音硬硬地砸在堅實大地上,由東向西穿過盤縣境內。

盤縣之稱系由歷史上的普安衛、普安州、普安廳的不斷交叉變更演化而來。在滇黔大道貫通之前,盤縣之源「普安」就存在一條從東向西穿過境內的古驛道。這條被稱為「石階路」的古道道寬4—5尺不等,均為石塊鋪設,邊幫料石支砌,坡處條狀石砌坎,全長約90公里。古道從安順府東來,由三板橋入境,經貴全鋪(英武鄉)、軟橋哨、撒麻鋪(舊普安)、水塘鋪、百家坑進入老城;然後西行,出老城上雲南坡、經雲南哨、海子鋪、大坡鋪(沙坡)、蛾螂鋪、亦資孔、平彝所(平關鎮)直至勝境關、曲靖府。石面的幽幽暗光、布滿蒼苔的台階、叢林與蹄痕,宛如歲月深處的一支蒼茫之歌,在大山深處迴蕩。明洪武年間,「調北征南」大軍人聲沸鼎,馬嘶如雷,戰旗招展,鼓鑼喧天,在傅友德率領下經此道進入雲南,完成了朝廷賦予的使命。

經營雲貴,暢通交通是重頭戲。

復活的雨點敲打陽光的從容,不再選擇沉默;西風收藏陽光芳唇,洗亮高原的天空。弦月之像,半如眼前,半似傳統,宛若兩眼清泉,花飛花謝,曠野翠色,一溪清風。

初時,滇黔古驛道是一條異常崎嶇艱險之道。從明·佟鳳彩《添設驛遞疏》「夫黔省為滇南咽喉之地,在在皆石山峻岭,上則登天,下則履壁,上而復下,下而復上。」之語足見其難。明朝廷在規劃貫通這條大道後,將普安原有的這條古道納入自然是省時省工之舉。當此之際,若以普安州城為中心點,西經亦資孔驛(今貴州盤縣亦資孔)、平夷(今雲南富源)、白水、南寧(今雲南曲靖)、馬龍、易龍驛、楊林、雲南府(今昆明)而入滇雲;東經新興驛(今貴州普安縣)、安南(今貴州晴隆縣)、查城(今貴州關嶺永寧)、關嶺、安莊、普定(今貴州安順)、平壩、威清(今貴州清鎮)、貴州(今貴州貴陽)、龍里、新添(今貴州貴定)、平越(今貴州福泉)、清平(今貴州凱里清平)、興隆(今貴州黃平)、偏橋(今貴州施秉)、鎮遠、湖南沅州直達湖湘。

通則通矣,然其繁忙景象之後,依然潛藏着很多讓人意想不到的問題。其一為出身於普安的蔣克達在《輕徭薄賦疏》里陳述驛道「運硝黃、花布、柴炭、馬草、輪蹄絡繹,晝夜不休」的運輸之景象後,請求朝廷體恤民情,休養生息。其二為同是出身於普安、在雲南為官的蔣宗魯有感於運輸朝廷所需巨型大理石之難難於上青天之艱,冒殺身之險在《奏罷石屏疏》里懇請朝廷「量減尺寸」「或准停免,以蘇民艱。」自然,明清兩朝也關注到了這一點。據《州志》郵傳載:「舊有湘滿驛,在廳城;軟橋驛,在城北四十里。雍正六年改新路,裁本城湘滿驛移軟橋驛;於劉官屯設劉官屯驛;江西坡驛向屬普安縣,移楊松設楊松驛,改隸普安州。乾隆十七年,開老鷹岩新驛路,移楊松驛於上寨;十八年,劉官屯裁驛丞;二十一年,裁上寨驛丞,以亦資孔驛丞兼管巡檢事。」這種規劃和撤併,也是着眼於交通所限和民生勞苦實情後所採取的舉措。

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思患予防,由來久矣。」

為了威震邊地保障這條交通古道,明清兩朝沒少花費心思。明王朝在調北征南後於滇黔兩省之交設立普安衛。那時,衛所轄5600人,其下千戶所轄1200人,百戶所轄112人。據《普安直隸廳志》記載,普安衛下轄六個千戶所,在現今盤縣境內則有樂民所和平彝所。州志說樂民所創立於洪武二十六年(1392年),由原來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拖落堡」改設而來,「其山高峻,城周圍一里一百八十六步,高一丈二尺,城門一處兩重,城樓兩座,城輔九座。」平彝所在今平關鎮,它與勝境關都有相關的城防設施,分列守衛於勝境關古驛道兩端。在如此近的距離內設置兩處守衛機構,足見身處兩省交界的該關的重要性。如今,拖落堡的古驛道、勝境關的古驛道依然殘存,見證着歷史的足跡,歲月的風風雨雨。另外,從朝廷在這條古道上的驛站配置,亦可見其重視程度。據《普安直隸廳志》載,清·鄂爾泰奏請改建古驛道後,盤縣境內古驛道設有軟橋哨、劉官屯、上寨、湘滿、亦資孔五處驛站。每驛站配有額馬五十匹,馬夫二十五名,站夫為一百名。驛站的功能是供來往官員換馬、打尖、住宿,站夫的職責是專門傳遞公文、信函······從此,這條二千一百多公里長的大動脈,穿越千山萬水時,萬壑群山與縱橫江河交錯,崖岩峭石、溪澗流瀑、蒼茫林野、孤舟山月、煙村雄關、蟲鳴晚唱、猿嘯鶴舞、馬嘶車影、蘆葦弓橋附行,踩踏於路石和石縫間長出的荒草上,就像踩踏在紅土文化的粗放、烏蒙文化的神秘、湖湘文化的智慧上;石與草的相連,亦如邊地文化與中土文化的對接,溝通、融合、創新里,中原儒家文化改變了雲貴兩省相對落後的面貌,這是地域之幸,文化之幸,民眾之幸,更是家國之幸!

境內的滇黔古驛道,我是從勝境關開始的。

作為雲貴兩省分界的勝境關,它在地理上具有標誌性意義。舊志云:「廳與平彝縣接界處有關,額曰:'滇南勝境』。山勢峭絕,東西鎖鑰,關隘要地。」「黔旅至此,覺山平天闊,東望則箐霧嶂雲,天限二方也」(滇南雜誌)。這座建於明景泰四年(1453年),由巡按洪弼題寫的石坊,作為舊時從黔入滇的「第一關」,儘管它不是城,然而與它相關的附屬設施卻讓它具備了些許城的功能。更令人欣慰的是在這個「山界滇域,嶺劃黔疆,風雨判雲貴」之地,可以在小憩里感受此坊周遭的風土人情,感受一關之隔的「雨師好黔,風伯好滇;貴州多雨,雲南多風」的氣候特徵和淋漓盡致的表現:坊中楹柱前後各有一對石獅,面黔獅身覆鬱郁青苔,面滇獅身披黃土紅塵。坊間四周,有鬻琴碑、石虬亭、石龍古寺、萬里亭等形成一體,讓人流連忘返,一洗旅途困頓。

橫架在古驛道兩山之間的關樓,城依山雄,山因樓秀,登樓遠眺,關隘山水,美不勝收。佇立其上俯視從黔逶迤而上,群山間和陽光下泛着白晃晃光色的古驛道,陳子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之古意湧上心頭,真想憑碟而舞,把酒臨風,熟讀《離騷》,痛飲一場。

山色依舊好,離別轉瞬間。

從勝境關沿着近45度的陡坡,我一路向東隨蜿蜒伸向谷底的五尺道而行時,青石板上四、五厘米深的馬蹄窩寂寞地映射着歷史的風雲際會,山水流過之處,那些斟滿水的蹄窩閃着亮點,匯聚着藍天白雲和歷史深處的馬幫鈴聲,朝着平關和亦資孔方向游去。這一路上的火燒鋪段紅紅、黃黃、白白杜鵑花在花開時節,掩映着五線譜上音符起伏般的古道穿林而過,拖落堡段古道在兩壁相夾的林襯下,隨散布苔蘚的石級隨山風起伏飄蕩,劉官鎮舊普安境內展雲坡與狗場坡岔河上題為「日曆朝陽」「洞豐含波」的迎賓橋在兩道石坊相襯下,像一枚彎弓馱着過往歷史邁向普安州城,走出普安州城,朝着滇黔大道的盡頭而去,朝着盡頭遠方的遠方而去,那個生髮大一統理念,那個生髮以儒治國的地方,才是這條通京大道的原點。是起點也是終點,起點與終點同存同在,長存長在!

郎山龍溪 驛路存韻

夢語長出糾纏的青藤,酷似月光輕盈,山澗水響,風動一方,只為一個側面,或者背影,抑或一種回仰望,一種思量······

郎岱廳設置於雍正八年(1730年)。歷史上,郎岱廳城、羊場分縣(現今岩腳)、落別是現今六枝境內最重要的邑鎮,圍繞廳城和羊場這兩個關鍵點,其古驛道分別向南、北兩個方向延伸。

向南,郎岱廳城成為古驛道必經之地,拜清·鄂爾泰奏請改道所賜。明代以前,「黔省通滇大路陡窄紆盤,羊腸一線。關嶺、盤江等處,尤屬險峻,車馬難行,商賈裹足。」雍正六年(1729年),時任雲貴總督併兼轄廣西的鄂爾泰上書清廷「為請開路改站,以速驛遞,以便商民事」,獲准改造後的驛道經六枝郎岱、茅口河(北盤江)進入普安楊松、舊營、朱昌河、高家屯、大山凹至蒿子卡與原道相接,再經亦資孔、平彝所(富源)直出勝境關入滇。向北,連接岩腳鎮的古驛道和落別汛、六枝汛、岩腳汛交通要道相匯,與安水鹽道(安順府至水城廳鹽道)相交,以郎岱古城、岩腳古鎮為集散中心的古道路徑由是便自然形成。

郎岱廳境內經牂牁江至普安一線的南向古驛道修建耗資極大,系山川地形所致。《民國郎岱縣訪稿·地理志》云:是處「萬山重疊形如樓殿,峰巒之多難以指數」;「郎岱之山,多縱橫磅礴如勇士赴敵,不稍顧忌;又如大將出關,刀、劍、戈、矛、萬騎齊發,不可遏御」。如此地理形勢給古驛道維護帶來的困擾,正如《縣訪稿·卷一·地理志》道路所曰:「全屬主幹石路,東至坡貢六十里,西至毛口四十里,多屬山路,前為滇黔驛站交通正路,三年修理一次,或遇大員過境,亦特加修築,今則多半傾圮不堪人行,亟待修理者畿及半數;其支路由城至岩腳九十里,由岩腳至梭戛為鹽路,多未修理,冬季行旅尤難;由城至灑志四十五里,前通沙營,亦多未修;由岩腳東通龍場至沙家馬場四十五里,西通黑塘路較平整;由岩腳東南經六枝、營盤、大弄、落別至鎮寧全是石路。」當然,在郎岱驛道修築中,也有沒用石頭鋪設的地段,如在郎岱至岩腳的古驛道上,就有兩段分別約十華里的古道地處頁岩地質,因其風化後所形成的指頭顆粒透水性好,且硬度僅次於石灰岩,便被就地取材用作鋪路石。直到如今,黑羊箐林場裡依然還遺存着其古風舊貌片段。

郎岱廳境內的古驛道支線自成一體,略朝四個方向輻射。一是經新場黑塘到水城廳;二是經新場分路到納雍、畢節、水城或威寧;三是經新改驛道從毛口、晴隆、盤縣到雲南;四是經安順到貴陽。無論走哪一個方向,其下羊場分縣(現岩腳古鎮)都是交通樞紐,都是非常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尤其以煙土和鹽的數量最大。這裡售鹽鹽號多達七,八家,煙土銷售盈利每年多達數十萬元,威寧、宣威的火腿、燭蟲(一種制燭的原料)、梨,昭通的蘋果,畢節的土碗,水城的鐵,本廳毛口的紅糖、岩腳的草紙、筍殼(製鞋原料)等地方土特產都在這個古驛道「十」字樞紐集散,馬幫、獨輪車(公雞車)由此卸貨、裝貨,於四向古道上川流不息。

而作為主幹道的滇黔古道盤縣、毛口段一線,其交通之繁忙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郎岱境內打鐵關是滇黔古驛道上的重要關隘,清同治十年(1871),郎岱廳司馬喻懷信在此鐫刻「岩疆鎖鑰」四字。那時,從北盤江邊毛口驛西陵晚渡至關口一路上,過境馬幫時常首尾相銜、絡繹不絕;夜幕降臨,山嶺上形成的燈火長龍,觸目游弋,蔚為大觀,在歲月深處形成一道光與影交織的壯麗風景。這段古驛道曾留下過我的腳印。我曾經從打鐵關沿古驛道而下直至江邊。一路上,古驛道除在有人戶居住的地段之外,保留基本完好。規模還是五尺道的格局,就地取材的鋪路石兩邊長滿了雜草,有些地段野蘆葦長得有一層樓房高;鋪路石的石與石之間,大多長出了二、三寸高的小草,馬蹄踏出的石窩深達寸許;從「小山」半旋而下,途中第一座石拱橋為何名,已無從考察,但料石規整,橋面「攔馬石」上還留有方形石窩,想必當初此橋上曾建有橋亭,供來往者歇腳。橋底被洪水沖刷過的石壁和亂石,或光滑如玉,或似太湖石的鏤空狀,其下溪流潺潺。小橋周圍留有多處人文石刻,讓我深感歷史的厚重。往下「一鎖三江」之橋已經垮塌,料石不知所終,因三股河水匯聚於此,故名之。過完「一鎖三江」去「西陵渡」,古道湮滅,但「西陵渡」的渡口在人們的口轉里還能找到大致位置。自從光照電站蓄水發電,牂牁湖形成之後水位抬高,這條古驛道有一半已被淹沒,剩下的另一半能與打鐵關寬闊的古驛道留下來,已是不幸之中的萬幸了。

支線古驛道像雨後清晨的甘露,以岩腳古鎮為中心四通八達。古道連橋,橋連古道。岩腳八景之一的「平橋春潮」便是在橋、道、水的相依相偎里出現的。

此地往東往普定沙家馬場和安順的古驛道在現今龍河鎮境內尚有殘段,斷橋毓靈山一帶,李士儒生前設置陰鷙渡渡口、建造斷橋,修築連接兩地古道的鐘文,至今還留在破鐘上,讓我在注目里感慨萬千。二道岩村老場壩上現存當年通往大定的官道,在牛馬交易市場處的古道寬約十米,四棱碑上的「清軍府嚴示」規定:「牧牛關山大路,永禁開挖傷塚。」郎岱軍民府在碑上也明確作出了關於此地交通、貿易、墓葬等的有關規定。而由郎岱往東南通往關嶺古道在現今灑志境內田野中忽高忽低出沒,灑志街村民組遺存的立於清代光緒年間的四棱碑,上鐫「告示」「內糧」「剔弊」等規定,對官員經過該地捐款、捐糧、出力等存在問題給民間帶來的疾苦明確取締,對征夫抬轎等有關流弊及採取措施同樣也有明文規定,這一切讓我真切地感受到歷史進步的另一面。輾轉流連在當年郎岱廳和羊場分縣的古驛道上,依稀里古驛道就是一道道文化長廊,所涵蓋的方方面面,讓我感到博大、深邃、精深,用博物館來形容它一點也不過分,值得用生命去探尋。

(三) 鳳池麟山 道響驛鈴

「這世界沒有一件事情是虛空而生的。」(馬良《坦白書》)

水城作為水西故地,在龍場「九驛十八站」和「水西十橋」(概指,歷史上有前十八橋,後十八橋之說。)的規劃格局裡,交通像陽光下構皮樹寬大的葉片上的經脈,線條分明地散向四面八方;只因太多的人只注重當前交通發展,而將這裡歷史上的古道忽視了。

舊事如晚秋熟透的彩葉撲簌簌地墜落,在群山中形成斑駁陸離的圖案,富饒了一方與古道相關的文化風景。

事實上,設置於清代雍正十年的水城廳與比鄰廳府的驛道交通很發達。或從水城經陡箐、比德可入納雍,亦可從徒箐、化樂、黑塘、岩腳、梭戛通往納雍,還可經岩腳到龍場經鼠場進入納雍;或從南開經古驛道到畢節;或沿三岔河谷,經過猴場(屬威寧)、二塘(屬威寧)、大灣(屬六盤水鐘山區)、從東風鎮入威寧境,再沿三岔河谷到威寧爐山,從爐山翻梅花山余脈到金鐘鎮抵達威寧縣城,繼而經宣威跨「可渡河」(北盤江支流)進入雲南;或可從大灣經廟子岩(離大灣鎮治所約五公里)盤旋而上紅花嶺經朱市河上赫章。此間,水城廳東向至猴兒關的古驛道,於此分成兩條:北向一條經比德至納雍達畢節;東向一條或到六枝岩腳後可分別前面安順與郎岱;或從猴兒關、蟠龍到猴場,於此分道經中寨到郎岱,或從猴場經格支渡往晴隆。

往事如煙里,「青山已隨晚風去,我與滄海化桑田。」

當年的水西地區,是一個以彝族為主體的社會形態,疆域包括現今的織金、黔西、納雍、水城、威寧、赫章、大方,甚至鴨池河以東至貴陽部分地帶也屬於其管轄。烏蒙山脈東段在這裡橫陳,千山萬壑孕育出的河流,養育着生活在這方土地上以「大雜居小聚居」方式繁衍生存的各族民眾。有人的地方就有古道相連。而以水城的古驛道而言,並不像有些資料上撰寫的那樣,附會說滇黔大道通過故城商品集散地場壩威水路,而是與此無關。行走在這片衣胞之地的古道上,我的心就像三伏天就着溪泉狂飲,有一種難以言表的欣喜。

出現在我童年記憶中的附城古驛道,印象最深的是出南門經馬鞍山、烏鴉岩到雙龍井的這一條。它沿雙龍井往左延伸,可去青山、鹽井等地,往右延伸,接稅上古驛道,走玉舍林場,過楊梅、發耳,經高家渡往盤縣方向去。這條驛道在廳城近郊相對平緩,路面三米有餘,鋪路石普遍較大,足夠馬車通行。左路青山、雙龍一帶在清代是開採鉛鋅之所,鹽井是水西安氏的大本營之一,故吳三桂剿水西時曾在這裡發生過戰爭,與此相鄰的米羅歷史上曾是糧倉;右路的歸集黃河一帶,曾盛產大米和開採鉛鋅,這就在無形中註定了這條附城驛道修建的規格。雙龍一帶的這條古驛道,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還存在。那時,我於此供職,經常閒遊於此觀風聽雨,在石縫裡長出青草的路上懷古思今。尤其是在夜風吹拂的月出東山之夜,在彷徨徘徊里踏月,竟不知人生該往何處,一切都懵懵懂懂,一切都如腳底青草,似乎知道來路,卻說不清去路······

從雙龍通往盤縣的古驛道稅上段我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走過。這段近千米長的驛道靜臥於四野空曠的山樑上,全用較為規整的石灰石砌成,如遇坡坎,則修築石級,作為歷史上著名的水普驛道遺段之一,至今仍保存完好。往南延伸段玉舍林場裡留下的數公里古驛道寬不足五尺,如蛇似的在綠植里穿梭,它經發耳姬官營到新街與高家渡現存約200米的古驛道相連,通往龍場及盤縣普古連接滇黔大道。水普古驛道曾改道高家渡下游野鍾境內的河營渡口入盤縣,現渡口北「貓砸岩」還殘存廢棄殘段。附城古驛道還有一條是從東門分走新橋邊,過鐘山,經范家橋走沙家巷口與從雙龍到青山的古驛道相連。這條約十公里長的「米道」,從新橋邊到沙家巷口段出沒於稻田之中,晴天如白蛇蜿蜒遊走,雨天似水蛇滑行破浪,為田園風光增添了不少意趣。

「猴兒關依然險峻,羊腸路轉羊場。」(李天極)

彳亍在箐樹蒙蔽,惟猿聲千百,半懸空中,唱和其間的猴兒關到納雍的古驛道上,比德鄉黃草村山樑上彎彎曲曲平平仄仄忽上忽下的不少「s」形路段,在鏡頭裡向遠方延伸,在想象里延伸,與村莊構成絕美的風景。此村「大沙關」埡口那塊百餘立方米的「飛來石」在道路交匯處突兀而立,其上石刻記錄着當年以「丈」認修驛道長度商家和民眾的功德,它與身邊古道仿佛在向後來者訴說着直通三岔河峽谷劉家渡口的這段歷史;而腳踏取之於是處大山的矩形石板,仿佛千層萬層疊壓的高山被我踩破,仿佛時間也在被我無情地迫害,而我面對群山沒有吶喊,有的只是悲喜交加。

我也曾在南開通往畢節這條古驛道上,於下扒瓦大橋、雙橋一帶流連,採錄當年大定府梅百萬為改善鹽運,在扒瓦河上修築了下扒瓦石拱橋,阿勒河上修築了一大一小雙橋的民間故事,詢聽下扒瓦橋橋碑的內容,打探大橋多次被洪水衝垮復建的千辛萬苦;在雙橋聆聽有關它的建造傳說及「雙獅把水口」的風水之謎。在「我見眾山皆草木,唯有見你是青山」里,眼中的古驛道石拱橋長虹臥波,如月如弓相伴着石級,在莊稼、樹木等綠植里連接着遠方的遠方。藍天緩緩地漂浮着白雲,莽原遍布着森林波濤般的黛綠,在這條讓商旅亦悲亦喜的大動脈上,路旁不時會出現石砌弧形頂棚,下有石條砌成的井泉,甘霖或從樹叢中連綿不斷地流來,或從石縫裡汩汩不斷地滲出,在井池或涌珍珠,或微微滴響,水面可鑑人影;無人飲用時,漓泉會從井口條石缺角不慌不驚地潺潺流出去。途行者每逢遇到它,都會停下腳步猛喝個夠,浸心的涼似乎把因跋山涉水而生的滿身燥熱和汗漬一瞬間擊退,因長途跋涉產生的焦躁情緒也會因此消失得無影無蹤。翻過一山又一山,涉過一河又一河,當古驛道上遠遠地出現迎賓橋,或者壽坊與貞潔坊的身影時,他們的心如釋重負。城鎮就在前頭,打尖的地方就在前頭,這裡是他們長途跋涉的人生驛站,是他們補充精力、放飛自由、釋放生命激情的地方,在這裡他們什麼都可以做,什麼都可以不做,可以隨性,也可以率性,生命是需要不同養分的,他們是人,他們也不可能例外。

一條條古道的隱晦長度,是誰一生的凝望?又是誰在歲月里留下的側面或者背影?似乎,這已經不重要了。翻閱歲月發黃的冊頁,六盤水境內古驛道上功能齊全的驛、關、渡、塘、鋪、哨、屯、亭等依然如天上繁星點點,忽閃忽滅。我也仿佛看見了一個個參與古道修築的靈魂,不斷地長高、長大,或許,他們在時間深處已經永恆;甚至不須人言,已永垂不朽!

04

文明、思想、愛心、善良、精神…···文化總是在給人類提供精神盛宴,在裂變中推動着社會不斷進步。

古驛道的出現,其軍事價值、商貿價值、文化價值是相向並存的。當硝煙瀰漫之後,經濟和文化發展就被提上重要地位,其意義在這種背景下就會得到進一步彰顯。

對於滇黔大道和六盤水境內的眾多分支驛道來說,不能簡單地用「茶馬古道」來界定它,也許,重點把明清以後的它視為「鹽馬古道」和「鉛鋅古道」「文化古道」更名副其實。

(一)鹽馬古道

六盤水境內的古驛道,在經歷明初的調北征南,清初的吳三桂剿水西,在社會政治生態相對安穩之後,它的功能不再局限於軍事、交通和文化,而是更多地與社會民生緊密相連,尤其是與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食鹽」聯繫在了一起。

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眼裡:鹽與水、火一樣,都是生命最原始、最神聖的構成要素。其非凡意義從元時馬可波羅受蒙古大汗之託,到西南邊地考察民情的一段記載可窺一斑。經靈關道進入雲南後,馬可波羅發現當地人從井中取水,放在小鍋里煮成鹽,隨後做成一塊塊小餅,下平上凸,打上大汗印,就可以充當貨幣交易——鹽幣。這看似一樁不起眼的小事,卻反映了在邊民生活里鹽與貨幣等價的重大現實。

黔地並不產鹽。民眾食鹽大多來自淮鹽、滇鹽、川鹽,尤以川鹽為重要依賴,故鹽於貴州,就像水於生命。據宋史記載:「蠻人數擾。上召問巡撫檢使,答曰:蠻無他求,唯欲鹽耳。」《大定府志·食貨略·鹽法》載:「元初食滇鹽,至順初乃食川鹽。」《貴州通志·苗蠻》記載少數民族同胞生存時稱:「艱於鹽,用蕨灰浸水」,民間多「佐食恆以蕨灰水代鹽。」這種「食鹽」慘狀在《黔書》中被描述成「至如鄉村人家,大多視鹽如肉,極其珍貴;市鹽回家,並不舂粉,以塊鹽置碗中,和水及辣椒作菜稍有味,即取出」;「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鹽。」 清·陳鼎《滇黔土司婚禮記·序》言及鹽價時記載道:「滇黔薪粒價低而鹽值最昂,石值白金一斤,終歲咽淡。」鹽於人如此重要,於牲畜亦然。《大定府志》里曾說:馬得鹽則健,無鹽則病。對不產鹽的貴州來說,星點有鹽痕跡,都會激發起世人的極大興趣和熱情。水城縣阿扎屯曾經是吳三桂剿水西的主戰場之一,亦稱「鹽井」。它之所以聞名,除了戰爭之外,還與這裡曾經開鑿鹽礦有關。

咸豐十年(1860年),水城鄉紳王古寧在阿札屯一帶,發現泉水中有鹹味,流經之地,石頭草木起「白霜」;而取其水煮飯時,米湯不稠,煮豆不粑,從而斷定有鹽存跡象。經請四川自流井採鹽內行現場勘驗,證實有鹽。後由雲貴總督張亮基轉奏清廷允准,當年開始鑿井。歷經三年,鑿井兩眼,雖未產鹽,然而,其遺址尚存,垂直開鑿的井筒、井壁、石牆至今可見,牆腳下仍有帶鹹味的井水「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殘酷的無鹽現實,也讓為官者們為食用何方之鹽而大費周章。明代普安之為官者,就普安之地使用滇鹽還是川鹽利弊上書朝廷,陳述己見。慕天顏《題復鹽價疏》云:「川鹽每斤只賣三分及三分四厘,以致四分不等,消長不一,原系因地隨時,從不定價。若滇鹽定價四兩三錢,恐窮荒苗民不能舍賤食貴。」其後,有王繼文者在《普安等處仍食川鹽疏》也力陳此理。故而,古驛道發揮其鹽運之重要功能成了硝煙散盡後的一種重大歷史選擇。

明清以來川鹽行黔,系由鍵為、富榮兩鹽場分運至合江、江津、涪陵、敘永等四地,即所謂仁、綦、涪、永四引岸,然後依下述路線,接運至黔省經銷。水西之域食用的永岸鹽,由敘永陸運至雪山關腳,由此分兩路:一經大定、織金等地至安順,全程511公里;一經畢節至威寧,全程553公里。六盤水境內的食用鹽,均由畢節分運六枝、盤縣、水城等地,其所經古道,大多迂迴盤旋於險峰峻岭、深澗大壑之間,其崎嶇險峨,正如古詩所言「下來猶似蛇趨穴,上去宛如猿登枝」。運鹽力夫日均行程僅17公里左右,行路之難,真可謂「難於上太清!」清·田雯《黔書·鹽價》對運鹽艱辛作了如是描述:「又不可以舟車通,肩瘡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值不得不昂,值昂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在此背景下,貴州西部山民里有不少人就靠幫人運鹽來維持生計。《貴州通志·大定志稿》記載說:「故大定之民,幼者十二三,老者五六十,無不以負鹽為業也。數步而肩換,三里而息喘,日食玉蜀黍之爆花,夜眠粗白炙之短席,一生無被,終歲衣縷,頭鮮布巾,足為草履,夏管炙日,冬履霜……此亦生民之奇苦也。」讀這兩段記載,它留給人的感覺是沉甸甸的,讓我有一種想哭卻哭不出來的淒涼。在那樣的年月里,「殺一頭豬不算請客,送一把鹽就算厚禮」,「有人拿走一粒鹽,店主趕過三家店」成了稀奇之事。歷史上,水城廳歸屬大定府,政治街、教育街、文化街、中正街、建設街、三民街、中山街、軍事街等不同功能街道於設廳後相繼建成,相關機構在相應街道上的存在實至名歸。然而,以經商為業的「永岸食鹽躉售站」卻設在軍事街,這種例外卻成了舊時缺鹽,官府亦高度重視的生動寫照。

明清時期的郎岱岩腳,是川鹽入六盤水市境的主要集散地,是郎岱、普定、關嶺、鎮寧及盤江八屬集散川鹽之大銷場。永岸鹽由產區經水路運抵四川敘永入倉堆存後,再分兩條旱道起運入黔:一路沿川、滇、黔驛站大道直發畢節,再由畢節經納雍、水城至岩腳;一路由敘永直運大定屬瓢兒井,再由瓢兒井經大定、納雍至岩腳。起始全靠人背馬馱運輸,背夫用來歇腳的背杵為了防滑被裝上的環釘,於古道石頭上留下了一個個拇指似的穴洞,裸露衣衫下被磨出的層層老繭伴着絳紫色肌膚在汗水裡閃着光亮;馬幫在頭馬鈴聲的召喚下,邁着沉重蹄子,亦步亦趨地緩慢向前,「C」形鐵掌在古道石頭上「磕、磕、嗑」地渾響;馬蹄和石頭的對撞,猶如心有靈犀似的踏在從前留下的蹄窩上。這些蹄窩晴天、多雲天尚好,雨天則形成一個個水窩,於雨後天晴發出耀眼之光,道有多長它們就有多長,到達岩腳約需半月之久。岩腳由是出現八大鹽號,至今永昌鹽號招牌尚存。如今,徘徊在岩腳古鎮回龍溪畔,不時會有反映鹽商文化的雕塑出現在眼帘,與青山綠水相伴,于山清水秀、過往清風裡靜靜地述說着這段往事和歷史。

川鹽入黔驛路不僅崎嶇艱險,而且路阻且長。在土匪搶劫如獸出沒的歲月,保護鹽運就是保護民生,鹽防軍隨勢出現。

這是一支由四川鹽務督辦和仁、綦、涪、永四岸鹽號招募的、用於保護鹽商的隊伍,由督帶官席紹廷統一管理18隊人馬,統一購置發放槍械,負責分防和護送各條鹽路之鹽商,服裝和薪金等費用由鹽商承擔。

岩腳八大鹽號經營之鹽大多經兔場(現名納雍)運送,然後再分銷各地,每場有千餘擔之多。由兔場到岩腳這一段路途中,黎火溝、兒馬沖、圍牆口等處常有土匪出沒,搶劫鹽商。民國14年(1925年),兔場商人杜恆先在席紹廷處保舉四川人李品山組建鹽防軍第18隊,在這條路上保護鹽商。這支由二十餘人發展至三十餘人的護鹽隊伍分成三班:一班去兔場護鹽,一班由岩腳送鹽去郎岱,一班留在岩腳作機動,哪裡出現鹽運匪事就馳援那裡,無事則駐守隊部。

從水城運至盤江八屬的鹽,大多走北盤江高家渡。光緒三十一年,四川總督丁寶楨為推行「官運商銷」鹽政,積極支持在北盤江建造鐵索橋;地方上,普安軍民府段永浚和水城理苗府知府陳淑文積極贊同;在川鹽局觀察趙樾材給予大力資助的同時,水城、普安商紳百餘人相繼樂輸銀兩,地方民眾捐款(籌銀近萬兩)捐物(竹木、苞谷、豆子),水城、普安官府士庶在感奮創建鐵橋中,召集民工千餘人於江邊掀開了起爐鍛鐵鏈,掀開了建造高家渡鐵索橋——普濟橋的高潮……橋建完成後,此渡周圍曾是水城到盤縣古驛道上最繁華的一段,鹽幫常於此進行私鹽交易。選擇在此做這種營生有三大好處:一是過往的人流多;二是交易時可以偷稅漏稅;三是一旦被發現,兩岸高山草叢樹林有利於逃竄和隱藏。江南岸的新店子山下,至今有幾戶人家依山而居。過去,他們祖上曾以開馬店賴以為生,從水城方向過來前往盤縣的運鹽運物馬幫,大多都會在這裡打尖歇腳,餵馱馬飼料,補充食物飲水······我曾經沿江尋訪多處殘遺古驛道,耳聞目睹過懷舊者前來尋覓解放前運鹽所經過的鐵索橋的場面,他們心懷的那份懷舊情緒在我佇立橋畔時深深地打動我,目睹腳下數十米深的江水,我唯有慨嘆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此外,我也曾沿着納雍到水城的鹽道訪查,採錄大定縣的梅百萬因鹽而富,樂輸銀兩,修路下扒瓦大橋和雙橋改善古道交通的故事,探詢橋碑記載的內容,以及民間衍生出的關於雙橋的風水傳說等。在一次次的悲喜交集裡,那些遙遠且親切的歲月,無論是在我的眼裡,還是在與我一般的尋夢者的眼裡,都不會再重返了,唯有吃鹽的歷史、運鹽的血淚、護鹽的噩夢伴隨古道時隱時現,於群山失語大地無言裡不變,依舊永恆!

(二)鉛鋅古道

南方陸上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在西南地區的影響,巨大而深遠。可在我看來,人為地迷戀和錯誤地把本土驛道與其生搬硬套地扯在一起,又何嘗不是一種悲劇?

其實,這兩條道在古代都與現今的六盤水市沒有重大關聯。若以南方陸上絲綢之路而言,僅為擦邊而過而已;再以茶馬古道而言,似乎也不靠邊。境內並不缺茶,《水城縣誌稿·林業》云:「城東百里許木城產茶,味較佳。」有清一代,作為貢茶它一度存在,加之零散之地所產茶葉完全可以自給,然而,這並不能大規模地形成茶的外運。棄小求大,設若要以古道運送之物命名,那麼,明清時期在六盤水水城境內的古道則完全可以「鉛鋅古道」名之。

六盤水市是因三線建設而興起的城市,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然而,從歷史角度來考察,六盤水境內現今的六枝、盤縣、水城、鐘山等市區縣,歷史上本來就具有深厚的工礦文化遺存。以水城而論,它於清代作為一個行政區劃獨立,除了與「懷珠下人,在老兔場毆斃訊官,因移駐大定通判,而拔永常二里屬焉。」事件有關外,更是與這裡盛產、開採鉛鋅礦難脫重大幹系。

「銀,由白鉛中分出。」

水城境內北盤江沿岸的「鉛蓋銀」礦點,以 「精華最足,因巉岩險絕,殊難進······」而久負盛名。明朝時,官府曾先後組織江西、湖廣、四川人在此大規模開採,並集中在野鍾至鉛鋅村一帶冶煉。相傳鼎盛時,這裡有48個官家鎮廠,而每個官家要管百十人,以此推算,當時參與鉛鋅採礦人數就達數千之眾。北盤江北岸的猴子廠、藤橋洞,南岸的黑蜂洞就是此時應勢開辦的。到了清代,這裡的礦幾乎已被采空,采點轉移到觀音山、青山、頭塘、二塘、南開一帶,這為水城設廳打下了良好基礎。

基礎歸基礎。在這塵世,誰念你冷暖?誰知你悲歡?

鉛鋅開採作為一種非常危險的產業,采空時常會伴隨悲劇發生。

在水城明清兩代眾多的鉛鋅採礦點裡,大凡發生洞井塌陷之地,都會流傳觀音菩薩冬天於此賣仙桃救苦救難的傳說。壬寅年夏至次日,踏訪來到南開涼山落銀廠目睹「雍正二年(1724)九月開採起至三年八月終止……」塌陷於乾隆元年(《清實錄》云:「乾隆二年三月二十六日(1737·4·25)戶部議准貴州總督張廣泗疏稱:'黔省大定屬之馬鬃嶺鉛礦,洞老山空,爐民日漸稀少,題請封閉。』」)

的150餘畝狼藉嶙峋怪石瞬間,我的情感徹底地崩潰了。被埋葬的20餘個200多米深的洞井,讓我腦海浮現出的竟是青蓮居士「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描寫「蜀道難」的詩句。采點塌陷之石相依相襯,留下的空縫時而狀如門洞,時而似門半掩,時而又如巨石覆頂,時而恰似壘石堆成冢;沙糖果浸紅低垂,石壁苔蘚枯萎呈銹,狼蕨於亂叢惑舞。我仿佛看到了失色天空下,那些剛逃離生天者的鮮血,被激射於石壁的淋淋猩紅場面;仿佛聽到了亂石重壓下,那細如蚊聲尖利刺耳的悽厲絕望哀吟。落銀廠的殘遺場面,在水城眾多鉛鋅采點裡只是冰山一角,而不能窺視、僅知一度也曾發生的礦洞塌陷,定然會極端地顛覆人們的慣性想象密碼!

採礦與運礦相生相存。

水城廳設置之初,僅有永順和常平兩里;及至乾隆四十一年才「復撥平遠時、歲、崇三里屬焉。」朝廷為什麼會擴大該廳的管轄範圍呢?這與水城那時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和迫切性有關。

大清一統之後,貴州成了朝廷鑄造錢幣所用鉛鋅的重點供給地。造幣離不開鉛和銅,其平衡點必須是鉛三銅七或鉛四銅六。若鉛的含量過高,會造成銘文模糊或易碎;若銅的含量過高,就會造成民間資本收購銅錢,巧取豪奪鑄成銅器上市。其時,境內銅礦鮮見,富礦在於滇雲。故清·謝聖綸在《滇黔志略》一書中按道:「黔中產鉛最富,歲運京局數百萬以資鼓鑄,與滇南銅廠均為國計民生所利賴,亦所謂地不愛寶也。」而黔中鉛鋅主要富集於畢節和遵義,《通志》載:「黑鉛、白鉛,俱出威寧各廠。畢節亦有黑鉛廠。遵義府亦有白鉛廠……」至於滇銅,素來備受關注。朝廷深知「滇南大政,唯銅鹽關係最重。」(《滇海虞衡志》卷二雲)在土人「除耕種之外,別無生計,不諳架罩煎練」(清·《張允隨奏稿(上)》)之後,康熙年間三番平定之後朝廷鼓勵民間大規模采銅,清中期以後,「銅政關係錢法,運京鼓鑄,具有成規。」(《清德宗實錄》卷183)足見鉛鋅和銅值此之際,已關乎國運。

清代,朝廷極度重視鉛鋅採運之略,以下兩則資料可證:

其一:乾隆十四年(1749年)己巳五月甲戌上諭軍機大臣等:「雲貴運送鉛銅一事,辦理日久,諸弊叢生。經朕於營私虧缺之委員嚴加懲處,並令該部詳議定例,沿途督推,自當實力遵辦。但向來銅鉛運京,原有定限,委員往往逾違,及至京交部,又復掛欠累累。總委捏報事故,所至停滯,以便作弊。而各省督撫以事不關己,雖有催趲之例,不過以行文查報了事,遂致劣員任意矇混。肆無忌憚。不思銅鉛有資鼓鑄,本屬公事,凡運送船隻由該省起程,於何日出境之處,已傳諭雲貴督撫奏報,其沿途經過,各省分督撫大吏均有地方之責。雲貴督撫既鞭長莫及,而各該督撫復視同膜外,殊非急公之道。嗣後,銅鉛船隻過境、出境日期,及委員到境有無事故,並守風守凍緣由,俱應詳查明確,隨時具摺奏聞。」

據《大清會典》所云:黔鉛每年凡四次進京,均有府、州、廳、縣雜佐官負責押運。

其二:嘉慶十九年(1814年)甲戌八月壬戌

上諭內閣:「慶保奏黔省鉛斤請並歸道員經管一折,據稱:'水城通判所屬之福集廠額辦鉛斤,今年支絀日甚。緣該處產鉛不旺,四處購覓子廠,地非該通判所轄,輾轉移商,事多擾阻,若並歸貴西道經理,呼應較靈,可期採辦無誤』等語。所奏自系實在情形,著照所請,將水城通判所轄之福集廠務,一併改歸貴西道管理,每年正加起運鉛額,責成該道盡心籌辦。」

另據史志:「畢節設局在廠(福集廠)收鉛,每年奉撥運京一百五十萬斤。自廠起運,由赤水漁塘河轉運至重慶府兌交,委員接收熔化運赴京局供鑄。」清人趙亨鈐《鉛差日記》亦曰:「是役也,運痴重物百二十萬有奇,走三峽,入漢沔,涉長江,迂迴運河。僂指計歲月,往返須三年之久,可謂險且勞矣。大吏檄行,類皆綜計所屬之丞、誶、牧、令,越瀆繁多,為地方所不喜;或強項不任指使,則委此以示罰焉。」而畢節寶黔局「每年用鉛四十萬斤,自水城之福集廠拔運供鑄。」 (《畢節縣誌稿·卷之六·鼓鑄》)正是在此背景下,水城鉛鋅開採才得以大規模發展。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銅礦、鉛鋅的生產和轉運,關係到國家經濟發展命脈,朝廷一直把它們作為大事來抓,並有很多切實意見,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不是輕描淡寫,而仿佛讓我們看到了皇帝批閱相關奏章時心情的沉重,抑或龍顏震怒。

水城鉛鋅開採礦點眾多。當年朝廷設置水城廳,不僅僅只是因為土目沙懷珠殺戮訊兵,也與鉛鋅開採有關。其後不斷擴大其疆土,根在鉛鋅運力之不足。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1776年7月16日),吏部議准裴宗錫的上奏時稱:「大定府屬水城通判官吏萬福廠鉛運,每年解額220萬斤,該廳管轄地方僅常平、永順二里,本處夫馬不敷,請將平遠州之時豐、歲稔、崇信三里就近撥歸水城通判管轄。」從此,水城廳轄五里,50甲,387個自然村寨。其時,水城、威寧產鉛,歲額四百餘萬斤,而於水城來說,鉛的出產與解運使其出現了在「未遭變以前,廳屬各鉛廠,多以此發跡,富至數十萬」的階段性繁榮,史料記載:祖籍湖南,生於郎岱的雷禮祿(1774—1831)在水城就以開辦穿岩洞鉛鋅礦廠和萬福廠,並苦心經營而暴富。生前致富而不忘廟宇、橋樑、道路修築捐款,死後葬於崇文山麓的他至今時被鄉人稱頌。同時,廳城附近尤其是馬壩苗族同胞參與開採和冶煉,更是助推了作為工礦文明遺產之一的鉛鋅采煉之輝煌。

歲月就像一頁泛黃史書,蒼茫而悠遠,在荒草掩映里蜿蜒伸向遠方,撩撥着尋訪者思古之幽情。行走在當年馬幫運送鉛鋅的斷續古道上,想一想頭掛紅纓、腦門戴着紅繡球的頭馬搖響鈴鐺時,山間馱馬吐出的熱騰騰熱氣,蹄聲里斷斷續續的響鼻,或空谷蛇形道上趕馬漢蒼涼的山歌或吆喝聲,我心像自由行走之風,時遠時近。

水城運送鉛鋅的古驛道在境內分兩路進京。一路從水城經威寧與秦五尺道相連,再沿龍場九驛部分古道至畢節、敘永,由赤水水路到重慶,沿江而下轉大運河進京。另一路走南開、赫章、鎮雄入昭通會澤,從金沙江下長江轉運河入京。據《畢節縣誌稿·卷之六·鼓鑄》所載:「畢節設局在廠(福集廠)收鉛,每年奉撥運京一百五十萬斤。自廠起運,由赤水漁塘河轉運至重慶府兌交,委員接收熔化運赴京局供鑄。」咸豐年間,有肖必明者從道署領款接辦水城福集廠專燒鉛鋅,畢節設局在廠收鋅,每年額數奉撥運京,畢節寶錢局鑄幣用鋅,亦從該廠撥運。有資料表明畢節和會澤在當時承擔着被量化的鑄幣之責,現今會澤城中天橋之錢幣造型淵源正好可資佐證。

生活,一半煙火,一半清歡;幸福,一半爭取,一半隨緣。

水城廳奢渡河、青山、二塘、白馬洞、鋅鹽廠、觀音廠、落銀廠等地鉛鋅礦從馬幫敲碎的空山里,源源不斷地被運送到頭塘、二塘、福集廠、鎢鉛大壩等地冶煉出成品進京的整個過程,其實就是一部充滿艱辛的馱運史。我曾在水澤之畔與荒野山樑殘遺的古驛道上行走過,思緒一度被當年歲月感染。在想象中,那些年月馬幫披星戴月,起早摸黑地提着昏黃油燈,搖醒一個個黎明或夜晚,在你來我往裡行進在一條條鉛鋅古道上,一任山風吹拂他們敞開的汗衫,成了他們最愜意的享受;在與山風野草為伴,與煙雲絮雨纏綿里,歲月帘子後藏着的那份不眠幽怨於古老石階上長成水墨般瀰漫的孤獨,不即不離。

哲學家康德曾說:「有三樣東西有助於緩解生命的辛勞:希望、睡眠和笑。」而他們趕走寂寞與塵埃的解乏方式卻是吆喝山歌:

吹起木葉唱起歌,木葉飛進九重坡。

有情有義坡上等,無情無義快翻坡。

山歌好唱難起頭,木匠難起龍鳳樓。

鐵匠難打鐵獅子,石匠難打石繡球。

設若遇到山谷有女人勞作或行走,彼此挑逗和回應的歌聲就更酣暢淋漓了:

男:隔河望見花一坡,滿山花樹好花多。

心想過河摘朵戴,船家不渡採花哥。

女:大河漲水齊半坡,獺貓拿魚順河拖。

獺貓拿魚知水性,今晚情妹要跟哥。

男:有心撐船不怕江,有心打獵哪怕狼。

敢對山歌不怕妹,你會吃人我有槍。

女:小小蜜蜂翅膀多,一飛飛到妹心窩。

不輕不重咬一口,記住蜜蜂記住哥。

男:生不丟來死不丟,要等螞蟥變泥鰍。

要等螃蟹直起來,要等石頭知害羞。

女:世上青藤多又多,藤子牽藤要繞坡。

藤子牽藤要纏樹,莫非姻緣是阿哥。

男:哥是天上一條龍,妹是地上花一蓬。

龍不翻身不下雨,雨不灑花花不紅。

……

這是一種釋放生命原始意味的咆哮,充滿着曠古的悲涼與被壓抑的苦痛,於荒野水澤不絕於耳。識途老馬保持着沉默,於高一腳、低一腳里搖響鈴鐺,鐵掌在石板上不知疲倦地踏出清脆的聲響,用蹄印刻畫着世事滄桑,訴說時間與荒草的故事……

如今,當年的滄桑往事,及像陰雲一樣蔓延的沒落古道,在水繞山環中伴着鳥弄餘音,雞鳴狗吠和馬嘶之聲已遠遠逝去。思接千載里,我想起了一位詩人描寫這方大地的詩作:

高原,空氣稀薄

陽光並不稀薄

大地既被熱烈地照耀

就不會無聲地沉默

……

是的,有陽光就會充滿希望,鉛鋅古道就不會沉默,甚至它還會在時間深處不停地跌現和迴響!

(三)文化古道

南宋賢相陳俊卿云:「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讀書自古以來均是儒生入世的價值取向。

六盤水境內古驛道,承載着這一方土地莘莘學子的生命追求,也承載着他們跋涉的千辛萬苦,記錄着他們一曲曲慷慨而苦難的人生壯歌。

明代以前,貴州沒有開科。明初「有願試者,湖廣就試(明洪熙元年《詔令》)。」驛路千里迢迢,學子行色匆匆,一路盤餐耗盡,到得考蓬已是元氣大傷,心力交瘁。其後,這樣的情形於「緣去湖廣路遠,於雲南為近,宜就近為便」(宣德二年貴州布政使司奏)有所改變;玄德四年(1429)朝廷改雲南貴州合試。明世宗嘉靖九年,田秋向皇上上《開設賢科以宏文教疏》,為貴州「懇請單獨開科」,十四年朝廷批准與雲南分闈開考,十六年在貴陽開闈第一次鄉試。由此,境內學子從去湖廣應試,到去雲南應試,再改到省城應試,所走驛路越來越短,而邁向文明之路卻越走越長。

在這條烙印着入世色彩的古驛道上,現今的六盤水市境曾從大山里走出了一個個風華正茂的儒士。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普安州蔣宗魯考中進士,成為普安有史以來中進士的第一人。自此,普安前後共出現進士17名。其中明代有12名,即:蔣宗魯、李良臣、邵元哲、蔣思孝、沈存仁、邵以仁、何汝岱、蔣傑、董紹舒、王祚遠、謝士章、蔣克達。清代普安有進士5名,即:彭祜、盧世昌、鄧再馨、鄧亮功、張士蘭。郎岱、水城是清雍正年間才開始設廳的,此間,郎岱廳出現了進士張本謨。他們或為官一隅,或教諭一方,為本土文化發展於精神上樹立了標識,為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貢獻。他們遺落在古道上的身影,就是一塊塊催人奮進的功德碑。

一條條古驛道不僅僅只是一條條本土學子的入世之路,也是一條條文化遷徙和交融之路。明清以來,境內的滇黔大道上迎來了一位位在中國文化和歷史上有着重要影響的人物。

姑且不說傅友德、沐英,明嘉靖四年正月中旬,大明第一狀

元楊慎被貶雲南、留宿勝境關,1638年3月27日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入盤考察,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大清民族英雄林則徐巡考雲南留宿郎岱、平彝, 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被稱為清代「西南巨儒」的鄭珍遷官入滇,1938年4月18日前後,聞一多等攜同的「湘黔滇旅行團」途經盤縣,每一件往事都悄無聲息地潤化着

本境,讓本土文化如沐春風,一派盎然。羅曼·羅蘭有詩句云:

人之所以需要理想

猶如水手之需要星星

星星雖不可即

但可指引我們的航程

文化的魅力和靈魂也正如此。一個只關註腳下大地的民族,文化只會原地踏步;而一個有人仰望星空的民族,文化就會大踏步地前進。回瞻境內古驛道對文化交融所作出的貢獻,《詩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的詩意蕩然心胸!

境內古驛道上的文化交融涉及方方面面。以建築而言,古驛道上城鎮呈現出的坐姿多彩形態就是一種很好的佐證。岩腳建築里的東洋因子,郎岱東西文化交融的建築,徽派建築的邊地開花,如滿天星似的耀眼;形式別致的傳統門花、窗花,雕刻精美的石牆裙,塑形雅致的灰雕,樓道走廊鑲嵌的木刻花卉與銘文,宛如甘甜井水讓人回味無窮;盤縣舊城用整塊巨石製成的商鋪櫃檯別具特色,它深刻地反映了是處商品經濟的發達,見證了古盤縣井生活繁華;石匠、木匠、鐵匠、金匠、銀匠,方碑、四棱碑、亭碑、屏風碑……每一個名詞的背後都蘊含着精湛的文化遺存,一切的一切都能讓人觸摸到歷史在這裡的脈動和心跳。

古道帶來的文化撞擊、交融、拓展,市井生活枝生出的世俗文化,都是了解舊時境內浮世之態的最佳窗口。相較而言,我更喜歡從世俗角度去切入,它能讓我更真實地了解底層生活的人間百態。以六枝岩腳為例,馬店、茶樓似乎是打開它歷史之門的鑰匙。作為川黔古鹽道的樞紐,客商如潮,馬幫雲集自不必言說。市民唐啟萬公瞧准商機,於乾隆四十四年在舊街街面開設此後盛名久播的唐家馬店。四間門面,數十間客館和馬廄,占地十餘畝,可納百餘人歇宿;建築主體中間三層石礎木構客樓走廊互通,推窗可覽清溪環繞,虹橋飛渡,一度為岩腳、新場、新華、龍場馬幫入駐之首選。郎岱城系滇黔「大中路」的必經之地,西距毛口驛站40華里,東距坡貢驛站60華里,商賈往來、官吏過路、郵驛傳遞,馬幫上下均須在城中或城外住宿。在盤州,馬幫過高橋經北路入城時,是人民北路沿街十多家店最忙碌的時候,馬夫一邊吆喝老闆娘找熱水燙腳,一邊把馬牽到後院馬棚餵草餵水或換馬掌;閒下來後,針挑水泡的、買草鞋的、做炊的各忙其事,不亦樂乎。在水城,廳屬交易市場場壩上的周家馬店,專門雇有到高家水井挑水和餵馬的人,直到20世紀70年代,馬店還在經營。

「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

投宿馬店最重要事情,除了替馬餵草餵水外,就是要為該換馬掌的馬換掌。換掌大多離不開鐵匠鋪,每座小城或小鎮近郊處,爐火旺盛,匠人眾多,鐵匠鋪在有的地方竟達十餘家。馬夫牽引着該換馬掌的馬匹來到鐵匠鋪後,將馬拴在固定柱子上,抬起要換鐵掌的那條馬腳,用長長的鐵鉗把腳底已壞的「C」形掌拗下來,再用小巧的專用鐵鐮削去馬蹄上厚厚的腳掌老繭,然後在「叮叮叮」的鐵釘敲擊聲里為馬換上新的「C」形掌。有了收入,鐵匠被爐火烤熟的臉像暗夜裡的火焰,盛開成一朵花。馬匹被牽回馬廄交給夥計後,馬夫們就會該喝酒吃肉的就去喝酒吃肉,該找樂子的去找樂子。暮色漸濃,大紅燈籠在街面高高掛起,透出朦朦朧朧的光亮,他們或三三兩兩相約去茶館、去煙館,老闆都是熟人,客套一番之後,就進入了角色。還有的私底下去會老相好,禮物不可少,銀兩也不例外,一番卿卿我我之後,被壓抑的情慾像江水翻騰,繼而像河水緩緩流淌,第二天踏上古道時,天清氣爽里,吆喝聲更加清越響亮,山歌聲伴隨馬嘶鳥鳴在群山間迴蕩,大地一派生機勃勃……

與馬店略有不同的是客店。這種店子以接納古道紅差(接送過往官員的差人)、黑差(接送官員靈柩的差人)、販運煙土者、布匹商人等為主。境內客店之最,以郎岱廳最為昌盛。有清一代,在郎岱這座二千來戶,八千餘人口的廳城竟有大小旅店一百餘家;其中東門和東門外有二三十家,南門和南門外有四五家,西門和西門外有一二十家,北門和北門外有五六家,平街上有二三十家,殺豬巷(十字街)有十多家。大店有床位二三十個,小店有床位三五個不等。廳城平街地處小城中心,徐子儀家「人儀店」、毛雲深家「慶豐店」、雷耀南家「集義棧」、間清家「第一店」等名店都集中於此, 除「人儀店」有床位二三十個外,其餘三家有床位七八個或一二十個不等。就像量身打造一樣,各店住宿旅客身份不盡相同:風儀店多住川湘商人;慶豐店多住區團、保、甲長;集義多住紳耆富戶;第一店多住過往官吏。以住宿條件而論,集義棧有正房五間,左右廂房各三間,上房五間,均系樓房;上面有花園,花園後面有一排平房,平房後有一果園,系入駐者之首選。

秋燈中搖曳的客店繁榮,相應也會為各地帶來其他產業的出現。

同燈紅酒綠相比,茶敘是一種非常文雅的交際手段。比如,在六枝岩腳就出現了聞名一方的謝家茶樓。謝氏於光緒年間置此兩進四合天井,敞廳、包間、套房有別,亭閣互通,廊榭相連茶樓供鎮上士紳,往來富商雅客於此日集,於「飛泉」式沖茶絕技表演里享受或唱和,或神侃,或戲曲,或聽書,或小說、或言商、或交易之樂,欣賞說書賣藝的「說書匠」表演雜技「嘴功」的「雙獠牙」等絕技,都別具雅深人致。

暮煙疏雨吟過往,卻憶古道歲月遙。

以古道為媒的文化傳輸是歲月遺落在人間最簡潔的抒情詩,它富有特色的具象,含蘊的生命意境,必將惠及這一方水土上的民眾,以及他們的後人,必將宛如明月照徹千江······

05

一萬里關山秋風莽,立馬高崗雲水蒼茫。

在烏蒙高原的大山皺褶雲水蒼茫處回頭瞭望,往事已越千年。斜陽欲墜里,縱問蒼天,問大地,問百丈懸崖,問千仞絕壁;問明月,問秋雨,日月星辰,問唐宋元明時,流年也僅一瞬,花開花落無期。儘管如此,可我漂浮的靈魂依然遺落在遠逝的古道西風上,遺落在牂牁江西陵古渡的那一葉扁舟旁,遺落在群山環抱、溪澗縱橫、竹木茂盛、空氣清新的岩腳古鎮,遺落在勝境關穿雲破霧的山谷經脈上,以及荷城晨霧如紗,萬物隱現、渺然迷離、虛實橫生的江南畫境裡。我不知道六盤水歷史上的一座座石城和相生相伴的風土是不是一種文化,但地理學家段義孚說:「從本質的意義上講,風景或環境的內在,本就是文化的建構。」或許,文化本來的含義就是很寬泛的。如此想來,我的內心便如雲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便徹底地空徹透明,便在明月又上東山的片刻,能深刻地感受和領悟皺褶深處「山回迭翠頻開嶂」「月澄夕影鶴鳴淙」的意境悠遠和美好。那些像經絡一樣縱橫交錯的境內古驛道,讓我在歷史長河裡感受到它們如血液般的流動,它們曾經像一條條盛開的繁花,托起了這一方大地的繁華,曾主這一方大地的沉浮,修成功德圓滿,亦功德無量。

峭石叢中尋馬路,

亂山堆里看人家。

停驂草草匆匆酒,

得意紅紅白白花。

在境內考察有關民俗歲月里,每逢踏在深山邊遠處被荒棄的古驛道上,我時常會想起這首詩。因為它,我心中的古驛道才一如既往的美好;也因為它,古驛道文化才一如既往地讓我流連,讓我生髮出探索它潛藏奧秘的衝動。隨着時代的進步和快速發展,隨着高速公路和高鐵的日新月異變化,古驛道面臨着從荒蕪到荒棄,從荒棄到荒廢,從荒廢到荒沒的命運,它逐步會在追求物質享受的人世間淡出人們的視野,退出歷史舞台,在無聲謝幕里成為一曲輓歌。

輓歌惜「挽」。

作為一個徒行尋訪者,我願意把這首大山皺褶深處的輓歌唱下去……

註:2017年6月23日, 盤縣更名為盤州市;2021年1月1日水城縣更名為「水城區」。文中描述與歷史相關的內容時,嚴格依照時間界限而語。[1]

作者簡介

吳學良,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民協會員。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