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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話漢語官話方言中的一種,流行於天津市市區和塘沽城區及周邊地區。通常指的天津話是以天津市內六區(和平、河西、河東、河北、南開、紅橋)及西郊和南郊一部分、東郊小部分和塘沽城區(大沽、新城、塘沽、于家堡、鄧善沽等沿海河兩岸地區)本土城市居民所使用的語言,這種語言在周邊靜海話、武清話、薊縣話、寧河話等冀魯官話和北京官話方言的包圍下形成一個方言島,它在與周邊方言有很大區別的同時內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不同於大多數的官話方言,天津話具有極其豐富的連續變調、文白異讀。

分布

李世瑜(1991)在比較了天津話與周邊方言的特點後,認為天津話是一個孤立的方言島,提出了「天津方言島[1]」學說。即天津話不是由周邊的方言演變而成,而是被周邊相似方言包圍的,像一個孤島一樣的獨立的方言區。以陰平的低降作為判定天津話的標準,李世瑜發現天津話與周邊方言的同言線與現在天津市的行政管轄區界並不一致,同言線所圍成的範圍大致是一個尖朝底的倒置的等腰三角形,左上的頂點是西邊的曹莊子,從這裡一直向東沿津浦鐵路線到東邊的徐莊子、趙莊子,再向南經張貴莊、蘆莊子、北馬集和南馬集一直最南到底部的頂點大韓莊,再向西北經大蘆北口、卞莊、邢莊子再回到曹莊子。該方言島東北的方言(如寧河話)屬於向唐山話過渡的方言,西北的方言(如武清話)向北京話過渡,西南和東南則屬靜海話

歷史與發展

起源

天津話的起源目前說法不一。

  • 靜海說:一種說法是,天津話是由靜海話在聲調發生演變之後而逐步形成的。
  • 山西說:另一說法從民間傳說出發,不少天津人都聽老人講祖上在山西洪洞槐樹村,而根據有關資料,也確實發現天津許多早期人物籍貫是山西,因此山西移民的記載,使得一些人相信天津話來自山西;
  • 安徽說:第三種說法認為天津人是「燕王掃北」時從江淮一帶移來的,因此天津話來源於蘇、皖[2]

持第三種說法的主要是李世瑜和韓根東。根據這種說法,「燕王掃北」即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前被封為燕王,被明太祖朱元璋派往北京、天津一帶戍邊。同時他也帶去了不少家鄉及附近的人——包括大量皖北人和蘇北人等——戍邊屯墾。後來朱棣奪取帝位,親賜天津這個地名,在此築城設衛,即天津衛。至此,天津成為真正的城市,並且從皖北及蘇北來的軍人是最大的群體。他們的家眷、親屬等也隨他們遷入天津。這樣,他們占據了當地的上層地位,其使用的下江官話和中原官話也成為日常語言,對北京官話的清入聲入派四聲產生影響。到了清朝,天津改為州,後來改為府。天津在清代也是淮軍的大本營。天津同北京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而且天津還是離京城最近的大都市,不少官員、貴族等在此做官或修宅。因此,宮廷用語開始影響天津話。此時,天津話開始同北京話進行了雙向影響。天津話與北京話出現了大量相同的詞彙與讀音。而從清朝晚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很多曲藝形式,包括京劇相聲京韻大鼓等都經歷大發展,不少藝術家在京津兩地演出,其中不乏名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北京話與天津話的相互影響。如「捅漏子」的「漏子」,原本是北京話;而「糟改」原本是天津話,但在京津兩地都有使用。

李世瑜通過實地考察發現,天津話陰平調值與以宿州為中心的淮北平原地區的方言最為接近,並認為天津話脫胎於此。他認為,蚌埠鳳陽一帶方言與天津話的陰平(一聲)都讀低平調,其他的音調都與天津話有差距,特別天津話是沒有入聲字,而蚌埠、鳳陽的方言都保存了許多入聲字,而宿州地區的方言則與天津話非常接近,李世瑜用天津話與當地人對話中,當地人甚至沒能認出李世瑜是外地人。然而,宿州話的清入聲入派方法和中原官話一樣,清入聲入派陰平,而天津話和石家莊-滄州一線以北所有的方言一樣,都是清入入派四聲,有很大不同,故一些學者將天津話分類在冀魯官話保唐片天津小片。最近二十年間北京官話和東北官話以及冀魯官話中清聲入派四聲的語言,被一些學者合併在北京官話中,天津話也因此被視為北京官話的一支。另外一些學者則以天津話聲調格局與宿州、固鎮話的相似作為判別天津話起源的標準,將天津話歸類為中原官話,譬如曾曉渝(2010)即認為天津話是明代「南京」(轄安徽江蘇區域)的南京官話在周邊北京、冀魯官話浸透影響下的產物。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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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