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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考古學會於1994年成立。主辦單位是北京市文物局。學會第一屆理事長是張大中，第二屆理事長是齊心，秘書長是蘇天鈞。

學會宗旨

團結本市從事、關心、熱愛考古事業的各界人士與群眾，協助文物考古管理部門和考古專業研究部門，宣傳黨和國家制定的文物考古工作的方針、政策、法令，普及文物考古知識，為提高考古^[1]學研究水平，推動北京文物保護考古事業的發展服務。

（1）貫徹「雙百」方針，舉辦學術研討會，專題報告會和座談會與多種形式的學術活動；（2）組織、組建和匯總北京市各區縣文物考古工作成果與經驗；（3）有計劃地組織培訓專業考古業務幹部，提高專業隊伍素質；（4）積極加強國內外的學術交流。

學會成立10年來，協助北京市考古和文物部門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和文物鑑定的指導，並協助《圖說北京》、《京華舊事存真》等書的編纂工作，同時不定期舉行學術研討會研究北京地區文化遺蹟和遺存以及古都風貌保護問題。

開展專業考古工作研究和學術交流，以及諮詢服務，進行專業培訓工作，編輯專業刊物。

在崇文門和東南角樓之間，有一片廣闊綠地，簇擁着北京現存最長的一段明城牆。綠地芳草萋萋，古樹掩映；城牆斑駁，古韻猶存，古老的城牆與現代城市融為一體。

這段城牆歷經五百多年風風雨雨，儘管在城市化建設中倖存下來，但到了1996年已岌岌可危，千萬人的心為此牽掛，北京市民捐來40多萬塊城牆舊磚將其搶救。它重獲新生的故事，不僅承載了歷史記憶和鄉愁，更承載了人們對古都文明的覺悟和尊重。

有人在明城牆上種菜

「城牆斑駁不堪，斷壁殘垣上，長滿萎黃的枯草。夯土裸露，秋風吹過，沙沙地往下掉落。」雖然20多年過去了，單霽翔仍記得見到北京最後一段明城牆時的樣子。

那是1996年9月的一天，北京火車站南邊的一塊地被一家房地產商相中，準備蓋星級酒店。拆遷過程中，露出了一段明城牆。

時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長的單霽翔得知此事後，立即去現場踏勘。在拆遷現場，他看到了一處斷壁殘垣，彼時已面目全非。「有的地方，雖然城牆內外兩側的包磚尚存，但城心夯土已經被拆光、挖淨。有的地段裸露出大面積的城心夯土層，僅存一側的城牆磚體，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風化、腐蝕。」

令單霽翔意想不到的是，在靠近崇文門的三角地，留有夯土層的城牆上，居然有一塊田地，「有人在明城牆上種菜！」

此情此景，讓單霽翔心情沉重。他沿着城牆根兒走了幾個來回，發現有的城磚上還有「萬曆」「嘉靖」的磚款，依稀可辨。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基礎上依禮制而建造的都城。1368年，明大將徐達攻陷元大都後，將北城牆南移2.5公里；1406年，明成祖朱棣開始建宮殿、修城垣；1553年，明世宗朱厚熜為加強城防，增築外城。三重半城牆環環相圍，北京由此形成紫禁城、皇城、內城、外城的「凸」字形格局。

北京明城牆總長34公里，其中內城20公里，外城14公里。高大巍峨的城牆和城門，是昔日北京城的象徵之一。

1924年，瑞典學者喜龍仁初到北京，立即為城牆和城門所傾倒。在《北京的城牆和城門》一書中，他不吝讚美之詞：北京城牆是「最動人心魄的建築——幅員遼闊，沉穩雄勁，有一種高屋建瓴、睥睨四鄰的氣派。」

新中國成立時，用夯土與青磚建造的城牆，已經歷五百多年風風雨雨，年久失修。城牆又因為體量龐大，據守在城市中心，常被認為是城市交通痼疾的罪魁禍首。從民國初年到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方便交通，在城牆上開的豁口數不勝數。

上世紀60年代初，國際局勢風雲突變，中蘇關係惡化。出於備戰需要，北京地鐵工程再次被提上議程。在規劃地鐵線路時，對於如何有效掩蔽，相關方面意見不統一。且按照中央指示，要以「儘量少拆民房」為原則，地鐵建設線路的方案，先後出現了60多個。

線路規劃時，一線地鐵到達復興門將折而向南，經象來街(即長椿街) 再向東，經宣武門、和平門、前門、崇文門到達終點北京站。

這條線路地處舊城區，地鐵工程在這裡進行敞口明挖，又牽扯一大批搬遷問題。在備戰的情況下，無論是工期還是資金，都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如何解決這個矛盾，讓規劃人員左右為難。

一籌莫展之際，有人提議可以把內城城牆和城樓拆掉，地鐵沿着城牆修。如此一來，可以把拆遷數量減到最小。這個方案在當時看，確實是一個省時、省力又省錢的方案，一經提出就得到地鐵領導小組的重視。

於是，歷史向現實做出了讓步。在修建地鐵過程中，北京內城城牆和城樓逐漸被拆除。1969年，中蘇邊境發生「珍寶島事件」，毛澤東提出「準備打仗」。隨即，北京開始拆城牆^[2]、取城磚、修建防空工事，每天平均有30萬人參加義務戰備建設。鍬鎬翻飛，塵土瀰漫，北京的明城牆，走到了漫長歲月的盡頭。

北京明城牆遺址公園北京考古百年：新理論新技術拉近考古學與大眾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