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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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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土地設計研究所組織申請和承擔國家自然基金委、國家部委及地方省市土地生態[1]方面的研究課題;開展國內外土地生態規劃與設計的理論和規劃實踐研究和總結。主要研究方向:土地生態設計,城市生態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生態基礎設施規劃,生態用地研究等。近年來承擔課題包括:環保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我國國土生態安全格局構建關鍵技術與保護戰略研究」;「北京市淺山區土地利用戰略規劃」;北京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專題之「北京市生態安全格局戰略研究」等。

研究方向

北京大學土地設計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土地生態設計,城市生態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生態基礎設施規劃,生態用地研究等。

近年來承擔課題包括:環保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我國國土生態安全格局構建關鍵技術與保護戰略研究」;「北京市淺山區土地利用戰略規劃」;北京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專題之「北京市生態安全格局戰略研究」等。

校園諮詢

制度、土地利用與可持續發展策略

特定時空背景下的土地利用活動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正規制度與嵌入村落社區的非正規制度交互作用的結果。宏觀和微觀層面各種正規與非正規制度機制的缺失都加劇了微觀層面的不可持續性。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縣域乃至全國的制度安排和發展模式,從而為理解中國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2]提供了第一手的實證資料。

胡玉坤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曆次土地制度的變革不僅促使土地及土地之上其他自然資源的重新配置,而且也引發了土地利用實踐乃至鄉村社會關係的深刻變化,進而影響到了農村、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基於對內蒙古一個村落60年土地利用實踐及其生態後果的考察,本研究重點探究了不可持續發展背後的一些制度性因素。

研究揭示,特定時空背景下的土地利用活動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正規制度與嵌入村落社區的非正規制度交互作用的結果。宏觀和微觀層面各種正規與非正規制度機制的缺失都加劇了微觀層面的不可持續性。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縣域乃至全國的制度安排和發展模式,從而為理解中國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提供第一手的實證資料。

本課題的調查村位於內蒙古東南部半農半牧地區。在過去60多年中,這個貧困縣的貧困村不但見證了國家農地制的歷次重大變革,也見證了村民賦予其地方化含義的過程。村裡的人地關係已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巨變。

時光倒回60多年前,村里一些地方還曾有「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觀。由於數十年不停地墾荒連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樣化,天然草場一直在萎縮,目前僅剩下兩片種有灌木的公有地,而且牧草已變得十分稀疏而低矮。村里農業資源稟賦很差,大部分耕地屬於「靠天吃飯」的旱地,最近10年連年不斷的乾旱等氣候變化嚴重加劇了當地生態危機。

土地利用活動狀況及問題分析

在集體化與改革時期,由於持續或不可持續地利用土地資源的活動及其背後的驅動力不盡相同,村民個體與群體的命運乃至大自然的遭遇也迥然有別。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購統銷、人民公社、戶籍制度這「三駕馬車」將村民緊緊拴在集體農田和村界範圍內,社員的口糧、現金及其他生活用品全賴在集體勞動中賺取工分來換取。生產隊負責統一經營土地並安排日常農活。

農地的經營方式一直較粗放,種植結構單一,土地上的產出也一直處於停滯狀態。普通社員既沒有土地的所有權,也沒有經營權,因而並不怎麼關心土地的利用、保護及投入與產出效率。「大呼隆」集體勞動和「大鍋飯」分配模式的弊端在這裡也暴露無遺。到了集體化末年,「吃糧靠返銷,花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成為許多村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掙扎在生存邊緣又別無其他生計來源的村民不得不向大自然伸手去索取。人們的一個集體回應便是過度使用周遭的公有地資源,特別是牧草。村民們上工前或下工後一有工夫便爭先恐後去割草,到冬天農閒時幾乎是全村傾巢出動,每家每戶院裡常常堆起「一座小山頭」。到了上世紀70年代已普遍使用鐵耙,因而常將牧草連根拔起,以至於「到處都被摟得溜光溜光的」。這種竭澤而漁似的掠奪致使村里一些地方的地表植被和生態系統遭到了毀滅性破壞。

1980年,村里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非集體化過程中,除了村民每人分到約7畝口糧田外,各隊還留了少量「機動地」。自單幹以來,口糧田大大小小的調整一直沒停過,土地因而漸趨細碎化。去集體化前後,村里出現了又一次開荒高潮。此後越來越多不適宜耕種的邊際土地被零星開墾出來成為承包地。由於對土地尤其是承包地缺乏長期預期,加之村里缺乏土地保護和投資的激勵機制,土地利用中各種犧牲環境的短期行為在承包地利用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較之口糧田,承包地的經營方式更為粗放,甚至是掠奪性的。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