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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作　者： 胡適 著，出版社： 北嶽文藝出版社。

文學，是一種用口語或文字作為媒介，表達客觀世界和主觀認識的方式和手段。當文字不單單用來記錄（史書、新聞報道、科學論文等），而被賦予其他思想和情感，並具有了藝術之美，才可稱為文學藝術，屬於語言藝術。詩歌、散文、小說、劇小說、劇本、寓言、童話等不同體裁，是文學的重要表現形式。

內容簡介

胡適繼承了傳統的史學精神，在實錄的基礎上自出機杼，從古文的末路、古文學的新變、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來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這既是一定程度上歷史事實的總結，也是在有意識地、有選擇地建構歷史，讓歷史說話。《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這種建構，是想讓這五十年的文學史告訴人們當下文學要走的路，由「死文學」到「活文學」，再到文學革命，是嚴謹的邏輯，其中有歷史之客觀，也有人為之主觀，二者的合一是胡適「獨斷於一心」之處。在具體作家的論述上，胡適也多用這一邏輯。他認為，金和「確可以算是代表時代的詩人」，他的「詩很帶有革新的精神」，「正因為他深恨那些『抱竊疾者』，正因為他要『更從古人前，混沌辟新意』，故他能在這五十年的詩界裡占一個很高的地位」。胡適這一以革命為指導的史學著作在當時很能鼓舞人，以至於魯迅讀後大為讚嘆：「大稿已經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大到五十年，小到一種文體或一個作家，胡適均能溯流探源，理其嬗變。他概括這個時代道：「當這個危急的過渡時期，種種的需要使語言文字不能不朝着『應用』的方向變去。」評價譚嗣同、梁啓超散文所代表的「新文體」道：「都經過一個桐城時代，但他們後來都不滿意於桐城的古文。他們又都曾經過一個復古的時代，都曾回到秦、漢、六朝；但他們從秦、漢、六朝得來的，雖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卻是駢文的『體例氣息』。所謂體例，即是譚嗣同說的『沈博絕麗之文』；所謂氣息，即是梁啓超說的『筆鋒常帶情感』」；「拿文學史的眼光來觀察，不能不承認這種文體雖說是得力於駢文，其實也得力於八股文。古代的駢文沒有這樣奔放的體例，只有八股文里的好『長比』有這種氣息。故嚴格說來，這一種文體很可以說是八股文經過一種大解放，變化出來的」。八股文的特點及影響多因偏見而被忽視，或不屑於說，但胡適明言這一點，並一再強調：「說這種文體是受了八股文的影響的，這句話也許有人不願意聽。其實這句話不全是貶辭。」這可見胡適樹義衷諸實際的治學精神。

胡適雖然主張白話取代文言，但並沒有否定文言在這五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如他評價林紓用古文翻譯小說的成績道：「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古文裡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再如對章炳麟《國故論衡》的評價：「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作『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餘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學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與組織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雖然胡適對待文言的態度有些極端（將其看作是「已死的文字」），但對文言局限性的評價非常客觀，也非常有見地。他說，「古文只配做一種奢侈品，只配做一種裝飾品，卻不配做應用的工具」；「古文是可以譯小說的」，但「無論你怎樣做得好，究竟只夠供少數人賞玩，不能行遠，不能普及」，「所得不償所失」。文言確如胡適所說，不適宜作大眾化的語言工具，小說這一大眾化的文學體裁使用文言，自然是「行而不遠」，得不償失。

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因時代的裹挾和胡適的武斷，著述中也有個別極端之語；瑕不掩瑜，其被公認是中國文學史寫作史上的力作；瑜亦不掩瑕，其中的個別話語需予以反思。

作者介紹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學名洪騂，後改名適，字適之。籍貫安徽省績溪縣，生於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中國現代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