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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鏈接周志文：大學教授，專長是明清學術史、明清文學、現代文學。亦是作家，寫作以散文、小說及評論為主。

周志文（1942年6月27日－），男，原籍浙江鄞縣，抗日戰爭時期生於湖南辰溪，成長於台灣宜蘭縣羅東鎮。

原圖鏈接周志文：原籍浙江鄞縣，抗日戰爭時期生於湖南辰溪，成長於台灣宜蘭縣羅東鎮。

生平事跡

大學教授，專長是明清學術史、明清文學、現代文學。亦是作家，寫作以散文、小說及評論為主。

宜蘭縣立羅東中學初、高中部畢業(今羅東國中和羅東高中)、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博士。

歷任《中國時報》、《民生報》主筆，淡江大學、台灣大學教授，曾至捷克查理大學、荷蘭萊頓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珠海聯合國際學院講學，現已退休。

文學作品有《同學少年》、《日昇之城》、《三個貝多芬》、《冷熱》、《布拉格黃金》、《尋找光源》、《風從樹林走過》、《時光倒影》等。

《記憶之塔》：聽周志文講台灣的高校教育

這幾年，面對中國內地高等教育現狀與學術氛圍，人們總忍不住嘆口氣，然後抬眼觀瞧──好榜樣似乎明擺着，遠學美利堅，近思台灣島。隔着大半世紀的時光和不深不淺的台灣海峽，「民國范兒」被念叨成坊間熱詞兒或多或少與此有關。這種期盼高校出大師、育英才，學界重歸治學、著述象牙塔的殷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心懷此念者，真該讀讀台灣學者周志文的回憶性隨筆集《記憶之塔》。

從1961年自台灣宜蘭鄉下高中畢業，赴台北參加「大專聯考」考取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起，周志文的大半生基本沿着求學、教書、寫作之路行進。他耳聞目睹台灣的大學教育諸多方面，對初創的艱難、發展的起伏、壯大的利弊等等皆有親歷。本書作為其三本「回憶性質」的書（註：因覺得太正式，周志文不喜以「回憶錄」稱之。

另兩本，《同學少年》四年前已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家族合照》也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近期推出）之一，側重記下作者「到台北讀大學之後到就業、深造，繼之以在各地闖蕩，過完了大半輩子的事」。這些文章細緻、從容，又感性、直率，一邊懷人憶舊，一邊議論反思，尖銳犀利之處甚至「槍火四射，也可能傷及無辜」，作者在「自序」中這麼說。

當年這位懷揣求學夢想的少年踏入位於台北外雙溪的東吳大學，見到與期望值相去甚遠的學校規模和簡陋的硬件環境，心裡不是不失望的。可是這種失望顯然不及此後在課堂上來得強烈，「一切渾渾噩噩、糊裡糊塗的，課程開得不清不楚，教書的老師一個個精神渙散，上課既不準備，下課也無作業，走上台來，總是胡扯一通」……這話說得有些重，可也確實是作者當時的感受。書里寫着，兼任教授卻能做系主任的洪陸東先生在教授杜甫詩的時候「鬧了不少笑話」，「不講格律」，「只用他難懂的黃岩話不停的讚嘆說這首詩真是好啊，真是好啊」；教詩選的老師上課點名時據此為由大講黃段子，「例子舉得十分輕佻而不負責，只是好逞小慧罷了」；林尹教授上中國思想史的課會先在教室外抽半小時煙，進門就「促銷」他寫的《中國思想史綱要》，說到得意處從西裝內袋裡掏出半瓶洋酒開喝……這樣的老師與東吳大學教學生「做一個完整的人」的校訓何其相悖，以致作者想到古代聖賢傳道授業解惑時的風範，大發感慨，「典型在夙昔，古今對照，才知道我們處在一個多麼黯淡的時代」。

當然，周志文的回首不都是上述種種。記憶之塔的另一面是在東吳大學、台灣大學求學那些年遇到的不少終生難忘的老師，學識淵博、人格閃亮、誨人不倦。大一時他曾去台大蹭課聽，彼時台大中文系的國文老師是葉嘉瑩，現代文學則是聶華苓講授，前者授課的認真與批改作文的嚴謹、後者在高校學術為大的氣氛里強調文學藝術的執着給本書作者留下深刻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書中坦承當年台大一眾名教授中最吸引他的還不是前述這些，而是「那時哲學系有位極富爭議的人物名叫殷海光」。他在高三時已讀過殷海光的《邏輯新引》，後來對殷海光發表在《自由中國》上的文章也有所觸動，所以一聽說台大有殷海光的課可聽，自然大感興趣。那門課叫「理則學」，上課時教室里人滿為患。這也是作者初見殷海光的講颱風采，「原來是個頭髮斑白的中年小個兒」，令作者預期有落差的是，「他上課的語言並不出色，可能有病，說話的聲音也不大，當時講課沒有麥克風，坐在後面就聽不太到」。

不過有次下課前，殷海光在介紹羅素著作時，突然高舉羅素《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的英文原書說：「要學他做個學術界的漢子！」這個舉動，加上他那些文章，讓周志文至今想來仍覺震撼。後來，周志文考上台大的中文研究所，讀碩士時的「高級英文」課是外文系的齊邦媛老師來上，雖然「齊老師課上全用英語，每次上課結束前必定舉行小考，考題與答案當然都是英文，搞得我們這些中文系出身的都緊張得不得了」，他特別憶及某堂課上齊老師講授艾略特長詩的情景，對表象的詩意之美與簡單詩句下蘊藏的深意的解讀讓他頗感獲益。

與這些師長的接觸，那些課堂內外的經歷，在作者生命中成為不可磨滅的印記，「這些影響與作用都融入自己生命的溪流」。

周志文是台灣高等教育的局內人，寫作本書時他亦仍與此有關聯。正因為這樣，他在書中流露的冷靜和勇氣令人感佩。不過，這對他來說卻也在情理之內。他是相當純粹的治學、寫作者，個性耿直，不善交際，在彼時的校園和學界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的學問和文章在台灣向來不乏推崇者，可並未得到與此一致的聲名。書中《溪山行旅圖》一文寫到個插曲：當年他在淡江大學兼課時，該校外文系楊沂教授看過他的散文集後直問，「為什麼你沒有名氣呢」？周志文忙用杜詩「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以對。他也覺得這個回復不太恰當，但那種急於辯解的心情，與其說為了自己正名，莫不如說為了消弭對方的疑惑。他的醉心治學、寫作與不夠圓融的個性某種意義上反而成全了他始終保留着鄉野少年般的質樸與性情中人的誠意。這呈現在他的文章中，往往是種不露聲色的傷感與淡到無痕的古意，與華麗繁複或是七情激盪絕緣。

作家朱天文在為《同學少年》作序時，曾形容周志文的文章之樸實、深沉，「不讓人覺得是美文，這點像王昭君一樣，在美與不美之上只是其本色遺想千古。周志文其文的不這麼被廣知，也像」，她也覺得，「深情人是幽人，就像周志文」。

讀完全書，感覺到在那些近乎不留情面的描摹、評判、反思之間，作者無意徹底否定什麼，他只是寫出積蓄在心裡的記憶，還有由此生髮的思緒。寫到這裡，姑且臆測本書封面那個外觀華美、根基鬆散迷亂的高塔別有寓意，記憶如此，求學著書為人某種意義上也如此。這些文章起碼能夠提供給讀者（特別是內地讀者）一個不以因距離產生的光環所惑的視角，更加客觀、生動地了解台灣高等教育乃至台灣社會那些年的變遷，看到記憶之塔的不同側面。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