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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強新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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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62年 內蒙古自治區 包頭市
國籍	中國
知名於	與俞敏洪、徐小平一同創立新東方，真格基金

王強

王強，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計算機科學碩士，著名英語教學專家、美語思維學習法創始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英語頻道高級顧問、特邀主持人，知名的古書愛好者與收藏家，牛津大學哈里斯·曼徹斯特學院授予學院基石院士(終身榮銜) [1] 。曾任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美國「貝爾傳訊研究所」軟件工程師。

人物簡介

王強，以北大文學學士的身份申請攻讀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計算機專業的碩士學位，用了兩年半的時間拿到學位；他憑藉出眾的口才，過人的智慧進入著名的美國貝爾傳訊研究所；然而，兩年後，他又放棄了年薪6萬美金的工作，回國與北大同窗俞敏洪共同締造「新東方」神話；2002年，他的英語工作室應運而生。

人物觀點

在不同的生命周期有不同的人生規劃，但王強對生活始終有一個觀點：人來到這個世界上要快樂，人生每走一步都應該能給自己帶來快樂； 王強用簡單、直率、頑固三個詞作為對自己性格的概括，這三個點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得到很好的印證。他簡單，因為他的眼神依然清澈，甚至會在談到興奮處發光；他直率，因為當筆者對他的話理解有誤時他沒有一帶而過，而是攤開來講得再深入些；無論是談到他個人的成功，還是對成功的定義，頑固和執着； 作為同義詞在談話中屢屢出現。如果用這三個詞形容涉世未深的年輕人或許很貼切，而對於集合了北大求學任教、獲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計算機碩士學位、美國貝爾傳訊實驗室軟件工程師、新東方「三架馬車」之一等等經歷和頭銜的王強來說，保有這樣的品性是多麼難能可貴啊。

人物經歷

北大生活

從學者到維修好手　　80級大學生是文革結束後大學恢復招生的第三屆，也是第一批沒有經歷上山下鄉運動，學習生活自始沒有中斷過的大學生，王強即是其中一員。與那些生活閱歷豐富的老三屆相比，彼時的王強單純而稚嫩。看着這些北大的學兄學姐激情澎湃地為學生會競選籌劃、發表競選演說等，民主的意識讓他大開眼界。北大平等民主的思想自此烙在王強的頭腦中，並一直影響着他，而在新東方，與北大一脈相承的還是這種平等、自由的精神。 80年代的中國正是思想界、學術界、文化界空前活躍的時代，各種文化和思想不斷撞擊出火花，置身北大的王強調動自身的每一份才情和熱情參與其中：做80級西語系英語專業的班長，當了北大廣播站的主播，又成為北大藝術團的團長，和英達、英壯這些人一起演戲。那是燃燒激情、燃燒青春的日子，這些日子給予王強的不僅有美好的回憶，還有北大那種胸懷天下、指點江山、激昂文字的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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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畢業後，王強留校任教6年，1990年帶着對美國文化的困惑和深入研究的願望，他決心自費赴美留學。而選擇學習計算機專業，王強絲毫不諱言是出自生存的需求。「要在美國長久的待下去，首先要解決生存的問題，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逼着我做出了一個選擇，從人文研究轉向實用的學科，因為這樣容易就業，解決溫飽問題，然後回過頭來再思考我的人文問題，這樣也不晚。於是我做出了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但是這個決心一下，我就比較堅決，要改學計算機。因為人不能光有夢想，那會變成惡夢。夢想的意義就在於哪怕最微小的部分是不斷能夠實現的。說一個人有偉大的夢，臨終的時候如果發現最微小的部分都沒有實現的，那這種夢想在我看來是一錢不值的，對個人沒有意義，對社會更沒有意義，總體說來對人類也沒意義，到頭來只是一場空夢而已，什麼都沒有改變，什麼都沒有移動。回到生存來，這是我做出選擇的本意。」 王強拿着北大四年文科成績找到紐約州立大學計算機系系主任，通過一番「計算機最重要的是什麼？——程序——程序是由什麼寫成的？——計算機語言——計算機語言是什麼？——是一種專業英語」論述，系主任被打動，同意王強直接攻讀計算機碩士學位。兩年半後，王強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成為貝爾傳訊研究室的一名軟件工程師。

在美國生活的最大收穫，王強說是學會了真正的自立。「自由是一個雙行道。當一個文化把自由交給你的時候，你也要把自由交給別人，而這種自由包括維護你生存、尊嚴的自由，不能依靠任何人。在美國我學會了修理家中的水管、桌椅、甚至是換輪胎，這是以前在北京不能想象的，在北京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學者嘛，可能不屑於做這樣的事情。」講到這，王強老師笑了，笑得很坦率。「所以美國的工作生活讓我變得更加堅強，對於情感方面、精神方面、對於挫折、失敗這種東西逐漸少了很多恐懼。」

師者的回歸

1995年，北京新東方學校聲名鵲起之時，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漂洋過海邀請北大同學王強回國一同干一番大事。王強想了很久，參雜着對友人的信任、對講台的眷戀、對中國經濟騰飛的信心等等感情，一年後辭掉貝爾傳訊研究室年薪6萬美金的工作，回到北京成為拉動新東方車輪的「三架馬車」之一。王強充滿磁性的男中音和地道的美式發音，一開口就讓能人沉醉其中，在北大6年的執教經驗和美國7年的生活學習的基礎上，王強於1996年開創了「美語思維法」口語培訓。近十年的時間，王強執着地堅守着口語這個領域深入研究，「要麼不出拳，要麼就一拳擊中目標。」「美語思維法」成為一種全新的、極為有效的口語表達突破法，王強也因為被學員成為「美式口語教父」。

新東方與「三架馬車」

作為參與、見證新東方成長的一分子，王強對新東方充滿了熱愛，因為他和新東方已經連在一起，自己最好的時光也是在新東方度過。「我生命已經走到一半，現在回顧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經過十幾年努力和大家一起把新東方推到現在的位置上，自己非常欣慰也非常自豪的。」提起「三架馬車」之間的情誼，王強說：「俞敏洪現在有個煩惱、想喝酒的時候首先還會想到我、想到徐小平，我們三個人的友誼已經有28年了，經過在新東方十幾年的風風雨雨，這段友誼並沒有瓦解，這是最令我們欣慰的。我相信我們會珍惜這種的友誼會持續到60歲、70歲、80歲，如果長壽，會持續到90歲……」

大事年表

1987-1988年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英語系訪問學者。

1990年自費赴美留學。

1993年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

1994年進入美國著名「貝爾傳訊研究所」工作，任軟件工程師。曾獲「

貝爾傳訊研究所」1995年部門「成就獎」。

1996年10月回國，加入北京新東方學校創業團隊，先後設計並啟動了新東方學校的英語基礎培訓課程、實用英語學院課程以及計算機培訓課程。先後擔任過北京新東方學校主管教學與培訓的常務副校長、新東方教育集團產業副總裁及董事長。

經歷編輯

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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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980年，畢業於包頭鐵路第一中學。 1980年-1984年，獲得北京大學西方語系本科學位，俞敏洪的大學時候的班長。 1984年-1990年，畢業後留校任教於北京大學英語系。 1992年-1995年，獲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計算機碩士學位。 1995年-1996年，加入美國貝爾傳訊研究所擔任軟件工程師。

新東方

1996年回國，參與新東方的創辦與建設，與俞敏洪、徐小平並列三架馬車。 1996年10月，王強在北京新東方學校開創了稱之為「美語思維法」的美國口語培訓。「美語思維法」是一代實力派口語大師王強先生積六年北大英語系教學經驗以及七年美國學習、工作、生活的實際經驗加上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迷人的教學實踐融會貫通而成的一種全新的、極為有效的口語表達突破法。這一方法由於它的獨特性和實際效果迅速引起了市場的強烈反響。迄今接受這一方法培訓的達數萬人，其中包括外企的高級員工，經理，海外留學生以及國內的英語學習者。王強先生的培訓課盛況空前，平均三個月前已將全部所設班級報滿，經常會出現高價爭購已報滿課程聽課證的現象。 王強先生深厚的教學功力和精深的英文造詣把口語培訓推到了藝術的化境。2000年10月號的美國《時代》(TIME)周刊亞洲專刊專文介紹了該課程的盛況和影響力。同年，香港鳳凰衛視台「名人面對面」主持人許戈輝進行了專題採訪，被許戈輝譽為「新東方明星教師中的明星」。2001年4月香港有線電視台進行了課上現場英文採訪。5月，韓國國家電視台進行了英文採訪。王強先生在中國首創的「美語思維法」在打破英文學習方法的泡沫，改變陳舊的無效的傳統培訓方式從而幫助中國學生迅速有效地提高英文表達力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贏得了中國英語口語培訓界「實力派大師」的殊榮。 2002年，王強在北京電視台留學ABC欄目中主持雙語節目《FROM WORD TO THE WORLD》(從單詞走向世界)。該節目極富趣味性地探討了英語常用表達法背後的文化淵源，講解深入淺出，內容豐富實用，在全國30幾個電視頻道播出後，觀眾反響熱烈，認為這一節目是到2002年英語學習節目中視角新穎、功力深厚、獨具匠心的力作。王強先生將自己在英語學習各個領域的教學心得進行系統的總結，以使各個層次的英語學習者能有機會領略一代口語大師的超一流的教學風範、無懈可擊的英語實力和快速有效的英語學習法，在較短時間內真正突破英語交流的障礙，能夠準確、流暢、地道地用英語表達自己的思想。 2006年，新東方上市後，王強離開董事會。

天使投資

2011年，王強、徐小平和紅杉資本中國聯合創立「真格天使投資基金」。同時出任「真格基金企業靈魂研究院院長」，幫助投資組合的創始人們從哲學人文角度探討企業真正的使命與意義。 2014年，一起作業網完成2000萬美元C輪融資，作為一起作業網的天使輪和B輪投資者，王強出任一起作業網董事長。 2015年，王強被牛津大學哈里斯·曼徹斯特學院授予學院基石院士(終身榮銜)。

投資案例編輯

世紀佳緣、nice、一起作業、橘子娛樂

經典語錄

1.我和徐小平是大叔，但是真格一線的所有VP都是年輕人，平均年齡在二十七八歲。我們不試圖去理解年輕人，畢竟有代溝，但是我們放手讓年輕人去理解年輕人。管理真格基金團隊和投資年輕人的哲學是一模一樣的：如果我比他們聰明，那我為什麼要雇他們呢？正是因為他們比我聰明，所以我才雇這些年輕人。 2.創業是要比找工作更加嚴肅的一種選擇，找工作實際上是有一半責任由別人替你承擔了，創業全部的事情都要自己負責。倘若你是無意識地為了創業而創業，那你離成功是很遠的。如果投入創業是你的自主選擇的話，那現在起你就應該鍛煉自己性格的自主性，只有做好這種準備將來才可能成功。 3.不要狹隘地認為自己做自己的事才叫創業，創業需要人性和生活積澱，找到一份工作仍然是為創業做鋪墊。倘若你對人性沒有充分的了解，壓根兒沒有接觸過除了宿舍之外的其他人，那你又怎麼有勇氣搏殺在那個叢林般險惡的市場呢？市場實際上是複雜人性的多重組合。 4.創業即自由，這是一種生活方式，不是被安排，是選擇的。因此，一個老大，你必須有胸懷，永遠在人性的自由選擇方面站在最高的價值觀層次，否則，最後痛苦的不是別人，是你。 5.任何一輪資本的進入，都應該對前面幾輪資本的鋪墊心存感激。因為只有天使，才會在企業生死不明的情況下，給企業加油，帶企業上路。 6.我呼籲，一個創業者，尤其是起步時期的創業者，千萬不要簽署對賭協議。除非，你不熱愛你所創立的事業。對賭就是泡沫，就意味着你眼下已有的資源無法達到的目標，而你將被迫必須達到。這是如此的慘烈。 7.什麼叫真格價值觀?就說這個人我覺得這一輩子跟你交往的值不值得，不是說跟你玩三年，你給我一個經濟回報。 8.投資者融資既要考慮調集跟你是否一致，有些資本是中期的，有些資本是長期，你投資最好找非常好的。這個投資人一投，覺得期待十年覺得是能夠等待的。明年就要見效，這個投資人也別玩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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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作品

讀書毀了我

一個戀書狂關於書世界的漫遊奇境記。 「我堅信文字只可能呈現出兩種存在——『有力量的』存在和『沒有力量的 』存在。」「書房就是我的王國，風景收束於此。」王強說。 作為著名的愛書之人，《讀書毀了我》記錄了知名「書痴」王強尋書、看書、買書、藏書過程中的點滴感受，其對圖書的喜愛入痴的狀態實在讓人嘆為觀止。 《讀書毀了我》寫了王強與書的很多故事，你不妨把書看成是王強的「紅顏禍水」。因為很多時候，他已經把書當成了他的情人…… 從歷史上的寵物，到廚煙里的大仲馬，到莎士比亞的博物學，到伊甸園的黑暗，到曼哈頓的書店，王國的主人陪你展開書世界的瑰麗奇航。

書蠹牛津消夏記

即將出版。

社會活動

出於對文化和教育產業的關注，王強還擔任了中國民營文化產業商會執行會長、CCG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常務理事。

傳記電影編輯

作為新東方的「三駕馬車」，俞敏洪、徐小平、王強的創業故事被改編為劇本，由香港著名導演陳可辛執導、定名為《中國合伙人》，講述了「三駕馬車」的化身——成冬青、孟曉駿和王陽白手起家創辦「新夢想」英語培訓學校的故事。其中，佟大為飾演的王陽人物原型便是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王強。

王強：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會託付給徐小平，而非俞敏洪

編者按： 陳可辛導演拍攝的《中國合伙人》在國內票房大熱後，以其原型背景曾經新東方的三駕馬車（俞敏洪，徐小平，王強）得到了極大的關注。王強老師正是 中國合伙人中「孟曉駿」的原版人物。 順便提一句： 優酷出品的《老友記》中有相關的視頻：2013年3月有徐小平老師和聚美優品 陳歐的對話。5月份有中國合伙人很多的視頻，推薦觀看。 本文 來自豆瓣閱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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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國合伙人》熱映之際，《人物》採訪到了電影的真實原型、新東方「三駕馬車」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強，請他們談談真實合夥經歷。

今天給你帶來的是王強訪談實錄。

談離開新東方後 缺了任何一個都覺得有點孤單

2009年還是2010年，老俞有一次在電話里邀請我，他說王強，我想讓你考慮考慮，能不能再回到新東方董事會。我想了一下，跟老俞開玩笑說：老俞，這十幾年，你還沒受夠我的氣，我說第一個我不想折磨你了，第二個通過折磨你我也折磨我。我在新東方問心無愧做了所有的東西，幾乎沒有保留，揮灑了我十幾年的才華和激情，我想現在就算了，我該休息休息了。

我是真的不想回。第一個我覺沒必要，因為現在（新東方）是個上市公司，有了巨大的監管層，紐交所，世界級的監管，再一個他們已經職業化，我覺得我早期的功能已經了結了，還是（情願）做一個嶄新的事。

我跟小平做「真格基金」的時候，我說小平，真格基金的成功必須跳出新東方成功的影子，我說你不能背着「新東方」這三個含金量如此重的三個字來做我們真格的事情，你要完全忘掉新東方，你才能夠成就真格這兩個字。他跟我一樣談到新東方津津樂道，但是當做事情的時候，既然我們選擇了真格，我覺得必須忘掉，所以在真格我們不會天天想着俞敏洪，就像他在新東方不會天天想到我和小平一樣，但是在我們鬱悶的時候，吃晚宴的時候，偶爾面對明月，開老俞兩句玩笑，雖然他聽不到，但那是我們的情懷。

當年新東方董事會做出一個決定，讓小平離開董事會，那場投票也非常戲劇化，一個藝術，人生的藝術。

他是大股東，一票就解決了，他的解釋是為了公平。這一棄權，他把這個棋扔給以我為首的剩下的小股東了，在這個情況下我要做出我的判斷，他們倆都是我的摯友，但是由於包括我在內，當年跟老俞的衝突已經在董事會上達到了非常白熱化的狀態，我只是說從生態要降溫的角度，投了同意票，這個也是我人生我做出了最痛苦的決定，但是後來我向小平解釋，我希望他理解。我說，我投了同意你離開董事會這個票，不是你不符合董事會的要求，是咱們趕快先降降溫，我說小平如果你離開董事會，你相信我，我還能夠代表你的那些觀念，我仍然在董事會裡跟老俞交流。我想這樣的話，也許老俞會覺得，並不是你們倆聯手向我來，那小平離開了，王強仍然是以這樣劇烈的方式來談，他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認為我這是有理性有道理的，要麼把我再驅逐董事會，那新東方就崩潰了，三駕馬車就徹底散了。所以當時我明知我完全可以做個和事佬，我可以棄權，老俞都棄權了，我更有責任棄權，我不表態，但這不是我，我今天仍然不後悔。

但是小平畢竟是有胸懷的，我一輩子我始終在問，我為什麼不能夠圓滑一點，但是我的性格在那個剎那沒有讓我做出這樣的選擇。但是我想總有一天小平還是回到董事會的，因為他是新東方的大腦，他是個思想者，老俞是舵手，但是新東方歷次往前發展，都是小平在第一推動者。我認為像小平這樣一個充滿激情充滿才華的人要不在董事會，我在董事會也沒什麼太大的意思，我們之間就樂在彼此之間的交鋒，它是合力，缺了任何一個都覺得有點孤單，所以你像我這樣的個性做出這樣的決定，但是我至今仍然不後悔的是恰恰小平暫時離開。贏得了我在董事會的繼續向老俞挑戰的狀態。

我後來把我擔任的全部職位卸掉，頓時從百萬年薪到一分都沒有。不是因為我高風亮節，是因為我覺得既然大家覺得這是個方向，我帶個頭沒什麼錯，既然大家決定這個犧牲是暫時的，將來有可能回報是巨大的，儘管沒人給你這個肯定你一定有回報，這個需要魄力，這個需要膽量，這個需要傻勁。所以我說我老當老二有點二勁，真的，而且我樂在其中，一個人想太多沒有用，我的性格是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

談回國創業 老俞說，你要真辭，那就回來

我這個至今還沒跟老俞談過，小平也不知道。這是我今天第一次透露，真正最早的讓我做出選擇實際是上海前進蔡光天的所謂創業史。 我現在告訴你們，當年上海有一個外語培訓的機構叫做「前進」，前進學校，那個老師叫蔡光天，姓蔡的蔡，光明正大的光，天下的天，那個時候他50多歲我記得，復旦大學學數學的，他就在那時候呼應了80年代中國的出國熱，他就開始一個一個貼小廣告，辦了所謂前進補習學校，現在這個學校在哪我已經不知道了，但是坦率地講，除了感謝俞敏洪，在俞敏洪之前，我選擇走進新東方，我要感謝這個人，蔡光天，我在美國的書店裡買到了一本他的自傳。

他做了幾年，就從一個非常窮困的中學教數學的教書匠，靠他50年代在復旦學的外語底子，辦的生龍活虎，我看他經營的數字令我吃驚，我覺得中國還能出現這樣一個東西，差不多半年以後，讀完這本書以後，這本書可能還在我美國的書房裡，我若干重要段落全用紅筆勾勒出來了，蔡光天是如何致富的。

甚至有一剎那，我想到上海去應聘，到蔡光天那裡，我自我推介我是個人才，當時沒想到老俞在北京已經做了一個學校，完全不知道。

1995年年底，老俞就出現了這個北美之行，這麼北美一談，我想這正是北京的前進學院，我們如果在北京做，蔡光天都能做成這樣，那我們這些人湊一起，肯定做的不會差於他。

在北大的時候，那時候哪有人認識俞敏洪，但是當時到美國沒有人認出我來，只有認出老俞來，這個人生刺激也是所謂成功的激勵是正向反向都有，當你那麼熟的朋友，變成這樣，你總是心裡會有一種震撼。這不是嫉妒，這是刺激這是激勵。

我倒不覺得他有錢，他也沒告訴我他有多少錢，甚至我今天聽你說第一次知道他當時已經掙上千萬了，我不知道，因為他一直沒公開過帳目，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存在他的腦子裡。 但是從言談話語我覺得他不是大學的他了，說起來如此邏輯清晰流暢，滔滔不絕，這不是我以前印象中的他，那顯然就是說，他完全不是過去的他了，所以我覺得可能是這樣一個反差，如果他還是以前的他，我也許不一定，他現在是不一樣了，所以我覺得還是過來吧，那麼我心裡上並沒有任何一個剎那，包括現在也沒有所謂嫉妒的東西，否則的話，我為什麼要做（新東方的）第二第三呢？

恐怕他更願意展示他通過這幾年我們班唯一沒出過國的人在國內奮鬥的不錯，展示一下，但是沒想到，這一展示，他這個信號不管是炫耀我們、想誘惑我們還是真正發自內心，等到我真正跟他坐在桌上談，1995年在我家的時候，我喝完酒以後我說咱們嚴肅地談談這個事，我要辭職了，咱們一起做這個新東方。一開始他展示新東方非常興奮，等到嚴肅談，他反而沉悶了，因為他心裡也沒準備，把我們這樣的人物叫回來，他人生面臨什麼？ 甚至當時他的家人都說，你千萬別把王強叫回來，你能管得住嗎？我不知道是誰，反正是他家裡人。肯定這麼說。所以這些東西就在一起，實際上這個信號無論他是想發還是不發，但是我和小平顯然從不同的境遇迅速捕捉了信號，而且行動了，小平第二個月就回北京了，我一聽他如此決心大，當時還不知道他沒工作，沒有什麼辭職的這個程序。造成了他創業成功的最好的保障，我需要3個月，同時需要交代工作，的護照已經過期了，所以我花了一年，他12月底，聖誕前到，我10月份回來的，10個月。

當時我也是刺激他，我說老俞你要考慮，你一定要讓我回新東方，咱們三個做，如果你不答應，我現在直率地告訴你半年以後我一定會在你的校門對面建立一個學校，做的是和你一模一樣的東西，這個學校名字我已經想好了叫新西方，校長叫王強，老俞一聽，沉默片刻，他說算了，大家一起回去吧，就在「新東方」三個字下做吧，其實是這樣。他並不是當時很明確地要讓我們回去，他可能想展現一下，因為小平當時一拍即合，因為當時他失業，他丟掉了失敗獲得了成功，我要丟掉一個成功去擁抱一個失敗。這個東西人生反差太大了，得有賭徒的心態才敢做。

當時小平絕對想回去，他說王強你想想，我們在北京做事挺好玩，他說，但是我不覺得你敢於放棄你現在的日子，因為他去看我當天的下午，我帶他參觀了我整個的貝爾傳訊的辦公樓，到了我的辦公室，我桌上兩台工作機，非常舒適，食堂，到了我家一洗澡，他第一次去美國，他覺得水龍頭呲出，打的身子疼，他說我在國內從來都是滴滴答答的，你這我得躲這個水，太疼了。 老俞說，你要真辭，那就回來，所以那個時候我真正的觸動了，經常一個禮拜給他們傳真一次，那時候小平已經回來了，他倆在新東方違章建築里收我的傳真，收一個不違章的傳真，天天探討可能性，你們做的怎麼樣了，需要什麼，我回去究竟做什麼，我還在探討這個東西。我並不知道做什麼。但是我保證我說老俞你相信我，凡是你回去你做的我不做，你不做的我再做。這是作為友情，儘管你做的我也能做，不一定做的比你差。

談三駕馬車 馴服友情荷爾蒙

從時間節點上，我從1996年回來到2006年上市，等於算是半退出。但是從2006年到2010年，我又做了4年，給新東方做講座，沒有任何行政職務，2010年開始不再為新東方做講座，這標誌着我正式離開新東方日常管理這個舞台。然後在徐小平的說服下，跟他一起來做真格基金，那是從2011年開始，真正我們倆又走在一起，所以這之後大家的聚會就變成了只是敘友情了。

老俞，我從他身上學會了堅毅，百折不撓，小平，從他身上我學會了「愛」和「真」這兩個字，這些都是我人生中做事時不時要回在腦子裡的一個標杆。

我常常說，我像鋼鐵一樣堅強和脆弱，因為鋼鐵看似堅強一熔化就最先斷掉了，老俞像蘆葦一樣堅韌，蘆葦看似很柔，但是很堅韌，你折不斷他。那小平既有蘆葦的柔韌也有鋼鐵的堅強，他是黏合劑，其實他的某些性格更像佟大為扮演的陽光的角色。當我和老俞觀念衝突十分劇烈，幾乎沒辦法融合的時候，小平在中間成為一個斡旋的人。

1996年我從美國回來，是小平和老俞帶了一束花到首都機場接我。但是就在我剛拿到花坐進老俞汽車剎那間，我就問他一個問題，我說，老俞感謝你信任我，讓我回來，我問你個問題，今天我和小平一無所有，有一天我們萬一做的比你名氣更大，你能承受嗎？這就是遠遠超過了所謂一般友情的問題，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和小平渾身的能量你要做好準備的，你可以是老大，但是我們一定在舞台上留下自己非常好的演出。你能不能承受。老俞說當然，我讓你們回來就是讓你們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我說好，老俞你記住你今天說的這個話，這樣我就可以一輩子跟你做了，你有這個心態就行。

其實在我看來，我們沒有一個庸俗的結局，只歸結於新東方在上市之前，我們成功做到了一點，就是逐漸地在痛苦的過程，學會了讓這個友情的「野性」被大家共同價值的這種理性逐漸馴服。因為友情和荷爾蒙一樣，特點就是野性沒有原則，哥們義氣，兩肋插刀。那友情的感性在公司治理所要求的遊戲規則的強大的甚至冰冷的，或者殘酷的理性面前，碰撞，彼此互消互長。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新東方上市以後，儘管我們離開新東方的管理平台，我們三個人的友情仍然在線下延續。

我們現在見起來也是無話不說，我仍然可以像當前在大學一樣調侃老俞，嘲弄老俞，不管他是在業界多麼偶像級的人物，在我這裡只有「嘔」，沒有偶像。因為我擺脫不了大學期間對他的一種印象，新東方成長期間，老俞當然代表這個集體，他成為了第一領導者。當然聚光燈所有的鮮花都衝着他去的，但是我們太知根知底，大學怎麼樣，新東方早期怎麼樣，我們仍然見了面談笑風生，仍然諷刺挖苦，他在我們面前，真正坐到朋友面前，沒有外界的青年學生看到的那種領袖魅力。這個氣場不存在，至少說我們三個人平起平坐可以說。我今天還諷刺小平，他發了一個微博說，我在講演的時候，我說他和老俞一拍即合的就回國了，因為什麼，因為他在加拿大沒工作，這是事實，這不是我調侃，我們之間說話非常直率，我的缺點我的個性不好的東西，他們倆也會去說。可能老俞覺得痛苦的也在這，他始終在內部建立不起來絕對的領導權。

談老俞 希望俞敏洪成為柳傳志+蔡元培，但他兩輩子也達不到

其實當年從北大帶過來這個東西沒法丟掉，我們很難設想突然必恭必敬地說「俞總」，現在我也沒有見面就是老俞，你太土了，仍然是這樣。

我對老俞說話不客氣，現在也不客氣，極盡人格打擊。「土鱉」算是客氣的，我用的最多就是「農民」兩個字，意思就是說你怎麼這麼土，怎麼會這樣想，動不動一拍桌子就是「農民」。

他不太反擊，唯一一次發火的時候，是他母親把他惹得生了大氣，他在外面發火扔了手機，還砸到我的車上，你看他非常理性——我好不容易買個車，直到賣了以後，那個洞還沒穿出來。所以老俞有超人掌控能力，他的車也在旁邊，怎麼會扔到我的車上？這個手機還沒摔壞，我的車倒受傷了，結果那個點還不是我刺激他，他老媽讓他生氣的。 我崇尚的人生座右銘，叫「做事要深，做人要淺」。我交給你一個事，你要做的深不可測，做的讓我百感交集，做人要淺的像茶一樣，你不需要交流我就知道你的心靈在想什麼，人際交往的成本就降到了最低。

老俞的性格有很外向的一面，但其實是不太愛傾訴的這麼一個人。他作為一個企業第一領導人，很難讓人第一時間非常清晰地看到他心裡在想什麼，所以他的這種猶疑也讓大家產生了很多懷疑，這就是為什麼當年衝突痛苦，讓他也覺得痛苦，他可能也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所有人跟你對着幹。大家需要安全感，這個企業怎麼走，每個人的權力利益怎麼分配，如果你不能非常明確的，扔在桌面上，只是自己在消化，按照自己的時間表走，那當然大家不可能理解你內心在想什麼。

因為當時新東方的創業股東還有一些嘛，大家很多是衝着老俞來的，老俞是第一領導，這個不是拿他做人身攻擊，你既然是第一領導，你的責任也就是最大的，所以大家對你的發難或者詰問，其實是面對企業如何進步的這種詰問，這個我認為是非常理性的，我常常舉例子，就跟民眾們對美國治理好不好，他只會找奧巴馬算帳他不會想起副總統，因為你是第一領導人。

聯想大家只想到柳傳志或者楊元慶，阿里巴巴再怎麼樣，大家好的想到馬雲，壞的一定想到馬雲，這是匹配的。所以我們早期的衝突是這樣一個東西，在一個團隊裡沒有什麼先知先覺，因為大家都在摸索中在成長在痛苦，在挫折中尋找方向，都是這樣一個狀態，所以大家彼此痛苦，這就是當年的一個現實狀況。

按照盧躍剛那本《東方馬車》所描述的，好像俞敏洪是一個先知先覺的人，帶着所有的胸懷，願意跟所有人分享，他的所有的決定都是高瞻遠矚的，我覺得瞎扯淡，坦率地講，老俞是進步過來的，他有今天的他是成長過來的，我們也是，我們也不是先知先覺，我們也在痛苦中，在多少次想離開這個平台的過程中，不斷不斷理性回歸，讓這個遊戲規則，束縛友情的野性，成長成今天的。

老俞他不僅要想我們三個人的關係，還要想我們三個人之外的全部的關係，不僅想新東方的全部關係，還要把新東方放在整個大市場的競爭格局裡來思考問題，甚至放在中國整個現實中如何生存去考慮這個問題，我承認在這個層面上他所擔負的責任要比我們重大的多，他所承擔的苦難壓力也遠遠超過我和小平共同擔當的苦難，他作為CEO，新東方創始人，他再有理想色彩，他面對現實，他要處理具體的問題，所以他必須變換成一個理性主義的角色，甚至是現實主義的角色，我們的爭議不在這，我們的爭議在於如果你思考的是超越我們的東西，難道分享這個東西，我們不理解嗎？他的習慣是不願意表達的。

他在推動新東方改革的過程中，我其實幫助他做了很多東西，比如他不敢開人，老俞從來不會開人的，電影裡對這個描述是準確的，他是心有恐懼的，或者是情愫，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從國外回來辦的第一件事，不是教學，是幫助老俞開一個他希望開掉的人，我非常明確地問：「你目的是不是讓他走？」他最後告訴我「是」，那我就按照我的方式來，最後經過三個小時的唇槍舌戰，那個人最後還要發問，「俞老師，王老師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嗎？」俞老師說「是」，他終於走了，這是我回來辦的第一件事。

時不時的，我和小平走到哪，觸景生情就想到老俞，老俞作為犧牲者，總是出現在我們的談笑風生之間，缺不了，三個人交集了那麼多年，30年，你怎麼忘掉呢？它忘不掉。

經常想到他土的那一面，比如說當年上市，我們在吃麵，小平回憶起來，說在香港慶祝新東方上市成功，但是老俞捨不得大家在酒店吃早餐，一人好幾百挺貴，所以老俞建議大家自己解決，覺得上市慶祝把我們叫到香港，竟然還要自費盈虧，就是老俞把我們逼成這樣，他節省是有名的。

以前我們在秦皇島講課，老俞說今天請高管吃海鮮，走進一個海鮮店，服務員端上一盤螃蟹，特別好的螃蟹，老俞說有沒有低一檔的，服務員又端上來，老俞說還有沒有更差一點的，他不當着大家面，至少我在，我作為一個見證。結果最後服務員說，老闆你究竟要什麼樣的螃蟹？我說這你還不明白，殘疾的，腿越少越好，只要便宜。只要能為公司省錢。 我要離職的時候提出，希望俞敏洪，不僅要成為柳傳志，還要成為蔡元培，這要求太高了，老俞兩輩子也達不到。

小平的性格率真，我30年少見的這樣的人。坦率地講，如果我這一生，要有最重大的事情託付給一個人的話，在朋友中的第一個人，或者沒有第二個人，那就是小平。我不會託付給老俞，因為託付給他他不告訴我。他思考太多了，我讀他很費解。

想想老俞挺心疼，但是沒辦法。（但是）不會的，我一輩子也不會當正面表達出來，那是沒辦法，這是命。如果他不心疼，他要培養接班人。如果新東方找不到接班人，老俞會仍然在這個崗位上干到60歲，不可能有任何改變。

談新東方精神 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夥開公司？恰恰相反

「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夥開公司？」（電影《中國合伙人》台詞）經歷一個新東方，我倒覺得恰恰相反，如果一個企業真正做大，你一定要跟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做，但前提是，這個友情的野性一定要被程序正義的理性馴化。如果沒有這一點，你的友情是不足以支撐一個企業的正規化治理的，它一定會分崩離析。

關於做一件事，比如說時機的把握，速度的選擇等等這些都是既劇烈又痛苦的選擇，因為當時我們在早期，很難分清楚哪些在友情範疇里可以規範的東西，哪些是必須放到規則領域裡規範，跳到今天我可以坦率地講，如果再走一遍，我可以清晰地知道公司該怎麼治理。包括老俞當年他都不知道，他的痛苦也在這。大家都處於在同樣一個摸索階段，老俞在管理的具體事物上來說他動手能力比我們強，或者他樂於這個，我和小平的生性，也許動手能力不如他強，而且在心理上比較抗拒日常瑣碎的管理，我們更愛務虛，他愛務實，這也是新東方文化很好的一個部分。

新東方精神是我覺得就是他試圖傳遞這麼一個價值觀，就是說當現實給你華麗的所謂命運的軌跡，如果你能夠敢於突破他的話，你要付出自己的努力，一旦付出這個努力，也許面對絕望的或者是沒法抗拒的這麼一個軌跡，你要做出不同於他人的軌跡，所以新東方的校訓就是「從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人生終不終將輝煌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你得敢於從絕望的狀態中尋找到希望的方向。

俞敏洪是控制欲極強的人，他什麼東西都事無巨細希望控制的，這些年來我們就試圖給他從相反方向，要讓他少控制，只管大的，不管小的，他以前事無巨細，連釘個釘子都要親自釘。

所以小平天天在新東方倡導務虛文化，我認為這是非常必要的，這就是創始團隊和執行管理層的區別，執行層你當然不能務虛，讓你完成什麼指標，你趕快完成，最好超額完成，但是一個企業不僅僅是一個數字，你要想達到數字之外的東西太多的，你的企業形象，你的認知度，你的反饋，這些東西全部要匯集成做金牌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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