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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幫是以鄉土親緣為紐帶，擁有會館辦事機構和標誌性建築的商業集團。
中國歷史「三大商幫」：粵商、徽商、晉商 [1] ，也有陝商、晉商、徽商[2] 的說法。
粵商與徽商、晉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
清朝時以晉商，徽商，粵商，秦商，山東商幫、蘇南商幫、浙江商幫、閩南商幫、珠三角商幫、河南商幫等十大商幫為主。
目錄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商幫
- 紐 帶 :鄉土親緣
- 特 點 :擁有會館辦事機構和標誌性建築
- 性 質 :商業集團
- 成員關係 :籍貫相同、口音相同
- 作 用 ;規避內部惡性競爭，增強外部競爭力
商幫起源
伴隨幾百年商品經濟的發展，到明清時期商品行業繁雜和數量增多，商人隊伍日漸壯大，競爭日益激烈。而封建社會統治者向來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會階層的排序中，「士、農、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對於商人而言，國家沒有明文的法律保護，而民間又對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視。因而，在那樣的年代，商人利用他們天然的鄉里、宗族關係聯繫起來，互相支持，和衷共濟，於是就成為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和市場價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時，商幫在規避內部惡性競爭，增強外部競爭力的同時更可以在封建體制內利用集體的力量更好的保護自己，商幫在這一特定經濟、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
著名商幫
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十大商幫，具體為山西晉商、徽州（今安徽黃山地區）徽商、廣東粵商（分廣府幫、潮商、客家幫）、陝西、福建閩商、江右（江西）贛商、洞庭（今蘇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東山和西山）蘇商、寧波商幫、龍游（浙江中部）浙商、河南豫商、山東魯商等。
晉商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歷史上，山西商人稱為晉幫。晉商是明清時國內最大的商幫，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足跡不僅遍及國內各地，還出現在歐洲、日本、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完全可以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猶太商人相媲美。
晉商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晉唐時期；但真正崛起於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慶、道光時期已發展到鼎盛。到清朝中葉，山西商人逐步適應金融業匯兌業務的需要，由經營商業向金融業發展，咸同（1851-1874）時期山西票號幾乎獨占全國的匯兌業務，成為執全國金融牛耳的強大商業金融資本集團。並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莊（錢莊）兩大晉商勁旅。
晉商規模如此之大，延綿時間如此之長，經商領域如此之廣，靠的是什麼?晉幫有自己的經商秘訣：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緣關係為紐帶，凝聚本幫商人的向心力；用傳統道德規範經商的行為；尋求政治上的靠山，庇護本幫的經商活動。另外一個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晉商家族的重要傳統之一學而優則賈。據說晉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讀書子弟去經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參加科舉考試，甚至出現過獲得功名後不做官而從商的進士。
晉商學而優則賈理念沒有多少文字記載，而是深深隱藏在晉商的心中，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正因為如此，使得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於其他商幫是比較高，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的，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我們從晉商的成敗，品出了晉商的文化哲理，一個經商世家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這些晉商不僅是商人，也是有學識之人，言傳身教，治商有方，並在家族內形成重教之風。
徽商
徽商與晉商齊名，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無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州人都是經商能手，他們善於分析和判斷經濟形勢，在買賤賣貴的不等價交換中牟取厚利，大規模的長途商品販運是徽商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囤積居奇、特權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貸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鄉，被譽為儒風獨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現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的商業道德觀帶有濃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誠、信、義的道德說教作為其商業道德的根本，使他們在商界贏得了信譽，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是他們經商成功的奧秘所在。
大凡稱之為儒商的人，理所當然是一個睿智的人。在他們身上，既充滿優秀傳統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時代發展相適應（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質。他們懂得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有駕馭市場變化的能力。他們集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於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經商第二的準則。商人的務實和精明，加之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使得他們處處體現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總之，儒商是屬於有知識、有道德、有謀略、會賺錢的人。
福建商幫
福建商幫的興起，一開始就與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貢貿易和禁海政策針鋒相對。他們走私進行商業貿易，不能貿易時就進行搶劫，他們具有海盜和商人的雙重性格。
內外勾結的貿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他們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他們不僅在海營商，還有許多也是陸地商，水陸兩棲，海上貿易也做，陸地貿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緊密地結合起來，努力經營，進行多種形式貿易，從而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一個很有影響的地方商幫。
隨着封建社會的消亡，福建商幫卻在海外南洋、台灣等地開闢出新的商業場地。福建商幫中的許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無畏地開拓海外市場，終於在福建幫這棵枯樹上開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幫的商業精神在海外華人和台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續。
廣東商幫
明清時期，粵商的廣東會館在全國的地域分布相當廣泛，以北京、上海、江蘇、四川及廣西分布的數量最多，其他如江西、福建、湖南、山東、東北、湖北、陝西、河南、安徽、浙江、台灣、甘肅、雲南等省也都有數量不等的分布 [3] 。道光十年，英國議會對曾在中國作過商業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一次調查，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絕大多數在廣州進行貿易的人都一致聲稱，在廣州做生意幾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傳着這麼一句話：太陽無時不普照粵人社會。粵商的輝煌時期，還是在近、現代。在近代，由於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等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式微，而粵商卻伴隨着近代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廣東會館也逐漸遍及世界各地。廣東會館除集中分布在東南亞與美洲各國外，英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地也保留着不少廣東會館。 [4]
近代粵商發揚了古代廣東商人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在近代廣東商人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粵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陝西商幫
秦商在明清的商業界裡，山西與陝西商人為了對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鄰省之好，互相結合，人們通常把他們合稱為西商或是山陝商幫。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勢力很大，他們從經營鹽業中獲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們內部開始分化，陝西鹽商與山西鹽商分道揚鑣，最終陝西鹽商到了四川獨立發展，這也為陝西商幫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陝西商幫生財的行道較多，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江西商幫相似。陝西商幫是一個綜合性的商幫，他們對財富的追求與一般商幫相同：儘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陝西商幫以鹽商最為著名，經營布業、茶業和皮貨業也是陝西商幫盈利的重要途徑。
秦商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善於從各種事件、場合和時間上挖掘商機。
在兩千多年前，陝西長安就與四川、雲南、貴州、甘肅、青海、蒙古有着密切的商業聯繫，發展到明清時，陝商與西藏等地區進行茶葉、馬匹交易。悠久的經商歷史，使陝西人天生具有一種商業意識。
在市場經濟下，現在的陝西人在發掘商機上也絲毫不比前人遜色。90年代初，川菜、粵菜及外地特色食品在西安紮下陣勢，不知賺走了西安人多少錢。從吃文化中受到啟發，陝西商人隆重地推出了餃子宴，此項目一經推出，使嗜麵食的各地食客聞香而來。
山東商幫
山東商幫是山東人，自然具有山東人的特點：直朴單純，豪爽誠實。正因為如此，與別的商幫相比，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顯得單純，直截了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概括起來，就是長途販賣和坐地經商的商業經營方式，講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規範的商業行為。同時，山東商幫裡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這也決定了山東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業資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雖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相對其他商幫來說實在是沒有什麼高明的地方，但他們的這些經驗和經營方式非常實在，生意做起來踏實。
山東人經商，是好的地區的人要經商，不好的地區的人也要經商。一個省份的人，經商的動機和條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國十大商幫的綜合縮影。這在中國是僅見的。
寧波商幫
寧波商幫是中國商幫中的後起之秀。從它形成之時起，便顯露出它的見識不凡和卓爾不群。寧波商幫，是指寧波府的商人，以血緣姻親和地緣鄉誼為紐帶連接而成的商業集團。是一個盛行於國內和海外的商幫。寧波商人外出經商歷史悠久，但大規模經商，並且結成商幫則為時較晚。鴉片戰爭後，尤其是民國時期，寧波商幫中新一代商業資本家脫穎而出，把商業與金融業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寧波商幫以新興的近代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於全國著名商幫之列。他們所經營的銀樓業、藥材業、成衣業、海味業以及保險業，也是名聞遐邇。
寧波商幫形成的時間較晚，但其發展勢頭卻非常之快。他們的活動區域不斷拓展，最終形成四出營生，商旅遍於天下的局面。寧波商幫不僅善於開拓活動地域，還善於因時制宜地開拓經營項目。他們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點，也非常實用：以傳統行業經營安身立命，以支柱行業經營為依託，新興行業經營為方向，而往往一家經營數業，互為補充，使自己的商業經營在全國商界中居於優勢地位。
龍游商幫
當徽商、晉商在商場爭雄之時，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個頗有影響的龍游商幫。歷史上所稱的龍游商幫，實際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團，其中以龍游縣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游商幫。
龍游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着開放的心態，在觀念上也比較新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上，即投資上的敢為天下先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者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而龍游商敏銳地意識到，要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轉向手工業生產和工礦產業上。他們果斷地投入於紙業、礦業的商品生產，或者直接參與商品生產，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給當時封建社會注入了帶有僱傭關係的新生產關係。龍游商人還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鄉的滲透，並且相處友善，吸收外地商人於己幫，推進了龍游商幫的發展。
龍游商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是他們良好的經商心態的反映。他們雖然是出自一個偏僻之地，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
洞庭商幫
幾乎就在龍游商幫興起的同時，另一個商幫在中國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覺地興起了---洞庭商幫。當年范彝財色盡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艷羨。他經商成功，一定給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洞庭商幫是在明萬曆年間才初步形成。
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這是聰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這樣聰明的商幫。洞庭商人沒有與徽商、晉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穩中求勝，利用洞庭湖得天獨厚的經商條件販運起米糧和絲綢布匹。他們還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着。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開闢了買辦業、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從事着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活動，由此，洞庭商幫產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洞庭商人十分講究具體的經營手段，而這些手段看起來則非常符合現代經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場信息，時常預測行情，在經商過程中，洞庭商人會根據市場行情與商品交換的情況變化而變化自己的經營策略，不拘於成見，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還會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比如商人資金和民風特點，因地制宜的採取獨特的經營方式。
江西商幫
江西商人絕大多數是因家境所迫而負販經商的，因此，小本經營，借貸起家成為他們的特點。他們的經商活動一般是以販賣本地土特產品為起點，而正是江西商人這些獨特的背景，使得江西商幫具有資本分散，小商小賈眾多的特點。除少數行業如瓷業比較出眾外，其他行業與徽商、晉商等商幫相比經營規模就要顯得相形見絀，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極為有限。當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經就這樣描述江西布商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另外，江西商人濃厚的傳統觀念、小農意識也影響到他們的資本投向，只求廣度，不求深度。所以，儘管江西商人人數眾多，涉及的行業甚廣、經營靈活，但往往在競爭中容易喪失市場。
江西商人講究賈德，注重誠信是江西人質樸、做事認真的性格的一個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頭腦中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還善於揣摩消費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顧的要求。總之，以銷售盡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機為原則，這是江西商人發財致富的經驗總結。
主要商幫形成
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在宋代曾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經元代之後，在明代又迎來了一個高潮。據專家估計，明朝萬曆年間農產品總量達696億斤，江南水稻單產量到2石（300斤）左右，與當時的歐洲處於同一水平。農業的發展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明代在官營手工藝衰落的同時，民營的手工業有了快速的發展。尤其是江蘇的絲綢業，廣東佛山的冶鐵和鐵器的鑄造業，江西景德鎮的制瓷業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紡織業，無論在生產技術上還是生產規模上，都有了相當的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商業亦有相當大的發展。
政策的變化對明清三大商幫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明朝初年，為了保衛北部邊防，設立了「九邊」（九個軍區），80多萬的強軍和30萬匹戰馬給政府財政造成了極大的壓力，於是，洪武三年開始實行的以糧換鹽政策成為晉商和陝商形成的契機。明代中期，官府授權的私人鹽業壟斷經營成為了徽商成長的關鍵推動力。而在遼寧和張家口分別開放東西馬市，對晉商由以鹽業為主轉向多種經營有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樣，明代中期海禁的放鬆，也是浙商，閩商，粵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現當代商幫
「商幫」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們頻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幫」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幫———山東商幫、蘇南商幫、浙江商幫、閩南商幫、珠三角商幫。其他各省商人也紛紛起而效仿，開始按照地緣給自己定位———山西省和安徽省的商人們分別提出了新晉商和新徽商的口號，重慶、河南、河北等地的企業家們也將自己歸類，分別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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