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舊詩兩種詩(畢光明)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新詩舊詩兩種詩》是中國當代作家畢光明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新詩舊詩兩種詩
以白話和自由體為標誌的漢語現代詩，同以格律為定製，在文學史上被以「近體詩」指稱的中國古典詩歌，究竟有沒有文學類型學上的同一性，即兩者是不是具備同一種文體性能，這是解決新詩創作繼承與借鑑問題的關鍵。如果現代白話詩與古代格律詩果真在文學體性上一致，也就是兩者作為一種文學體式，是建立在完全相同的藝術發生學的基礎之上，具有共同的審美原理，因而就是同一文學體裁，那麼，新詩因其形成與發展的時間還很短，藝術上尚不成熟，就正需要從藝術上爛熟無比的古典詩歌那裡尋求借鑑。但是，假如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即白話新詩跟舊體格律詩有着審美發生上的巨大差異，甚至根本上的差異，二者有着文體上的互否性，那樣的話對新舊詩的承傳關係問題是否要作別一樣的看待呢？
事實上，早在30年代，馮文炳（廢名）先生在北大講談新詩的課堂上，就已辨析過新舊詩的不同性質，並且是從寫好新詩這一出發點上來辨明新詩與舊詩的不同性質的。他說他在自己的新詩寫作實踐中，偶然「發見了一個界線」：「如果要做新詩，一定要這個詩是詩的內容，而寫這個詩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詩文學，無論舊詩也好，詞也好，乃是散文的內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詩的文字。」（《談新詩》，下同）馮文炳這一在表述上含糊而別致的「發見」是歷史性的，它極為準確地厘定了新舊詩的文體界限，鼓勵新詩寫作者破除對古典詩歌藝術的依賴，也擺脫來自傳統的壓力，放開手腳，依傍心靈寫新的詩。馮文炳在新詩理論史上第一個從形態與內質的矛盾關係上揭解白話新詩與舊體格律詩的文體差異，此後，強調新舊詩之體性相異的代不乏人。直到新世紀，還有論者言之鑿鑿地指出：「毫無疑問新詩正是與中國古典詩歌進行了根本性的斷裂的產物，新詩所依託的語言體系與古典詩詞之所依託是完全不同的。」（陳旭光：《「現實問題」、「語言資源」、「向上的路」與「向下的路」——世紀之交詩壇態勢之旁觀者言》）
那麼，新詩與古典詩同稱為詩，為什麼又說它們性質不同呢？新舊詩的根本差別究竟在哪裡？辯明二者的體性差異，又有什麼樣的詩學價值呢？厘分新舊詩的人，無不從語言入手，反映了人們對詩歌語言藝術本質的體認。但相比起來，馮文炳關於新舊詩的討論給人更多的啟發。他極有見地地對詩歌的語言形式與詩的精神內涵作了區分，提出了「詩的文字」與「詩的內容」這一對範疇性概念。這是一對其所指上的矛盾對立在新舊詩的詩創造中極易被掩蓋的詩學意義很強的概念。在馮文炳那裡，「詩的文字」是對舊詩而言的，「詩的內容」則屬於新詩。在他看來，舊詩並無詩的內容，而不過是「在詩的文字之下變戲法」而已。所謂「詩的文字」，就是一種「文法」上不同於散文的句子。他舉例「夜半鐘聲到客船」這樣的造句法只能出現在詩歌里，而「要描寫半夜鐘聲之下客船到岸這一件事情，用散文寫另是一樣寫法」，也正是「夜半鐘聲到客船」的寫法，使這一描述成了詩。馮文炳否認古典詩歌有詩的內容，但他同時指出了古典詩之為詩的理由及生成機制：「舊詩的內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則是詩的文字，舊詩之詩的價值便在這兩層關係。」非詩的內容與詩的文字（兩層關係）之間的張力，就是以格律詩為主體的中國古典詩歌獲得詩性的基本來源，或者說是舊詩之本體所在。
比較新舊詩，在馮文炳時代是為了說明新詩何以為新詩，現代人為什麼要寫新詩，新詩應該怎樣寫，這裡當然有論證新詩的合法性的目的在內。要證明它的合法，免不了要誇大它的優越性。馮先生認為舊詩並無詩的內容，新詩才有詩的內容，自然是合乎邏輯的「深刻的片面」。但他的確先無前人地指證了新詩的本質：同舊詩相比，新詩寫作是在本原意義上獲得詩性的。對於什麼是「詩的內容」，馮文炳在討論中並未作太明確的理論界定，但是從他舉新詩的例子做分析，什麼樣的詩是詩的內容，應該寫，什麼樣的詩不是詩的內容，不應該寫，特別是從他對古典詩中的「另類」進行剖析當中，我們還是可以領悟到什麼是他所說的「詩的內容」。在論及古典詩歌中特出的一路——溫（庭筠）、李（商隱）一路的詩歌並給以溢於言表的肯定與推崇時，馮文炳觸及了溫李詩的獨特之處：溫詞的「一句里的一個字，一篇里的一兩句，都不是上下文相生的，都是一個幻想，上天下地，東跳西跳」，李詩的「借典故馳騁他的幻想」，「自由表現其詩的感覺與理想」。看得出來，馮文炳是把超出語言的表義而又是由語言所創造的一個幻想世界，看作詩的內容的。這委實揭示了現代詩的藝術本質：詩人調動感覺、經驗和想象，借語言創造一個虛擬的生活世界。如果說，傳統舊詩的意象性語言一般都能在客觀世界裡尋找到對應物的話，那麼，現代新詩的語言結構在它的深層上建造的是一種走不出思維世界的景象。它未必清晰，也未必真實——假如真實意味着實存的話，然而它同樣能滿足人類心靈憩歇的需要。
從馮文炳細膩的辨析中，我們確乎看到現代詩與古典詩有着本質的區別。同樣是處理語言與現實、語言與心靈的關係，古典詩的現實是個實在的世界，其心靈包含的主要是情感內容，而現代詩的現實則指向存在，其心靈更多一些思想的成分：這是現代詩發展到今天愈益顯示出它自身質的規定性之後，我們對馮文炳的討論所可能作的必要的延伸。或許在白話詩的先驅者那裡，開「像說一樣寫」（胡適）的詩風，是為了挽救因言文分離而阻礙情感表達的詩文學的頹敗。但由於新詩一起步就接受到西方現代文化和詩歌的影響，漢語白話自由詩很快靠近了世界現代詩的前沿，用現代技法表現現代人的生存感受。實際上，詩的性能已經改變，與古典詩相比，新詩對思想內質的重視，遠遠超過了情感的形態化。省思成為現代詩的基本品質，它實現自己的詩學價值不是像舊詩那樣在易感的（音樂性）語言形式上製造效果，而是運用象徵、隱喻、暗示、通感等手法，營造出一個多維的立體的精神空間，召喚着具有相應的思維品質的接受主體進入其間。讀者要想走進這樣的詩，須有積極的思維，有一定的透視能力。可以說，現代詩就是以挑戰智力、考驗悟性作為它的審美發生機制的，與本質上以樂感入心的古代格律詩大不相同。它們之間的差異幾乎是兩種文體之間的差異。所以，儘管新詩還是要從舊詩中掘取創造的資源，但那是在處理兩種不同文體之間的承借關係意義上的積極主動的吸納。 [1]
作者簡介
畢光明，男，主要從事當代文學評論與研究工作，海南省作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