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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宗靈 | |
|---|---|
| 出生 | 1923年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法學家 |
沈宗靈，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23年生於杭州，194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法律系，1948年在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獲碩士學位。先後在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校執教，1993年退休。曾任北大法律系法學理論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比較法——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總幹事，中國法學會比較法研究會總幹事，國際法律哲學與社會哲學學學會中國分會第一任主席。主要著作有《美國政治制度》、《現代西方法律哲學》、《現代西方法理學》、《比較法總論》、《比較法研究》和《比較憲法》等。譯著有《人和國家》、《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美國法律概論》和《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等。主編《中國社會主義法律基本理論》、《法理學研究》、《法學基礎理論》（新編本）、《法理學》和《法理學與比較法學論集》（上下卷）等。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國法理學、現代西方法律哲學和比較法總論。 沈宗靈教授於2012年2月16日9時16分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逝世，享年89歲。[1]
主要著作
論著
《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沈宗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美國政治制度》，沈宗靈著，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比較法總論》，沈宗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中國社會主義法律基本理論》，沈宗靈主編，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百萬個為什麼 法律》，沈宗靈著，灕江出版社1990年版；
《現代西方法理學》，沈宗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比較法學的新動向——國際比較法學會議論文集》，沈宗靈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法學基礎理論》，沈宗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西方人權學說》，沈宗靈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法學基礎理論自學考試題解》，沈宗靈等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比較法研究》，沈宗靈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法理學與比較法學論集——沈宗靈學術思想暨當代中國法理學的改革與發展》（上、下冊），沈宗靈等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法理學》（第一版），沈宗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比較憲法--對八國憲法的比較研究》，沈宗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法理學》（第二版），沈宗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比較法律經濟學 》，沈宗靈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法理學》（第三版），沈宗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沈宗靈譯，中國商務出版社2010年版；
《人和國家》，沈宗靈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論文
《我國過渡時期社會的法與道德的關係》，載《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3期；
《略論羅馬法的發展及其歷史影響》，載《歷史研究》1978年第12期；
《論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我國法學基礎理論學科的改革》，載《政治與法律》1984年第4期；
《比較法學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1期；
《法律分類的歷史回顧》，載《法學》1985年第6期；
《論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歷史發展和現狀》，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
《法律社會學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載《法學雜誌》1988年第1期；
《論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制的作用和發展規律》，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
《法律推理與法律適用》，載《法學》1988年第5期；
《批判法學在美國的興起》，載《比較法研究》1989年第2期；
《論法理學的創新》，載《中外法學》1989年第3期；
《對霍菲爾德法律概念學說的比較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論波斯納的經濟分析法學》，載《中國法學》1990年第3期；
《塞爾茲尼克的法律社會學》，載《中外法學》1990年第3期；
《拉德勃魯赫的相對主義法學及其後期轉變》，載《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第4期；
《漫談怎樣寫學位論文》，載《中外法學》1991年第1期；
《評現代西方法理學》，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載《中國法學》1991年第5期；
《人權是什麼意義上的權利》，載《中國法學》1991年第5期；
《九十年代我國法理學的展望》，載《中國法學》1991年第6期；
《注意比較法學的研究》，載《法學》1991年第11期；
《「法律哲學」一詞詞義商榷》，載《中外法學》1992年第2期；
《當代中國的判例——一個比較法研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3期；
《比較法學的一些理論問題——國際比較法學會議述評》，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4期；
《二戰後西方人權學說的演變》，載《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
《法、正義、利益》，載《中外法學》1993年第5期；
《論法律解釋》，載《中國法學》1993年第6期；
《論法律責任與法律制裁》，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
《再論當代中國的法律體系》，載《法學研究》1994年第1期；
《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法學》，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2期；
《從《中國21世紀議程》看法律的作用》，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5期；
《對《比較法的力量與弱點》一書的評述》，載《中外法學》1994年第6期；
《論法律移植與比較法學》，載《外國法譯評》1995年第1期；
《女權主義法學述評》，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3期；
《有關法律教育課程體系的兩個問題》，載《中外法學》1995年第4期；
《二戰後美國法律對民法法系法律的影響》，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5期；
《評薩科的「法律共振峰」學說》，載《中外法學》1995年第6期；
《歐洲聯盟的法律與比較法學》，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1期；
《為建立比較法學而努力》，載《政治與法律》1996年第3期；
《比較法學的方法論》，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第3期；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6期；
《亞洲三國伊斯蘭法的改革——比較法研究》，載《中外法學》1996年第6期；
《在精神文明建設中道德與法律並重》，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6期；
《中國大陸與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差別論要》，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6期；
《評介波格旦著《比較法》(1994年版)》，載《中外法學》1997年第4期；
《當代中國借鑑外國法律的實例（上）》，載《中國法學》1997年第5期；
《當代中國借鑑外國法律的實例（下）》，載《中國法學》1997年第6期；
《學習十五大精神座談會發言摘登》，載《求是》1997年第20期；
《權利、義務、權力》，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
《依法治國與經濟》，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3期；
《評介哈特《法律的概念》一書的「附錄」——哈特與德沃金在法學理論上的主要分歧》，載《法學》1998年第10期；
《對《三種法律模式：世界上法律制度的分類學與變化》一文的評介》，載《中外法學》1999年第1期；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中國法學》1999年第1期；
《再看《比較憲法》一書——為紀念錢端升先生百歲冥誕而作》，載《中外法學》1999年第5期；
《美國比較法現狀和改進建議》，載《外國法譯評》2000年第4期；
《評「法律全球化」的理論》，載《國際經濟法論叢》2001年版；
《董必武關於法制的思想》，載《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第一輯）；
《八國憲法首先實行的制度和特徵》，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
最勤奮的學者
沈宗靈的學生劉星回憶，在北大法學院圖書資料室翻閱外文書時，發現幾乎所有關於法律理論的，借書卡上均有先生簽名。
法學院校學生，都會對沈宗靈有所了解，是源於他所主編的「紅寶書」（書皮為紅色）《法理學》。這是一本入門級別的法學基礎教材，大而全，功力也深厚。不過，大部分學生只是「有所了解」，不夠深入，就不是書的原因了，而是因為，在法學的所有科目裡邊，法理學顯得最不經世致用。
當然，根據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生趙冬的說法，沈老的影響，可不僅於此。趙冬說，沈宗靈還有一本《現代西方法理學》，是多數院校碩士、博士入學考試必備書目，可稱為「寶典」。
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理事周永坤最為看重的，就不是沈宗靈寫的這些法學啟蒙類教材了。他說，不必避諱，由於時代的限制，沈老的教材中，有一些是「維辛斯基」（前蘇聯法學家）的東西，這當然不是他的錯。 出生於1923年的沈宗靈，是學着民國時期的「六法全書」於復旦大學畢業的。儘管畢業後，他又自費去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並獲政治學研究生學歷，但回國後，因政治大環境所致，他不可能不將法理學與蘇俄法學做結合。
這倒是沒有將沈老故步自封起來。實際上，在研究蘇俄法學的同時，他也將西方法學引入中國。周永坤介紹，在1964年時，沈老就翻譯了馬里旦的《人和國家》。
用周永坤的話說，在那個年代，這是一本真正開啟人們心靈的書。「從此，馬里旦的名言，國家是為人服務的，人為國家服務，是政治的敗壞，就成了我的座右銘。」周永坤說。
不過，周永坤真正知道沈宗靈，卻是在通讀完該書幾年之後。原因是翻譯該書時，沈宗靈沒有用真名，而是用的筆名「霍宗彥」。「那真是個奇怪的年代，譯者不能署真名，只能隱姓埋名。」周永坤說。
此後，沈宗靈又陸續翻譯了龐德的《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以及凱爾森的《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兩本書在中國法學界影響深遠。
能有此等學術成就，勤奮不可或缺。有媒體甚至稱，沈老是那個年代裡，最為勤奮的學者。
現已是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的劉星，曾是沈宗靈的學生。回憶起沈老，他說，印象最深的，是在北大法學院圖書資料室翻閱外文書時發現，幾乎所有關於法律理論的，借書卡上均有先生簽名，驚異之餘，知曉了先生學問高深的緣由。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對沈宗靈的回憶，也與書有關。他說，讀書期間，自己從圖書館借過一本法理書，將書歸還後，才記起自己讀書時用作書籤的家人合影，忘記取出來，於是趕緊又去圖書館找這本書。
這一找才發現，在馬懷德之後，沈宗靈也借了這本書，自然也就發現夾在書里的合影。沈宗靈將照片給了法律系辦公室，同時還附上一張紙條，「請找到照片裡的同學並還給他！」
學生的「愛」與「怕」
「我們當時懷疑，是否是20多年的右派生涯，讓他變得過分謹小慎微。」
這樣一位學術大家，讓當年的學生又「愛」又「怕」。
「愛」是因為，上世紀80年代初，師生的英文水平普遍低下，除了英文課，沒有其他課以英文為教材。唯獨沈宗靈，他用英文課本給研究生授課，還要求學生必須完成布置的英文閱讀量。
沈老的學生王宏林回憶，沈宗靈每次上課，教室都擠不下，有時教室門開着上課，門外也坐着學生，因為有一些別的學校的研究生，也來聽沈老師的課。外校學生到了課堂，說，「沈老師，我是某大學某教授的學生，我的導師讓我來聽您的課，希望您允許。」沈老師通常略點一下頭，表示同意。
而「怕」，是因為，作為老師，沈宗靈對學生出名的嚴苛。現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李亞虹當年就是沈宗靈的學生，她回憶，在大學裡，如果其他功課，你考試可以輕易地得八九十分的話，沈老的課程，你能考70多分，已屬幸運。
李亞虹說，每次到非要見沈老不可的時候，自己都會高度緊張。「因為，他雖然彬彬有禮，一開門就讓座，並讓師母端上一杯上好的熱茶，但他會在你的名字後加一個『同志』，然後很直率地對你的問題加以批評。」
有一次，李亞虹見着沈老時說：「老郭讓我代他向你問好。」沈宗靈便問，誰是「老郭」？李亞虹回答是郭道暉。沈宗靈立即嚴肅道：「你怎麼可以對長輩和領導，這樣沒有禮貌？」李亞虹覺得委屈，大家都這樣稱呼郭老師啊，可也不敢多說。
這些都還在其次，根據沈宗靈的學生描述，沈老在不少方面，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李亞虹回憶，在畢業前，同學們決定給沈老送一個有江南景色的小木雕，以謝師恩。哪裡曉得，沈老直接拒絕接受，還說，你們不應該這麼做。李亞虹無奈地說，禮物上已經寫了您的名字。這樣，沈宗靈只好接受，但堅持把錢付了。「我們當時懷疑，是否是20多年的右派生涯，讓他變得過分謹小慎微。」李亞虹說。
現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晨光也曾是沈老的學生。他回憶，1980年夏，在經歷了大半年苦行僧式的準備之後，他終於考取北大法律系碩士研究生。
「開學後，我和另一位研究生一起去拜見導師——沈宗靈先生。早就聽說沈先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嚴師，我們自然表現出對導師十二分的敬仰，恭恭敬敬，不敢亂說亂動。但是，我們的虔誠似乎沒有打動沈先生。」王晨光說。
簡單的自我介紹後，沈宗靈單刀直入：你們是工農兵學員，底子不紮實，以前又不是學法律的，能不能學好法律，很難說。你們應當補一些法律基礎課。聽完這番話，王晨光說，自己猶如當頭受了一棒，從夢中的五彩巔峰，打回到冷峻的現實。「原本期待聽到的稱讚話，一句都沒有撈到。」
研究法理學的學者，最希望看到的，應當是法理學大放光彩，整個社會都趨之若鶩。不過，沈宗靈似乎沒那麼急功近利。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趙曉力曾是沈老的學生，他說，報考沈老的研究生時，沈老就多次要求他反覆思考，自己是否真的適合學習法理學。
現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齊海濱，在當年，也有與趙曉力相類似的遭遇。齊海濱說，一次課後，他向沈宗靈小心表示，有意投其為師。「未曾想到沈老師聽罷，竟報我以一種相當懷疑的目光，說他從不鼓勵學生報考他的研究生，對我當然也不例外。」
2000年時，有記者主動就此事詢問沈老，沈宗靈說：「對學生，我沒有什麼嘻嘻哈哈的，也不習慣。我覺得搞學問應該嚴謹。北大學風裡就有這兩個字，我很欣賞。有一段時間，很多學生想學西方法理學。我跟他們講，據我的經驗，學這門課程非常累，很不容易。因為它的範圍太廣，難以理解。而且學生的情況也不一樣，有願意埋頭鑽研學問的，但大部分不是這樣。」
他留下了學術
有一次，沈老到東北出差，遇到了「文革」中抄他家的一個學生，沈老師客客氣氣，沒有任何不悅。
脾氣古怪歸古怪，沈宗靈的心地，其實善良得純粹。
儘管，沒有如同別的老師一般直接收下江南景色小木雕，沈宗靈照樣關心學生畢業後的去留。
李亞虹回憶，畢業前，沈宗靈認真詢問她「未來的職業選擇」，李亞虹回答後，就沒再認真記着這事。沒想到沈宗靈一直記得。
事後，恰好有了機會，沈宗靈和李亞虹說，他要去一個單位演講，讓李跟他一起去。李亞虹不明其意，後來才明白，「他是為了向這個單位推薦我」。李亞虹說，那次演講完，沈老顯然很開心，一掃平日的威嚴與拘謹，大快朵頤，看李呆在一邊，還催說，「快吃快吃，否則就沒有你吃的了。」
在學生面前，沈宗靈除了談學術，也關心學生的生活問題，但對於自己的狀況，極少提及。
王宏林回憶，他在與法學院別的老師的接觸中，偶也有人提到，沈老其實遭遇了不少不公，包括學術成果被人侵占等。「不過，所有這些，沈老在我們面前，從未提及一個字。」王宏林說，有一次，沈老到東北出差，遇到了「文革」中抄他家的一個學生，沈老師客客氣氣，沒有任何不悅。
即便在學術上，沈宗靈也從不參與正面爭論。王宏林稱，在法學界就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爭論得不亦樂乎的時候，沈老寫了《研究法的概念的方法論問題》，提醒爭論雙方，大家可能是從不同角度，但說的是同一個意思，並無本質分歧。
沈宗靈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的第一大遺憾就是損失了太多的時間，「文化大革命」中搞翻譯，也不能說一點收穫沒有，思想還是有提高。但從做學問來講，還是覺得耽誤了一些。
這或許是他此後更努力工作的原因。但即便如此，他對自己，也並不滿意。「有了些成果，但覺得搞得不深，應該更深入一些。」他說。
3年前，李亞虹見過沈宗靈一次，那時候，沈老86歲，正在伏案翻譯著述。
不過，對於沈宗靈為何如此勤奮，也有另一套說法。一位法學教師在其博客上寫道，在會議上遇到沈宗靈，便和沈老說：「您的書，至今都是我案頭必備的參考。」不料沈老嘆口氣說：「我並沒有你所想象的那樣威風，一個單純的老師，只能這樣。」這位法學教師事後慨嘆，學術背後的艱辛，其實不只是學術的艱辛，「但他留下了學術」。
近幾年，沈宗靈已經很少出門，按照一位了解沈老的老師的說法，他經常是上了一趟廁所，就找不到回會場的路了。
但對於學術，他還是異常熱情。趙冬在2010年見過沈老一次，他回憶，沈老說話很少，總是面帶微笑，安靜地坐在對面；也不記得事了，別的話題聊不上來，要是跟他說說學術，或許他又能想起些事來。
趙冬於是和他談佩雷爾曼，因為他碩士畢業論文，就是研究佩雷爾曼的修辭學論證，而沈宗靈的《現代西方法理學》里，也有一章專門對佩雷爾曼做介紹。
「沒承想，沈老真的能想起來，並提到了修辭與邏輯，最後還告誡說，這些基礎理論還要進行深入的研究。」沈宗靈的妻子說，那時候的沈老，可能連上頓飯吃什麼都記不住了，一直記住的，就剩這些東西了。[2]
較真教授
1948年從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歸國，沈宗靈回到復旦開始教書生涯。1954年，借着北大重建法律系的機會，他到北大任教。
當時剛大學畢業的由嶸說，「那時沈老師30歲剛出頭，風華正茂，年輕有為。」對由嶸這樣的剛出校門的教師要求更嚴，「備課計劃，編寫講演稿、試講，他都一個字一個字地，反覆看好幾遍」。
沈宗靈曾以特邀委員的身份參加了法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當時擔任這一委員會的秘書。他回憶說，沈宗靈曾參加兩次會議，「當有人提出要撤銷本科，完全按照美國模式，或者繼續保留專業，本科也要細分專業時，沈老師一直強調中國的法學教育為什麼不能照搬西方教育，不能取消本科。」韓大元記得那次會議上，沈宗靈有些情緒化，「沒有用很溫婉的語言表達」。
沈宗靈很較真。他的弟子鄭強回憶，有次某國家部委請沈宗靈去開會，主辦方給每個參會者一個信封，回來後沈宗靈看到有五十塊錢，他不知道這是幹什麼用的，要寄回去。鄭強跟他解釋說，這可能是交通費吧，「沈老師說，交通費？我是做公共汽車去的，回來的時候是中巴車，很便宜的，用不了這麼多。」沈宗靈堅持把刨去路費剩下的錢給寄回去，他說，「我不拿這些不明不白的錢」。
浪漫慈父
1958年上半年，沈宗靈成了右派。兒子沈波認為，之前很愛交朋友的父親被劃為右派後開始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再與朋友打交道，因為他不願意連累別人，不願再去聯絡別人，而且躲避別人。在沈波看來，父親這種性格的轉變就是因為被錯劃為右派。多年後，沈宗靈曾跟他的學生齊海濱說過，這是一段「屈辱」的命運。
但父親又是個豁達的人，沈波回憶，他小時候會在未名湖滑冰車，父親會在前面拿着繩子拽着冰車一圈一圈跑。自己大學畢業時，在感情和工作上遇到煩惱和困難，父親騎着自行車馱着他，在未名湖邊走來走去，「你應該看開，目光應該放得更遠。」
「父親是個非常浪漫的人」，沈波說，母親也是父親的學生。沈宗靈到北京參加中央新法學研究院培訓後留在這裡工作，當時沈波的母親作為檢察院系統選送的學生到這裡培訓，「他們在那裡認識的」。一向被視為非常講原則的沈宗靈，也有網開一面的時候。沈波說，母親的作業就由父親幫着修改。
沈波說，父母兩人當時都很愛吃，幾乎把北京所有的餐館都吃遍，每到下午四點，兩人總會去頤和園，看湖光山色……
親友評價
沈先生是我們國家法理學、比較法學、法律社會學等很多個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作為開拓者和奠基人，學科建設初期工作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他在這個方面所作的創新和努力非常巨大的，今天法學學科能有這麼多的分支學科、能有現在的法學繁榮局面跟他過去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開的。——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張守文
沈先生一生不僅學識淵博，而且為人正直、低調、親和，淡泊名利。即使是在很特別的時期，他也堅持以人為本，沒有說過違心的話，也沒有做過違心的事。——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潘劍鋒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個真正的、純粹的學者，他的一生，走到現在非常不容易的。他始終堅持了一個學者的良心，堅持了潛心治學的品格。在任何情況下，都以學術為重，淡泊名利。他那份對學術的堅守，永遠是我們的楷模。——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院長季衛東
在外人看來，沈老師過的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退休後的沈老師基本上沒有體育活動，每天早晨拿着牛奶從家裡走出來再回去，這是他一天唯一的體力勞動，其他時間全是在寫作、在閱讀。——沈宗靈弟子鄭強
沈老師之所以不苟言笑，是他不善於或者不認為有必要去刻意與別人結交關係，或者去說一些本沒有必要的虛稱，君子直來直去，這是一種真，當然給人的感覺好像不合群。還有一種真是他求真務本地做好學術和學問。——沈宗靈弟子、北京大學法學院張琪[3]
參考資料
- ↑ 沈宗靈教授愛思想
- ↑ 沈宗靈：新中國法理學引路人民主與法制2012-02-27
- ↑ 沈宗靈：法理之宗 學人之師新京報網2012-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