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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刺客聶隱娘法術從哪學來?揭密「三千年滄桑絲路」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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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隱娘

中文名:聶隱娘

登場作品:裴鉶所着《傳奇》中人物

性 別:女

朝 代:唐朝

聶隱娘是唐代裴鉶所着《傳奇》中虛擬人物,是魏博大將聶鋒之女。

絲綢之路,簡稱絲路,一般指陸上絲綢之路,廣義上講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刺客聶隱娘:哪裡學來的法術

侯孝賢執導的《刺客聶隱娘》一時紅極影壇。關於這部電影的風格、技巧、情節、布景、對白等,影評人或褒或貶、各抒己見。片子情節是否符合唐人裴鉶《傳奇》中那篇《聶隱娘》原意並不重要,其實自唐代以來這類作品屢見不鮮,比如《黑白衛》《女仙外史》《女崑崙》等,但裴鉶畢竟是這類創意的開山之祖。

為什麼唐人裴鉶能創作出《聶隱娘》這樣離奇的人物和故事?佛教在大眾印象里向來慈悲為懷,怎麼是一位出家的「乞食尼」,成了聶隱娘的師父?這位「乞食尼」教授聶隱娘的為何多是道家所擅長的劍術?為什麼聶隱娘的法術很類似於《西遊記》中的孫行者?

所有疑問,背後的指向,都要到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中去尋找答案。

張國剛提到,佛教入華之初所行的,便道是親近、模仿「道家路線」。可以說,聶隱娘及其師父的道術,多多少少受到了佛圖澄故事的影響;而佛圖澄的形象也確實與「乞食尼」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佛門中人,卻都跡近道家;道術詭譎,仿佛是孫悟空的先驅。

在張國剛看來,中國人宗教信仰的特點是多元、寬容,不同的宗教文化共同生存、兼容並蓄。佛教的中國化是在與儒教和道教融合中完成的;吸收佛教的營養,儒學得到更化,才有了宋代理學;佛道交融,促進了中國女仙、劍俠文化的發展,為作家塑造《聶隱娘》高超法術的藝術形象提供文化元素。

指南針的反思

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辨別方向要靠指南針。於是,依據羅盤上的刻度,指引航海路線的就叫「(海道)針經」。不過,或許很多人並不了解,用指南針導航追溯起來,最先並不是在海路,而是在陸路上。

戰國宋代的一千年裡,指南針是否曾用於航海,或許人們無從得知,但我們知道的是,中國南海航線上一直比較忙碌。在張國剛的作品中提到,究竟是中國人首先指南針於航海,還是阿拉伯水手首先使用指南針用於航海,已經不太重要了。只是從中國人首先發現磁針的指向性而言,官方船隊使用先進的導航工具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外,有考古資料顯示,宋代瓷俑手持的旱羅盤,就是用軸支承的結構,對於這種結構原理的了解,甚至見之於漢代的考古資料。可是,旱羅盤卻沒有在中國應用,後人使用的旱羅盤確實是從國外傳入。

「我們需要反躬自問,為什麼中國人最早發現了磁石的特性,甚至最早發明了指南針,可是最好、最便用的羅盤卻要引進學習他人。」張國剛認為,我們不注意把經驗的觀察,升華成理論的討論。從12世紀使用指南針以後,磁針指向何處成為歐洲人最關心的問題,到了16世紀以後,歐洲關於磁性的討論已進去現代科學視野。

「指南針的故事通過分析中國古代科技輕理論重經驗的局限性,甚至對於當今『一帶一路』上的中西交流,也有着可借鑑作用。」作品中,張國剛這樣闡述。

外銷瓷:「海上絲路」的一抹晚霞

瓷器絲綢茶葉,是海上絲綢之路上常見的中國外銷商品。與宋元時代中國瓷器主要銷往東南亞、西亞、北非不同,明清時代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歐洲的中國瓷器,構成了一道亮麗風景線。據推算,18世紀流入歐洲市場的中國瓷器在1億件以上。《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甚至這樣說:「住宅里若沒有中國花瓶,不能算一流的高檔住宅」。

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最早進入中國,成了最早販運中國瓷器的推動者。其中,最富盛名的是「克拉克瓷」。張國剛提到,晚明外銷歐洲的克拉克瓷,常見梯形雲開,且兩梯形之間以一個細長方形小開光間隔,開光所占面積和盤心畫所占面積大致相等,且在視覺效果中開光往往更搶眼。

而克拉克瓷的幾何形開光,或許來源於元代。因為元代青花罐或瓶中,由小長方形環繞而成的肩飾和底部紋飾,與以往的蓮瓣紋略有相似,疑似其變體。「但元代青花中,這種集合紋飾位於不很顯眼位置,明代克拉克瓷則把它變為主題構圖,恐怕是為了適應伊斯蘭對幾何構圖的愛好。」

另外,有些類似的中國紋飾或日本紋飾,在抵達歐洲之後會被再加工,或者出於風格考慮,或出於經濟考慮,或為了易於保存等,這類歐洲二次加工的琺瑯彩瓷集中出現在17世紀後期到18世紀中期,涉及形式多樣、質量參差不齊。

對於加工方式,張國剛提到,有些是增加金屬添加物,附加金屬底座、噴嘴或把手後,瓷器的功能也會發生變化,比如,一個瓷人可以變成一隻燭台;還要加繪圖案,這樣可以讓原有瑕疵被掩蓋,或可促進滯銷瓷器被賣出。

亮麗背後,也有酸楚。明清時期中國瓷器的大量外銷,是傳統時期「絲綢之路」上的一抹晚霞。「歐洲商人從接訂單到運輸、銷售,各個環節賺到錢,遠遠超過中國廠家僅在生產環節所賺的錢。」張國剛說。

更值得反思的是,到18世紀後半葉,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最貴的瓷器,也不全是中國的產品。比如,日本生產的柿右衛門瓷器就是歐洲進口瓷器中較貴的一類,原因在於日本廠家是家族企業,世代制瓷,發揮工匠精神,不斷改進技藝,相比明清時代官府控制的制瓷業更有優勢。

有記載稱,在1973年馬嘎爾尼來中國獻給乾隆皇帝的禮品中,就有英國生產的碧玉瓷。「敢於向瓷器故鄉進獻瓷器,可見對於英國製造的自信。中國瓷器的外銷史,不僅是亮麗的,也是酸楚的,值得我們今天反思。」張國剛說。

「絲綢之路三千年」的西域、西洋、西歐

「商周玉石、漢唐絲綢、宋元香瓷、明清茶葉:近代以前中國式全球化;胡天漢月、羌笛駝鈴、天方海舶、華夏風物:編織着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中這樣描述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

綿延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在與異域文化碰撞與交融的中,激發並形成更加燦爛的多元文明。作品中,張國剛深入上古、漢—唐、宋—明、晚明—清中葉等各個階段的中西交往,講述「一帶一路」的歷史演進,對絲綢之路的經濟商貿、政治軍事以及文化交流功能,進行了交光互影的綜合分析。

記者梳理之前業界和學界對「絲綢之路」的研究,發現一般重點為漢唐時代,以中古史者偏多,領域不外西域、南海,多及於宋元海上絲路或明初鄭和下西洋,往往就戛然而止。

然而,張國剛在歐洲遊學並執教多年。從1989年8月到1999年8月這十年時間,有整整七年在德國度過,除了德國的波恩、漢堡、特利爾、柏林、慕尼黑、海德堡等地外,還曾經於1991年暑假去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訪問,參加會議和遊歷至維也納、羅馬、巴黎、土耳其、西班牙、阿姆斯特丹等各地。因此,文中的「絲綢之路三千年」包含着西域、西洋、西歐幾個場景,構成一大特色。

「一部中西關係史,主體就是西域、南海交通史,中國與泰西地區文化交流史,它們構成了當今『一帶一路』課題的歷史文化縱深。」在張國剛看來,通過比較可以清楚地認識自己。無論如何,歐洲人在不斷自我反思這一點上,的確樹立了好榜樣。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的變化翻天覆地,時至今日,「人類幸運共同體」的構建,以及具體舉措「一帶一路」建設,也成為中國展現給世界的新名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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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