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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金楼子后(南唐后主李煜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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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金楼子后》是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李煜创作的一首诗。此诗题写于《金楼子》书后，其主旨是对《金楼子》中所说的两件焚书事件发表感慨。诗人先描写王粲和梁元帝惜书焚书的行为，然后笔锋一转，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举是有选择性的。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表明秦始皇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批评了王粲和梁元帝的焚书行为。
作品原文
题金楼子后（并序）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金楼子：书名。梁元帝为湘东王时自号金楼子，因以名书。《金楼子》是梁元帝从青年时代起就亲自动手搜集材料逐年撰写而成的。梁元帝，即萧绎（508—554），初封湘东都王，承圣元年（552）登基，称梁元帝。梁元帝一生博览群书，儒释道兼通，而且还完成了大量学术著作，所以《梁书·元帝本纪》称赞他：“既长好学，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史称其藏书十四万卷，于江陵城破时自己烧毁，并用宝剑狂砍竹柱，仰天长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⑵王仲宣：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时曹魏大臣、文学家。其祖为汉朝三公，与李膺齐名。早年王粲曾得到蔡邕的赏识，汉末动乱中，避乱至荆州（今湖北襄樊）依附刘表。刘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归降于曹操。曹操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王粲文学成就颇高，尤以诗赋见长，与刘桢、孔融等合称“建安七子”，与曹植并称为“曹王”。有《王侍中集》。
⑶咸：都，全。
⑷“见虎一毛”二句：以虎身花纹的斑驳多彩比喻王粲文章的成就，非一文而可知。语出《周易·革卦》，其“象辞”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疏曰：“文章之美，焕然可观，有似虎变，其文彪炳。”
⑸西魏：北魏永熙三年（534），鲜卑族宇文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魏都长安，至恭帝四年（557）为北周所取代。
⑹尽焚其书：《南史》卷八记载，梁元帝酷爱读书，平时手不释卷，无论冬夏。当西魏攻江陵，元帝知城不可守，准备投降，“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
⑺牙签：象牙制作的图书标签，写上书名，垂于卷轴式书籍的一端，以便查找。这里代指书。红绡：红绡制作的书套。绡，生丝织品。
⑻祖龙：指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壁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秦始皇死于此年。裴骃《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像。谓始皇也。”因为其曾焚书，故将其与焚书事相关联。[2][3]
白话译文 梁元帝曾说，王粲在荆州为刘表效命时作了数十篇文章，后来荆州被攻破，王粲便将自己的文章全部烧毁，仅留了一篇。当时的文人名士看到后都称赞写得好，但是遗憾不能看到全貌。后来都城江陵被西魏宇文泰带兵攻陷，梁元帝也将自己所藏的书全部焚毁，说：文王、武王的治国修身之道，到今夜完全消失了。为什么与荆州沦陷时焚毁书籍的事情如出一辙啊。于是作诗表示感慨。
王粲和梁元帝十分爱惜自己收藏的书籍，但在自己所在的城池被攻陷以后，却一把火烧掉了自己所有的珍藏。
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未赶尽杀绝，才能使那些残留的诗文保存到今天。
创作背景
这是李煜读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后题写其书后的一首诗。据诗前小序，李煜《金楼子》后，对读《金楼子》所述的焚书事件深有感慨，便作了这首诗。
这首诗见于宋代无名氏的《枫窗小牍》，云：“余尝见内库书《金楼子》有李后主手题曰：梁元帝谓王仲宣……”可见，《枫窗小牍》作者曾在皇家书库见过梁元帝的《金楼子》，而此书正是赵匡胤从南唐那里掠夺来的，显然曾为李煜所有。据此，此诗当作于李煜入宋之前，也可能是即位之前所作。[2][3]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