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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佛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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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信奉佛教嗎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請西藏地區的名僧帕思巴東來，即位後，奉為帝師，命掌理全國佛教，兼統領藏族地區的政教。帕思巴圓寂後，他這一系的僧人繼續為元帝師的有亦憐真、答兒麻八剌乞列、亦攝思連真、乞剌斯八斡節兒、輦真監藏、都家班、相兒家思、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旺出兒監藏、公哥列思八沖納思監藏班藏卜、亦輦真吃剌失思等喇嘛(《新元史·釋老傳》)。[1]
又終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師受戒，然後登位。凡舉行法會，修建佛寺，雕刻藏經等佛事費用，多由國庫支出，並常給與寺廟大量田地以為供養。而喇嘛僧則享有一些政治經濟特權。
此外，漢族僧徒與河西回鶻僧，仍受到相當的待遇。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劉秉忠等，或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職，對於當時佛教的護持，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且禪宗盛行江南，天台、白雲、白蓮等宗亦相當活躍。
但對佛教教義未有多大的發揚，僅寺院經濟的發展與僧尼人數之增加，有甚於過去。而寺院大力經營工商業等，尤成為元代佛教的一特殊現象。
元代管理佛教的機構，最初設總制院，即以國師為領導。後又設功德使司(簡稱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總制院改稱宣政院，擴大管理職權，且在各路設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務。僧官如僧錄、僧正、僧綱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轄。後來到至順二年(1331)撤銷行宣政院，另於全國設立廣教總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務。元統二年(1334)，又罷廣教總管府，復立行宣政院。
元代寺院和僧尼的人數，據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統計：全國寺院凡二萬四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合計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若將私度僧尼糀E算在內，恐怕還不止此數。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從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內外各地，建有大護國仁王寺、聖壽萬安寺、殊祥寺、大龍翔集慶寺、大覺海寺、大壽元忠國寺等，這些土木費用都很浩繁。英宗至治元年(1321)所建的壽安山佛寺，鑄一佛像曾冶銅五十萬斤(即今北京西山臥佛寺的臥佛)。
寺院
隨着寺院的興造，又規定每寺住僧約三百人，於是朝廷將大量田地給與寺院。
例如，中統初(1260)給慶壽、海雲二寺地五百頃。大德五年(1301)給興教寺地一百二十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1312)給大普慶寺田八萬畝，崇福寺河南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山東益都田七十頃。至正十二年(1352)，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成，以江浙廢寺之田歸之。
據大略統糀E，自世祖中統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前後共給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萬一千畝(《續文獻通考》卷六)。這些寺院土地的主管機構是太禧宗禋院。各寺都設有總管府、提舉司或提領所來經管業務。其一寺的田地散在各路的，便就各地設立主管機構。如大護國仁王寺，有襄陽、江淮等處營田提舉司、大都等路民佃提領所。
大承華普慶寺，有鎮江、汴梁、平江等處稻田田賦提舉司。大承天護聖寺，有平江善農提庫司、荊襄等處濟農香戶提舉司、龍慶州等處田賦提領所等(《元史·百官志》)。
元代寺院經濟成了畸形的發展。因為寺院在擁有大量土地的同時，還大力從事商業和工業。當時各地解庫(當鋪)、酒店、碾磑、湖泊(養魚場)、貨倉、旅館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廟所經營。如皇慶初(1312)給與大普慶寺腴田八萬畝外，還有邸店四百間，即其一例(《陔餘叢考》卷十八)。其在工業方面，如開採煤炭和鐵礦，也有寺僧參加。
成宗大德元年(1297)有禁權豪僧道擅據礦炭山的命令(《元史·成宗紀》)。仁宗延祐三年(1316)於山西五台山靈鷲寺置鐵冶提舉司(《元史·仁宗紀》二)，這也是前代寺院所無的經濟活動。還有銀礦的開採雖非寺院直接經營，而其收入卻歸寺院所有。
如至順元年(1330)，聞蔚州廣靈縣地產銀礦，文宗即令中書太禧院派人經營，而以其所得歸大承天護聖寺(《元史?文宗紀》三)。寺院的工商業經營，當然和政府賦稅收入有關。政府對於寺營的解庫，有時禁止，有時命其納稅。而政府對於各處住持僧人將常住金谷掩為己有，修建退居私宅，開設解庫，也有禁令(見《元典章》卷三十三)。
至元三十年(1293)曾命僧寺之邸店、商賈舍止(旅館)，其貨物照章納稅(《元史》卷十七)。其後更時有明令，使僧道為工商者納稅。特別是諸河西路僧人有妻子者，當差發、稅糧、鋪馬、次舍，與庶民同;以防止當時富戶冒為僧道，規避差役(《元史?刑法志》卷一百零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