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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允誠(？－1661年)，浙江湖州府南潯鎮人，清朝文字獄受難者。

原居吳江之陸家港，有弟莊允坤、莊允埰，允誠時始徙遷南潯，成為巨富，有二子廷鑨、廷鉞。

莊廷鑨明史案

其子莊廷鑨因眼盲，效法「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請人寫了一本「明史」。不久病亡。莊允誠於順治十七年冬（1660年）將書刻成，即行刊書《明史輯略》（）。

順治十八年（1661年）為歸安知縣吳之榮告發，鰲拜責令刑部滿官羅多等到湖州徹查，並嚴厲處置涉案的相關人士。莊允城被逮捕上京，因不堪笞杖，死於獄中。後被碎屍。次子廷鉞亦被斬殺。

莊允誠和《明史》有什麼關係?

《明史輯略》確為他找人編寫的，主要是為了他盲眼的孩子，本想藉此留名青史。書原本記述的就是明朝之事，書中採用明朝年號紀年，原無不妥，偏偏修編清朝入關後的數卷之人，對清朝頗有不滿，決不肯在書中採用大清年號，故依然採用「隆武元年、永曆元年」的年號，因此才有歷史上的「明史案」。

清朝文字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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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時期發生了兩起較大的文字獄案，一起是康熙初年的《明史》案，另一起是康熙後期的《南山集》案。

明史案起於莊廷瓏。莊廷瓏，浙江湖州人，家中豪富，想寫一部《明史》留名於世，到處搜羅資料。同鄉朱國禎曾着《明史》，有《列朝諸臣傳》等手稿沒有刻印。朱國禎死後，家道中落，家人聽說莊廷瓏想寫《明史》，就以千兩銀子的高價把《列朝諸臣傳》等先人未刻印的手稿賣給了莊廷瓏。莊廷瓏在朱國禎的手稿署上自己的姓名，又補寫了崇禎朝的事跡，就刻印發行了。書中有許多指斥清朝的語言。

被罷官的原歸安知縣吳之榮（此人還見於金庸小說《鹿鼎記》中，也算得上是遺臭萬年了！）是個陰險小人，看到此書後眼睛一亮，認為這是一塊再入官場的絕妙敲門磚，至少也可敲詐一筆財富。他到莊氏家中進行敲詐，分文未得，便向將軍松魁告發。松魁移命巡撫朱昌祚處理，朱昌祚又轉交督學胡尚衡。莊氏向胡尚衡行了重賄，將書中指斥清人的文字修改重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吳之榮分文未得，一氣之下便拿着初版告到北京，由刑部立案追究，掀起大獄。

莊廷瓏已死，開棺戮屍，其弟莊廷鉞受牽連被誅。原禮部侍郎李令哲曾為該書作序，本人伏法還株連了四個兒子。主審官見其小兒子剛16歲，讓他在口供中減少一歲，並告訴他只要減少一歲，按當朝慣例就可免死充軍了。令哲小兒子悲傷地說：「父兄俱死，不忍獨生。」終於未改口供，隨父兄一起赴難。

令哲的序中提到了朱氏，指的是朱國禎。吳之榮與南潯富人朱佑明結怨，硬說序中朱氏指的是朱佑明，於是朱佑明父子六人被吳嫁禍而死。松魁被免官，幕僚程維藩被處死。朱昌祚、胡尚衡向主審官行賄，把罪責推給初審此案的學官，自己免難，學官被誅。

湖州太守譚希閔才上任半月，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就以隱匿罪糊裡糊塗地被絞死了。凡校書、刻書、賣書以及書中牽連人名者一律喪命。

《明史》案冤死者七十餘人，死者妻子大都發配邊疆。

《南山集》案起於戴名世。戴名世，安徽桐城人，自幼聰穎好學，收集明朝史跡，編寫了一部《南山集》。《南山集》中採用了同鄉方孝標的不少材料。方孝標做過平西王吳三桂的官，吳三桂叛亂後，他投降清朝比較早，得以免罪。後來寫了《鈍齋文集》和《滇黔記聞》，記錄了南明的一些異事奇聞。戴名世感到很新鮮，便把其中的南明事跡采入《南山集》，並以南明桂王死後次年為清朝定鼎之年。《南山集》由許多人作序，捐資刊印，刻版寄藏於方苞家中。後來戴名世考中進士，在翰林院做編修。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告發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私刻文集，信口游談，具有濃厚的反清意識。主審官判戴名世凌遲處死，族皆棄市，年幼孤兒發配邊疆。凡作序捐資者一律絞死。方孝標已死，當開棺戮屍，量刑同於戴名世。其他有牽連的32名官員給予降職罷官處分。整個案件牽連人數多達幾百，僅判死刑者就有三百餘人。後來康熙赦免了一些人的死罪，但仍然有很多人因此喪命。

清朝初年，滿漢之間存在着一定的民族矛盾。漢族士大夫受清室壓迫，借文字發泄憤恨的情況是有的；明末遺臣故老着書立說，時而流露出山河故國之思，這種情況也是有的。《明史》和《南山集》二案的起因就多少帶有這種色彩。清朝統治者對這個問題很敏感，為加強思想統治，防微杜漸，一旦發現就嚴厲打擊，後來變得神經質，又加之官場矛盾，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文字獄。其中多無根據，只是捕風捉影濫殺無辜而已。

文字獄使廣大文人學者無所適從，於是不少人逃避現實，埋頭於古紙堆中作考據性的學問，從而形成了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著名學派，即乾嘉學派。乾嘉學派源於明清之際的顧炎武，起初主張根據經書和史書立論，達到救世目的，到乾隆、嘉慶時期興盛起來，學者們推崇漢儒古文經學的訓詁方法，考證原委，條理闡發，並用於古籍整理和各方面學術探索。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文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制、金石、校勘、輯逸等等，引證資料多極於兩漢。因為興起於乾隆、嘉害年間，故稱為乾嘉學派；反對浮華，提倡樸實，故又稱「漢學」和「樸學」。這個學派對中國古籍和史料整理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其研究方法歷代相沿，對後來的學術界產生過深遠影響。漢學糾正了理學的空疏之風，但也有為考據而考據的繁瑣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