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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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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保護主義 外文名;protectionism

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即以維護本國利益作為是否適用本國法律的依據；任何侵害了本國利益的人，不論其國籍和所在地域，都要受該國法律的追究， 使其得到該國認為其應有的懲罰。在國際貿易中以保護國內產業為目的的經濟政策。

國際貿易中最常見的保護主義是保護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開始於15、16世紀的重商主義時期。重商主義者主張增加國內的財富積累，阻止外國過多商品的進口，以擴大對外貿易的順差，保證金銀流入國內，這一政策的實施，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

2019年6月27日至2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習近平主席接連出席20多場活動，高舉多邊主義旗幟，倡導夥伴合作精神，踐行互利共贏理念，闡釋共同發展主張。在各方共同努力下，G20大阪峰會發出支持多邊主義的主流聲音，為國際形勢發展注入穩定性和正能量。

定義

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保護主義已不適應工業資產階級擴大國外工業品市場的進口廉價原料的需要，逐漸為自由貿易政策所代替。但美、德等後期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保護新興的民族工業，抵制英國的競爭，在19世紀後期仍採用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

發展歷史

到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保護主義的目的在於壟斷國內的市場，並以此為基地，進行對外擴張。與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各資本主義所實行的保護主義不同，這個時期除了繼續採取各種關稅壁壘以外，還越來越多地採用各種非關稅壁壘的措施來限制進口商品，以及由國家對本國出口商品給於各種補貼，以鼓勵本國商品的出口。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一邊高築貿易壁壘，限制別國商品的進口，一邊極力要求別國向他開放門戶。60年代以後，隨着日本和西歐共同體經濟實力的增強，發達國家爭奪市場的矛盾日益增強，發達國家爭奪市場的矛盾日益激化，他們在談判中進一步築起各種非關稅壁壘，限制別國商品的進口。與此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民族經濟，保護本國市場，反對發達國家的控制和掠奪而實行的保護政策具有進步意義。

近20年來，發達國家出現了嚴格限制進口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其限制進口的主要措施除傳統的關稅壁壘以外，還有各種直接或間接限制進口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直接的非關稅壁壘，如進口配額制，進口許可證制。另一類間接的非關稅壁壘，如外口管制，複雜的海關手續，嚴格的衛生、安全和質量標準等等。原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已發展為新貿易保護主義。

體制原因分析

一個國家出現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其問題必然與體制有關，許多學者在研究地方保護主義的成因時，從體制上入手是正確的。但是，由於體制本身包括的要素較多，很多研究者一進行具體分析就陷入羅列現象，逐一排列的漩渦，這就很難得其要害，得其關鍵。體制無非是主體對權力和利益進行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基本格局，因此，剖析我們現行體制下國家和地方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就不難找到地方保護主義的病源。

利益機制失衡

從分析地方（部門）利益，全局（中央）利益和當事人利益三者之間的關係開始。這三者利益不論如何分配，只要承認其存在的獨立性，就必然存在自我保護的問題。可見，問題不僅出在誰大了，誰小了，誰多了，誰少了這一方面，因為無論大小多少，只要是自己那一塊，自己總要去保護，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是合理的，中國憲法賦予地方人大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制訂地方性法規的權力，從而確認地方利益的存在和維護的合理性。同樣，地方政府在既定界線範圍內改變本地區落後面貌，改善本地區居民生活，擴大自己可支配的財力物力都是合理合法的。問題就出在這「擴大」之上：具體的利益標的能不能擴大？如果可以擴大的話，擴大的方式和手段是否合法？這就是問題的關鍵了。很顯然，就中國目前的法制水平來看，尚不能系統、準確地回答該問題。

問題的認識

首先，對利益分配問題的認識還處在相當「粗放」的階段，即只注重條塊分配的多少和大小問題，並力圖尋求簡單的大小比例關係，有的甚至力求經驗的確定的比例關係，這顯然過於簡單化了。隨着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和複雜化，遠非簡單比例關係可以解決，僅僅依據大小多少來決定權力的收放，往往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亂」。放時害怕收，要趕緊多撈一把，地方保護主義泛濫；收時準備放，一面死氣沉沉，一面悄悄留有一手，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惡性循環。這種循環每出現一次，地方保護主義就增加一分。

地方利益和全局利益必然存在一個大小比例關係，但這一比例關係必定是一個動態平衡過程，維護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態下比較適度，這要靠經驗來解決。這裡所追求的是一種「適度狀態」，而決非一個簡單的量的比例關係。顯然現在還難於對這一動態平衡的適度狀態作出估計，很難在法理上作出認定，這是地方主義泛濫的根源。

利益合法與否

其次，對於如何界定地方利益的合法界限尚無辦法，各種經濟槓桿的運用也並不成熟，其結果是利益界限不清，地方保護主義趁機吞食國家利益，排斥其他地方合法利益的公平競爭，有時甚至連自己費盡千辛萬苦招商引資而來的外地投資也大加侵蝕，為滿足當前功利不惜破壞環境，掠奪資源等等。在一定時期以比較確定的規範較準確地把握地方利益的合法界限，較之以比例大小調整數量更複雜得多、「精細」得多，在一個市場經濟尚不成熟，法制水平不夠完善的國度，這一問題是不那麼容易解決的，這給予了地方保護主義極大的活動空間。

再次，當三者利益矛盾時，我們沒有一套解決問題的具體操作辦法，只有一些大原則。本來，如果對三者利益的動態平衡能給定一個法理認定的適度的標準，並且對地方利益的界限有一套規範來認定，那麼解決三者利益衝突就只需一些原則就可以了。但由於沒有這樣的東西，使三者利益的衝突表面化、經常化，由於地方政府的雙重身份，既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又是國家利益的代表，其解決衝突的不合理傾向早已形成，在模模糊糊、混混沌沌之間把二者利益同化占有了。

參考來源

與世界對話|盧基揚諾夫:有些國家推崇"保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