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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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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報佳音書店 的圖片

傅涇波(1900年 - 1988年),外文名:Philip Fugh,基督徒。

「基督徒」一詞多次出現在《新約聖經[1]》的書信部分,例如在《使徒行傳》第11章第26節、第26章第28節與《彼得前書》第4章第16節:從安提阿的教會聚集起首,他們被稱為基督徒;及後,希律亞基帕曾對保羅表示,「保羅少許的說話,便叫亞基帕作基督徒嗎!」。《彼得前書》里,彼得把「基督徒」與「受苦」連在一起,也指出「基督徒受苦,不是羞恥,而是榮耀上帝的事[2]」。

人物簡介

傅涇波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生中最為得力的助手,也是對司徒雷登影響至關重大的人。他曾多年擔任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當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時,傅是他的政治顧問。他與司徒雷登保持了四十多年的親密關係,贏得司徒雷登始終不渝的信賴。司徒雷登晚年時,傅一直陪伴、照料他,直到為他養老送終。

傅涇波於1899年出生於一個滿洲正紅旗的貴族世家,其祖父因剿滅義和團有功而被封為鎮國公,建威大將軍,曾擔任過甘肅鎮守使。傅涇波是家中長孫,自幼聰穎,深得祖父喜愛。6歲時,祖父曾帶他到朝中覲見過慈禧太后。

傅涇波的父親傅瑞卿是個基督徒,在宣統年間擔任直隸省諮詢局的議員。民國成立後,擔任河北省議會的議員。傅涇波從小接受中國傳統國學教育,後進入美國教會辦的匯文中學讀書。中學畢業先後入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讀書。他的中、英文都很好,直接得益於直隸諮詢局的議長孫洪伊和袁世凱的外交顧問蔡廷干將軍。

早在匯文中學讀書時,傅涇波就經常參加北京和天津兩地的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他也是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查經班的成員,每星期都參加宗教聚會,但那時他還只是個慕道友而已。

大學時期,因其家庭特殊的社會地位,傅涇波結交了許多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大有影響的人,包括陳獨秀、吳稚輝、孔祥熙、李大釗、瞿秋白、周恩來等人。他也與許多西方傳教士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在1918年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基督教青年會大會上,他第一次見到作為大會主要講員的司徒雷登。次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大校長時,北京青年會總幹事懷特·愛德華茲把正在北大讀書的傅涇波介紹給他。1920年,傅從北大轉學到燕大,邊讀書邊為司徒雷登做事,不久兩人親密無間。在司徒雷登的影響下,傅涇波終於完全接受了基督教信仰。1922年,司徒雷登親自為他施洗,成為一個基督徒。此後,傅涇波成為司徒在燕大的得力助手,但他卻不從燕大接受任何薪酬。在許多年中,他幫助司徒雷登與各界人士建立關係,這與他的家庭地位,個人廣泛的人際關係,以及他個人的政治才幹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結交當時政治權貴方面,其好友李石曾幫過他很多忙。通過李石曾,他認識了吳稚輝、陳立夫、宋子文等人,繼而認識蔣介石,致使司徒雷登也由此與國民黨政府高層建立起直接的聯繫。傅為司徒雷登與中國各界人士的溝通立下汗馬功勞。

傅涇波北大畢業後,進入中國文化經濟協會工作,負責為修繕北京故宮籌措資金。他親赴美國遊說,說動約翰·洛克菲勒三世慷慨解囊,承擔修繕故宮的全部費用。他的才能也深得福特的賞識,在他的努力洽談下,福特汽車公司在中國建立了汽車修配廠,傅涇波出任福特汽車公司駐中國的經理。

傅涇波始終把司徒雷登的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和司徒的關係遠超過師生關係,司徒把他當作自己的親人看待。司徒雷登這樣描述他和傅涇波的關係:「傅涇波之於我,就像是我的兒子、同伴、秘書和對外聯絡官。我的一切成就,特別是在瞭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方面的成就,其得力於傅涇波之處,也許比我自己知道的還要多得多」(Fifty Years in China, p. 293)。傅涇波24歲那年,司徒雷登親自為他主持了婚禮。

傅涇波對燕京大學的貢獻也很大。他陪同司徒雷登到各地為燕大募款,不但讓張作霖、段祺瑞、馮玉祥、孫傳芳、韓複榘、宋哲元、張學良、李宗仁、白崇禧、梁啓超、顧維鈞等軍政要員和社會名流為燕大捐錢,還與他們建立了朋友關係。

從20年代後期,司徒雷登逐漸介入到中國的政治生活,並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作為他的私人秘書和政治顧問,傅涇波在司徒雷登擔任大使期間以及回到美國之後,以其特有的才幹、審慎和務實精神,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二戰期間,司徒雷登被日軍關押三年零八個月。1945年7月傅涇波曾親往集中營探視他。1945年8月,他陪同司徒雷登赴重慶參加慶祝抗戰勝利活動,見到毛澤東。他曾參與國共兩黨的調停。1946年7月,司徒雷登被任命為大使,傅涇波隨其去南京赴任。

1949年5月,解放軍渡江接管南京後,傅涇波作為司徒雷登的代表,和中共代表黃華接觸,共商中美關係大計。同年8月2日,國民黨大勢已去,他和司徒雷登等八人乘美國運輸機離開南京,經日本、夏威夷去美國,10日抵達華盛頓。1950年1月,在華盛頓定居。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因心臟病逝世,他的骨灰一直為傅涇波所保存,因為司徒雷登曾立下遺囑,託付他將來把骨灰葬在燕大校園中他妻子的墓旁。為實現這一遺願,傅涇波一直等到1971年中美關係解凍。1972年,美國政府組織一批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到中國訪問,其中有傅涇波的小女兒傅海瀾。他托女兒帶信給周恩來,表達自己對中美關係好轉的祝賀與欣喜之情。1973年,應周恩來秘密邀請,他偕夫人在離開中國24年後,重返故土,在北京住了十個月。1984年,他再次到中國,受到當時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接待。中國政府希望他能在促進海峽兩岸統一方面再發揮作用。

在有生之年,傅涇波多次向中國政府陳述司徒雷登的意願。1986年,他找到中國駐美大使韓敘,托他將兩封信轉交中國有關方面,其中一封信是寫給鄧小平的。1986年6月底,中國政府終於批准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燕大的臨湖軒。

因墓地的設計需要時間,而且此時86歲的傅涇波健康狀況欠佳,不適合冬季做長途旅行,所以定於來年春天將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北京,舉行安葬儀式。誰知這一拖,傅涇波竟未能成行。

1988年10月,傅涇波在家中不慎摔斷髖骨而引發肺炎,於10月27日在華盛頓霍利克勞斯醫院逝世,享年88歲。中國駐美大使韓敘、僑務參贊陳啟道和大使館陸、海、空三軍武官,以及新華社駐美分社社長李延年等人參加了他的追悼會。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