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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
沃爾特·李普曼1.jpg
出生 (1889-09-23)1889年9月23日
22x20px 美國紐約
逝世 1974年12月14日(1974-12-14)(85歲)
22x20px 美國紐約
國籍 22x20px 美國
母校 哈佛大學 B.A. (1909)
職業 作家, 記者, 政治評論家
知名於 專欄作家 新共和
1958和1962普利策獎
父母 Jacob and Daisy Baum Lippman

沃爾特·李普曼英語:Walter Lippmann 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美國作家記者、政治評論家,傳播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之一,代表作《公眾輿論/輿論學》(Public Opinion)。

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專欄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眾輿論》中,開創了今天被稱為議程設置的早期思想。此書被公認為是傳播學領域的奠基之作。作為一部傳播學經典著作,該書第一次對公眾輿論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讓讀者能細細地體會到輿論現象的種種內在與外在聯繫。此書自1922年問世以來,在幾十年中已經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這個領域中的權威地位。

生平

1889年9月生於紐約,是德國猶太人第二代移民後裔。

念完學士後,李普曼繼續留在哈佛攻讀研究生,再此期間,任桑塔亞納教授的助手,協助講授哲學史。

1910年夏末,著名「耙糞記者林肯·斯蒂芬斯來哈佛招助手,經過與哈佛教授磋商後,選擇了李普曼。從此李普曼涉及新聞工作,此後供職於多家媒體。

1912年他辭去一切職務,前往緬因州,撰寫《政治序論》。《政治序論》出版後獲得成果成功,西奧多·羅斯福對此書推崇備至,與李普曼往來交換意見。

1914年《趨勢與主宰》問世,它和《政治序論》一道引起人們廣泛注意。同年與人合辦《新共和》雜誌,擔任副主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美國陸軍部部長助理。

1919年回到《新共和》工作。

1921年至1931年,任紐約《世界報》編輯、主編,10年間為其撰寫了大量社論(後匯為10卷出版),享譽一時。

1931年《世界報》停刊後,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開設「今日與明日」專欄,所寫專欄被國內外250家報刊轉載。

1932年與菲耶離婚,與海倫·阿姆斯特朗結婚。

1961年1月,「今日與明日」轉到《新聞周刊》刊載,由《華盛頓郵報》辛迪加向國內外轉發,直到1967年3月最後一期。

1964年9月,林登·約翰遜總統在李普曼75歲生日前授予其總統自由勳章。授勳書上寫道:「他以精闢的見解和獨特的洞察力,對這個國家和世界的事務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從而開闊了人們的思想境界。」

1967年退休,繼續為《新聞周刊》等撰寫評論。

1974年85歲生日時,紐約市授予他最高榮譽青銅獎。[1]

沃爾特·李普曼的著作。

影響

「今日與明日」是美國言論史上歷時最久、影響最大的專欄,為李普曼贏得了世界聲譽(該專欄後匯為81卷出版),他也因此獲於1958年、1962年兩次獲得普利策獎[2]

著作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眾傳播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因此,在《公眾輿論》和《自由與新聞》等著作中,他不僅對新聞的性質及其選擇過程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一個是「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個就是「刻板成見」(stereotype)。[3]

撰有《政治導向》、《放任與駕馭》、《輿論學》[4]、《良好的社會》、《共產主義世界與我們的世界》等30種著作,涉及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新聞學及外交等多個領域,以下為著名作品:

  • 《外交的主宰》1915年,國際問題的第一部著作。[5]
  • 《道德序言》1919年
  • 《自由與新聞》1920年
  • 《輿論學》(Public Opinion)1922年
  • 《鬼影般的公眾》1925年
  • 《命運的人》1926年
  • 《美國的檢查官》1928年
  • 《美國在世界事務中》(與威廉·斯克羅格斯合著)1931、32、33年
  • 《解釋》1932年、1933-1935年
  • 《自由的方法》1934年
  • 《新的需要》1935年
  • 《戰爭與和平札記》1940年
  • 《美國的外交政策——共和國的盾牌》1943年
  • 《美國的戰爭目標》1944年
  • 《冷戰》1947年
  • 《公共哲學論文集》1955年

主要觀點

李普曼在新聞傳播領域的集中論述,可歸納為「第七部分報紙」,表述如下:

報紙的運營模式

報紙依靠廣告收入維持生計抑或盈利,而不是發行。「我們希望報紙給我們提供真實情況,而不管提供這種真實是多麼賠錢。我們承認這種供應是非常重要的,但對這種艱難而且常帶有危險性的供應,直到最近,我們只願意用鑄幣廠製造的最小的硬幣付給報紙。」(《輿論學》,P212)因此,李普曼認為「讀者們與報刊之間的這種臨時的和單方面的關係是我們文化的一種異常現象。」[6]

報刊「非鹿非馬」的性質

「報刊不是一種純粹的和單純的企業,原因之一就是這種產品的售價經常低於成本,但主要是因為社會一種倫理的尺度來衡量報刊,而用另一種倫理尺度去衡量商業或製造業。」(《輿論學》,P213)

報紙的目標讀者

「真正的問題是一張報紙的讀者不習慣於支付新聞採訪的費用,只能被利用來作為銷路賣給製造商和商人。那些最有錢購買東西的人就是最重要的可以利用的人。這樣的報刊必定尊重買主的觀點。報紙就是為這些買主而編輯和出版的,因為沒有那種支持,報紙就不能生存。」(《輿論學》,P215)

讀者如何評價一張報紙

「如果我們要評價一張報紙,我們每一個人都注意通過與我們有關的那部分新聞的處理情況來評價。……一個人在早餐桌上除了用自己的觀點與報紙的觀點相核對以外,還能有更好的尺度嗎?所以,有能力要求報紙擔負最嚴格的報道義務的,多數不是普通的讀者,而是那些專門為他們自己的經驗辯護的人。」(《輿論學》,P217)[7]

報道採訪的地位問題

李普曼認為新聞事業違反了所謂的「才能的租金」這種經濟原則,「致使新聞採訪並不像它的社會重要性那樣,對一些受過訓練的和有能力的人具有吸引力。我認為有能力的人帶着儘快離開的想法來從事『正直的報道工作』這個事實正是為什麼它從來沒發展到足以使那些工頭的傳統給予它一種專業的特權和一種唯恐失掉的自尊的主要原因。」(《輿論學》,P221)[8]

新聞的性質

1.「報紙並不想要注意全人類的事。它們有值守人員駐在某些場所,如警察局、驗屍所、區事務所、市政廳、白宮、參議院、眾議院等處。」(《輿論學》,P224)[9]

2.「新聞首先並不是社會情況的一面鏡子,而是一種突出的事實的報道。……任何偶然發生的事能被確定、具體化、衡量和定名稱的越多,則能報道的新聞也越多。」(《輿論學》,P226)

編輯選擇的依據——固定成見

「要獲得讀者的注意力……要激起讀者的感情,要引誘他在閱讀時就產生與新聞相一致的感情。……為了進入新聞,在新聞報道中他必須找到一個熟悉的立足點,而這個立足點是由固定成見提供的。」(《輿論學》,P234)[10]

新聞和真實是兩回事

「新聞的作用是突出的表明一個事件,而真實的作用是把隱藏的事實顯露出來……」(《輿論學》,P237),但是李普曼認為新聞之所以達不到真實的程度在於記者「在應用心理學中沒有專業的訓練」,「他越了解他自己的弱點,就越承認沒有客觀檢驗的標準,他自己的意見主要由他自己的成見,根據他自己的準則和他自己迫切的興趣所形成的。他知道他是通過主觀透鏡在觀察世界。」(《輿論學》,P238)

至此,李普曼持的悲觀主義態度已經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他已經完全陷入了個人的悲觀情緒和深淵之中。他對報刊相當失望,他說報紙「脆弱的難以實現人民主權論的全部義務,難以自發地提供民主主義者所希望的天生的真實。」(《輿論學》,P239)[11]

他用了一個比喻來闡述他認為「報刊不能代替一些機構」的想法:「它(報刊)就像探照燈的光束一樣,不停地照來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從黑暗處帶到人們的視域內。人們不能夠單憑這種光線來從事世界上的工作。……他們……只能憑他們自己堅定的見解,當報刊的見解與之相符時,就展現出一種清楚的情況足以作出為一般人能接受的決定。」(《輿論學》,P240)。[12]

深入閱讀

  • (美)斯蒂爾,於濱、談鋒、陳小平譯:《李普曼傳》(中國大陸)中信出版社, ISBN 978-7-5086-1233-1

外部鏈接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