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會，公共人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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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為美國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探討西方研究現代公共問題的代表作。不同於以往哈貝馬斯、漢娜•阿倫特等人對公共生活的研究，桑內特認為公共空間與個體主義遠不僅是一種經濟關係，還由於其涉及個體和他人的關係而顯示出社會意義，因此應當着重挖掘其歷史、文化層面的因素。全書回顧了18世紀以來西方城市發展的歷史，對宮廷、布爾喬亞階具體展示了現代社會特有的公共生活現狀，從城市人口、建築交通、戶外空間、環境失衡等方面揭示出人們的緊張和焦慮，由此證明了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戀是公共生活衰落的結果。作者對文學、宗教、藝術等不同領域進行了分析，並收錄了著名作家巴爾扎克、狄德羅、盧梭等人的案例加以分析，最後指出了人們應當積極參與公共活動，在社會中主動積極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桑內特恢恢乎遊刃於歷史與現實之間，完美地解答了諸多令人困惑的問題：何以人們會把陌生人視為威脅？為什麼時至今日，普通人參與公眾生活的惟一方式和途徑就是保持沉默，充當聽眾？而這些反過來又給人們的精神性格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桑內特的結論是，孤獨是現代性不可避免的後果，致令個人向私人生活靠攏，而導致了公共人的退場。該書在海外聲譽卓著，是歷史社會學、社會生活研究等學術領域的扛鼎之作。
作者簡介
理查德•桑內特，1943年生於芝加哥，曾任耶魯大學講師、紐約大學教授，1999年起擔任倫敦政經學院社會與文化理論教授以及社會學與社會政策教授。研究領域為城市社會學、藝術、家庭、觀念史與身體史。主要著作有《再會，公共人》《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與城市》《不平等世界 的尊敬》等。
譯者
李繼宏，生於1980年，獅子座，廣東揭陽人，畢業於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著有《陌生的彼岸》《經典十講》；譯有「李繼宏世界名著新譯」系列，迄今已出《小王子》《老人與海》《動物農場》《了不起的蓋茨比》《瓦爾登湖》《月亮和六便士》《傲慢與偏見》《喧暉與強動》《簡愛》《在路上》；以及《追風箏的人》《與神對話》《新資本主義的文化》《窮查理寶典》等數十種圖書。
原文摘錄
人類學家有個術語，可以用來指稱這種地域性共同體的僵化。他們管它叫「偽物種形成」；他們用這個術語來指稱如下的情況：某個原始部落認為他們是惟一的人類群體，他們才是真正的人類。其他部落較為低級，他們根本不是人。但如果我們用這個人類學框架來硬套現代共同體的形成過程，那麼我們將會看不到該過程中某些重要的因素。此種偏執的增長並非過分的自豪、傲慢或者群體自信的產物。它是一個相當脆弱和自我懷疑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共同體只有通過不斷地煽動其成員的情感才能存在。反過來說，這種集體的歇斯底里情感之所以出現，並不是由於人們在集體行動中釋放出內心固有的破壞性力量，而是因為在現代的文化之中，如果沒有某些外來的刺激和促生因素，真實的社會關係顯得十分不正常。 其次，這種試圖使自己、自己的動機和感情顯得真誠的欲望是清教徒主義的一種形式。清教徒的世界是一個自我辯解的世界，而我們現在依然生活在自我辯解的軌跡中……
書評
阿倫特、桑內特、哈貝馬斯，是西方公共生活理論研究的三大代表人物，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公共領域分別進行了精彩的闡述，若要探明三者對於傳播的看法，梳理清楚他們有關公共性的論述，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一、何謂公共性？ 康德在談到啟蒙的時候說到：「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惟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而「公開運用理性的自由」是要優先於「私下運用理性的自由」。阿倫特繼承了康德的思想，將公共性表述為一種顯現：公共就意味着，任何在共同場合出現的東西能被所有看到和聽到，具有最大程度的公開性。阿倫特把公共性看做是世界本身，事情的世界處於擁有這個世界的人之間，就猶如一張桌子被放置在圍着它坐在一起的人們之間，世界像每一個中間事情一樣，將人相互聯繫，又彼此分離開。這種公共性不是某種人類的共同本性的產物，它的存在來於共同世界藉以呈現自身的無數觀點和方面的同時在場。 哈貝馬斯則將公共性看做是公共領域發揮作用後顯現出來的一種基本特徵。哈貝馬斯指出：公共性本身表現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公共領域，它與私人領域相對立。他認為在有些時候，公共領域就是跟公共權力機關直接抗衡的公眾輿論領域，在哈貝馬斯看來，公共性與公共領域基本上可看作一個概念。
二、 阿倫特——言談使人成為一種政治存在 阿倫特認為，人的本質是政治性的，一如亞里士多德所言「人是一種政治動物」，即人作為一種動物，天生處於公共的社會關係網絡中，並在公共空間的生存中逐漸形成了之所以成為人的能力。這就意味着，只有在公共的世界中，在他人的持續在場中，人才能顯現出自身。 阿倫特的公共性思想是在批判政治現代性的背景下展開，但同時又立足於追復古希臘城邦政治生活傳統的意義，因此對傳統的復歸與對現代性的批判，構成阿倫特公共性思想的一個基本立場，其公共領域理論範式、行動理論、言談溝通等理論都是以古代城邦的生活圖景為參照系。 古希臘城邦時期，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涇渭分明。私人領域只能滿足人們生存的必然性，公共領域才是自由王國和永恆世界。公共領域為公民交談、爭論、表現自己提供了空間，所有的公民彼此交談，在這裡只有言說具有意義，無言的人——那些城邦之外的奴隸或者野蠻人，喪失的不是言說的機能，而是喪失了一種生活方式，即公共生活。 雖然通過在公共領域的展現，一個人的卓越、與眾不同及自由得以證明，但隨後的資本主義擴張，打破了古代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涇渭分明的界限，把過去屬於私人領域的生產和經濟內容，放到到公共領域來解決，從而產生一個新的領域——社會領域。社會領域侵蝕了原本獨立性的公共領域，使其逐漸成為私人領域的一種功能，同時，家庭管理、經濟活動等一切從前從屬於私人領域的事務變成了唯一所剩的為人們共同關心的東西，於是私人領域也從此消失了。 因此恢復古希臘時期的公共生活空間，恢復人的公共交往能力，成了阿倫特重建公共領域的理想願望。而言說則成為阿倫特實現這種公共領域的重要途徑。因為正是通過各人的言語與行動，每個人才得以與其他的人區別開來，同時又使得人與人之間構成了一個共同置身於其中的世界。並且人們每個人都必須、事實上也只有通過自己的言行才能確立自身，向人們表明自己的身份，回答「我是誰?」，積極展現自己的獨特，從而將自己顯現在人類的世界當中。阿倫特別強調到，言語與行動是密切相關的，沒有言語的行動就不再是行動，因為這就沒有了行動者，而行動者只有當他同時也是說話者時，才能狗成為行動者。現代性社會的問題就是，行動和言說的分離，政治的重心從行動轉向了言說，言說不再是人們的彼此之間進行的平等的、多樣性的對話和交談，卻變成了一種說服的手段。
二、哈貝馬斯——語言交往基礎上的公共領域 阿倫特提出了公共領域的概念後，哈貝馬斯進一步闡釋：公共領域是一個關於內容、觀點也就是意見的交往網絡，在這個網絡里，交往的內容被以一種特定方式加以過濾和綜合，從而成為根據特定議題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見或輿論。 也就是說，公共領域是一個人們相互交流而形成的「社會空間」，是人們能夠自由平等對話和交往，表達和公開意見，形成公共輿論領域。任何通過話語交流而進行的觀點、內容交流的領域都屬於公共領域。 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歷史形態。第一階段是古希臘城邦公共領域階段，也就是阿倫特一直追復的理想生活。第二階段是中世紀的代表型公共領域。因為私人占有和公共主權合二為一，不存在古典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對立模式，因此代表型公共領域不是社會領域，而更是一種地位的標誌。第三階段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由於代表型公共領域所依賴的封建勢力、教會、諸侯領地和貴族階層發生了分化，形成對立的兩級，最終分裂成為公私的截然對立，並且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便得以產生。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最初表現為文學公共領域，以咖啡館、沙龍、宴會等形式探討文學。在探討文學的過程中，逐漸開始對政治權力進行批判，文學公共領域的功能發生轉變，進入政治公共領域，在政治權力之外，對社會進行批判。 但一如阿倫特所描述的那樣，私人領域逐漸走向公共化，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界限就漸漸消失了，經濟生產的市場規律滲透到了私人領域，公眾的批判意識轉變為消費觀念，從文化批判的公眾轉變到文化消費的公眾，這就是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轉型的典型標誌。哈貝馬斯預想重建的是介於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 「未封建化之前」的資產階級早期的公共領域。它的基本原則是參與性的、平等的和理性的對話。這 「公共領域」的概念本質上是一個對話性的概念，是以在一個共享的空間中聚集在一起、作為平等的參與者面對面地交談的相互對話的個體觀念為基礎的。 不同於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哲學家，哈貝馬斯認為語言首先還是用於交往的，而不是出於純粹認知目的。在交往過程中，每個人都要對其他人的有效性要求亮明「肯定」或「否定」的立場。除了所表達的主張具有可理解性外，說話者也要主張他所陳述的是真實的;他的意圖的明白表達是真誠的;相關於一個大家承認的規範背景，他的話語自身是正當的。在此，用於溝通的語言作為一個交往媒介，被行為者用於互相溝通，進行交流，達成共識，從而使行為協調一致，實現公共精神。
三、桑內特——在沉默里衰落的公共人 桑內特對公共領域的表達是形象而具體的，他從日常行為和社會交往角度出發，通過細緻描述公共言論、行為、服飾等變化將一個不斷遭到侵蝕，直至衰落的公共生活圖景展現。 同阿倫特一樣，桑內特認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清晰的界限，是公共空間存在的前提，人們再入公共領域的同時，也在私人領域實現了自己的本性。 在桑內特看來，公共領域是一個由於熟人、陌生人一群相互差異較大的人構成的社會生活領域，這個領域是處於家人和好友之外的，是隨着大都會興起後，各個不同而且複雜的社會群體發生聯繫時產生的。但19世紀後的，封建制度的衰落，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世俗的城市文化形成，使得共同生活結構發生了內在的變化。私人領域對公共領域的疊加，公共表達的系統變成了個人表述的系統。人們作為交易，彼此揭示各自內心情感，使得原本陌生人之間的共同的價值觀消失，人們越來越關注自我，沉浸在內心世界和家庭生活里，不願意與陌生人交流，而只是穿行在他們之中，公共行為變成了一種僅僅供應與觀看的舉動，人們不再通過社會的交往，而是觀察來了解公共領域。保持沉默，成為人們參與公共生活的惟一方式，人們也漸漸失去在公共空間進行交流和表達的能力，現代公共領域也由此發生了本質改變，變成一個人們相互看見卻又彼此隔離的領域。
雖然阿倫特、哈貝馬斯、桑內特並沒有專門論述傳播，但通過梳理他們三者對公共性及公共領域的觀念，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把言談作為人成為一種政治存在，確定自身意義的根本，還是是建立公共領域的基礎，亦或者現代社會中，公共人逐漸衰落的原因，作為交流的傳播顯然是要構建公共生活和空間的重要途徑與手段，而如何實現多樣、平等、自由的公共討論和交流也成為現代傳播媒介的巨大使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