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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蝸居在夷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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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蝸居在夷陵》中國當代作家元辰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之蝸居在夷陵

五一記事:我之蝸居在夷陵

4月30日睡得早了,五一節清晨六點多醒來,再無法入睡,起了床,獨自下樓打水燒水,調製一天的茶飲。兩人每天要飲一升左右茶水,不喜杯煮茶葉,必按家常茶道的方式,將茶汁瀝出,盛入保溫杯中,隨時飲一口。

瀝好茶,老伴也早起下樓。吃了早餐,兩人便出門向右,去看菜地的四季豆、豇豆、黃瓜、南瓜、茄子、包穀苗,新栽的活沒活,已活的要不要澆水。不大一片菜地,在綠樹、民房、高樓的簇擁中,經過陸續打理,乾淨、整潔。南瓜秧已長出綠藤,四季豆已攀援棧子,包穀苗新栽兩日已全部成活;田邊的梨樹已經結果,柚子樹正在謝花,車厘子的青果漸漸長大,兩株月季進入繁花期,連十來株艾蒿也長得青支綠葉。溫和的陽光從高樓和樹木、民居的頂端投射過來,田園裡生機一片。

老伴說,已經準備的十來株辣椒秧下午來栽,現在圍着住地轉一圈吧。菜地就在七里崗與發展大道交叉路口不遠。七里崗正對面是蕭氏茶葉工業園和蕭氏茗邸小區,路口左手是黃金卡社區黨員群眾服務中心。我們沿發展大道向東走一百多米到羅河路口,再沿羅河路向南,到玫瑰城西大門對面的石拱橋向西,走一百多米就上七里崗路,二百來米就可回家。

我們邊走邊拍照片。陽光明媚,綠樹成蔭,鳥語花香,人的精神也特別好。眺望綠柳重掩中的老伴父母老家,仰望蕭氏茗邸和玫瑰城高樓分割成各種形態的藍天,俯看羅家小河裡的水鳥,平視垂柳掩映中的黃金卡四組移民小區,一種美好在心中涌動:為什麼不寫寫、拍拍蝸居之地四周的環境呢?我們是夷陵區數十年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者,老伴1970年參加工作,1971年就來到小溪塔,在商業戰線工作了一輩子;他的父親20世紀70年代初就任小溪塔小公社書記,後任小溪塔鎮委副書記、鎮人大主席團主席,1978年從豐寶山搬家來黃金卡四組;我1982年轉業安置到宜昌縣委宣傳部,後任縣委政研室副主任、主任,宜昌縣勞動局、夷陵區勞動和社會保險局局長,2001年底提前退休,2003年在黃金卡購買私房並過戶重起,把蝸居安置於此已20年。夷陵城市發展,不僅有我們微薄的智力和體力貢獻,而且一直享受着夷陵城市發展的回報啊。

回到家門前,20年前栽下的桂花樹、柚子樹已經長成胸徑20來厘米的大樹。桂花樹高達三樓窗戶,柚子開滿繁花,可是超過歷來結52個柚子的一年。左右各一棵自生的枇杷樹,結果多年,今年所結果實已經微黃。不過。門前道路的拓寬、美化即將動工,這些大樹也可能不復存在。即使這樣,我們也會支持合理的改造方案。改造之後,環境會變得更加美好。

我和老伴都是土生土長的夷陵人,夷陵是我們的父母之邦。雖然老家都不在小溪塔,但小溪塔也是因修建葛洲壩工程宜昌縣城搬遷,才成為新的縣城;我們在小溪塔生活的時間,遠比在老家生活的時間長。老家難忘,兒時難忘,父母之恩難忘,生活在小溪塔的成年歲月一樣難忘,況且,老伴父母的家早在45年前就搬到了小溪塔。我們1974年在小溪塔相識,1976年底結婚,1977年有了我們的兒子、雙方家庭的頭孫子,並在小溪塔把他養育成人。兒子1995年進入湖北大學計算機系,1999年考入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院計算機專業,2002年應聘到華為公司工作,每年寒暑假或春節回家團聚,都在小溪塔。

2003年,老伴因獨子不在身邊,不願入住分配在丁家壩松湖花園的房改房。已經退休的我諮詢過房改辦以後,經老伴家人介紹,購得黃金卡四組的私人房,辦好過戶與重建手續,交了各種費用,在老伴二弟的指導下,自己設計、擬定建築合同和施工方案,聯繫工程隊,採取一次性付款方式賣了房改房,重建住房。

簽好合同,當年5月開工。我天天蹲在工地,吃住在岳父家。兒子參加工作不久,支持一萬元,另給三千元母親買洗衣機。11月完成土建任務,我和老伴入住頂層,從岳父家引火種,開始簡易裝修。鋪設三層樓的地面磚、地腳線,花崗岩樓梯板,門前花崗岩階踏、後院和車庫的花崗岩拼接地板,三層樓的天花板木質走檐和門窗包邊、室內隔斷牆,三樓書房的書櫃、兩家臥室的大立櫃。除樓梯間仿瓷塗料包在土建程中以外,室內的水泥搓牆的內牆塗料一直沒做。直到2005年底為準備兒子結婚,我和老伴才從深圳趕回,做了三樓的仿瓷塗料。

2004年初兒子回家過春節的時間很短,我們帶他去了我讀華中師範大學幹部中文專修科時的同班同學劉志華家,轉達了劉志華女兒劉黎黎華中師範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尚未落實工作並願意和兒子談戀愛的意向。我和老伴建議他邀請劉黎黎去深圳就業。同年4月,劉黎黎到深圳找工作,跟兒子有了接觸,後來留在深圳一家通訊器材公司工作,跟兒子正式談起戀愛。7月老伴和劉黎黎的媽媽黎長芬結伴去深圳,兒子與劉黎黎在華為公司職工宿舍接待並陪同兩位母親一周,正式確定戀愛關係。

2005年初,兒子要我和老伴提前到深圳過春節,並幫他看管新購兩室一廳住房的裝修。我因受聘擔任三峽夷陵網總編一職,無法提前離開,便送老伴上開往廣州的貨車,先行到達深圳。我沒想到老伴那麼能幹,在深圳照看從未乾過的房屋裝修,買材料、談價、更換,兩個多月幹得如魚得水。我放假後買了臘月28日下午的機票,背了熏好豬肉的一半,抵達深圳。劉黎黎已回宜昌陪爸爸媽媽過春節,老伴和兒子接到我以後,一起從機場坐的士回華為公司的職工宿舍。

在華為職工宿舍住了一晚,第二天便搬進兒子的新家過春節。三人世界,菜做得不多,卻都是我們最愛吃的,可以說是幾十年中最簡樸最溫馨的春節。初四劉黎黎歸來,老伴做了她最愛吃的魚,四個人在一起,眼看一雙兒女即將進入婚姻的殿堂,我和老伴心裡自然是甜蜜蜜的。兒子和媳婦上班,我也準備返回夷陵。老伴和兒子都不同意。兒子說,一家人在一起多好,今後的日子有多長誰能說得准?你都退休了,還有什麼放不下?想幹什麼就在我這裡干,不一樣嗎?我只好發電子郵件向三峽夷陵網辭職,和老伴一直待到11月才趕回來,為他們新婚裝房。

2006年初兒子和媳婦回來過春節,可是假期只有幾天,舉辦婚禮根本來不及。反正他們已是合法夫妻,那就以工作為重吧。沒想到兒子「今後的日子有多長誰能說得准」的話一言成箴,我欠下他和兒媳一場婚禮。

2006年秋天兒子休息日外出海釣,摔了一跤,右小臂骨裂。透視拍片時,醫生髮現他患有多發性骨質疏鬆症,疑為多發性骨髓瘤。二人上網一查,得知此病為癌中之癌,數十種白血病中最厲害的一種,哭成了淚人兒。我接到電話,立即讓他回家,同時聯繫戰友王德金,請他夫人黃祖玉帶我們去蓉城找曾經治癒過此類病症的醫生就診。我知道這是一場殘酷的賭博。西醫完全沒有辦法,而且治療過程十分遭罪,我不願意將他丟在冰冷的隔離間,讓他一個人承受絕望的痛苦,唯有向中醫求一線之機。乘飛機來去,一月的藥要一萬八千多,加路費、診療費每月近三萬。剛起了房子,存款不多,我借了岳父六萬,兒子岳父劉志華支付了三萬。

兒子在家治療期,我們重建了一樓後院的廁所,整改了一樓的廚房。三個月在家治療,我每日負責熬藥,帶他做氣功梳理。恢復倒也看得見成效。但是,兒子只請了三個月假,他又太愛他做的這一份工作,假如強行留下,他也會崩潰。請教醫生,認為可以邊上班邊治療,只要不太累就行。岳母提出,她過去和女兒一起照顧,並和劉志華一起陪他們過春節。我們當然不好反對。

到深圳以後,初期反饋的情況很不錯,2007年元旦醫生在王德進家中見到他,說和好人差不多了。春節之前,兒子說,因為去成都看醫生帶了大包小包的藥出汗,然後又去理髮、去南京簽約購房合同,回來感冒了,要我們過去。但是,春節前後公路、鐵路、航空都一票難求,根本無法過去。正月初三,兒子的小舅看我們實在可憐,決定和小舅媽一起開私家車送我們過去。到達後,一看兒子病成那樣,原講好的三千元路費也不肯要,更不肯在深圳玩,當晚就帶兒子的岳母回宜昌。

我和老伴住下以後,除了每天大罐大罐熬藥,精心調理生活之外,還要及時與醫生聯繫,每日拍照片傳過去,每天一個小時做氣功導引,定期匯款,坐的士到機場取藥,給兒子做思想引導,中間還請醫生飛深圳一次。每月藥費就要三萬多,錢早已不夠用,兒子把全額付款購置的兩室一廳房子賣了,租住別人的房子,才有了藥費。

但是無論兒子怎麼聽話,醫生和我們怎樣努力,兒子終於沒有走過6月7日。一家三口全崩潰了,抱在一起痛哭。但是我作為父親,不能倒下,兒子的後事還必須由我來料理。又費九牛二虎之力,和兒子單位的治喪小組、和單位投保的保險公司、和深圳與夷陵的殯葬管理所、民政局反覆洽談磋商,才落實將兒子遺體運回夷陵安葬和大病治療保險、因病死亡保險賠付兩件事情落實,並在夷陵區殯葬管理所內的凌霄廳舉行追悼會和下葬儀式。而後若干年,我和老伴都每月逢七日雷打不動去長青園看兒子。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才不得加大間隔時間。老伴和我的眼淚已流干。兒媳也連續三年的清明節從深圳趕回來弔唁。

在痛苦的深淵中不知過了多少年,在親人們的勸告下,我們才做了住房二樓和一樓的內牆抹白,添置了二樓的床鋪,做了二樓書房的書櫃。購房、過戶、重辦改建手續、土建、裝修、改造、添置家具,前前後後共花費30萬元左右,才有現在這個樣子。所喜的是20年來沒有進行過坡面房頂和外牆的翻修,連一塊瓦也沒換過。移居20年,兒子已去世16年,我已經75歲,老伴已過70歲,我們的一生也將在此終結。哪怕遭遇人生最大的不幸,我們對所居之地的熱愛、對親人及鄰居們的感恩、對城市發展帶來的幸福感受,是不會變的。我們相信,住地未來會越來越美好,住地的人們會感到生活越來越美好。[1]

作者簡介

元辰,本名袁國新,夷陵人,1948年生,湖北省作家協會。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