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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公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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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公武 | |
| 出生 |
1887年1月23日 中国广东省大埔县 |
| 逝世 | 1957年9月12日（70岁） |
| 国籍 | 中国 |
| 别名 | 字志先,笔名知非、哲仙、武 |
| 职业 | 教育家、民主人士 |
蓝公武，广东大埔人[1]。1887年1月出生在苏州，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成为研究系的重要成员，时人称他和张君劢、黄远庸为梁启超门下的"三少年"。近代中国的曲折历史和他个人的坎坷经历[2]，使他深深懂得了唯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真理，从而在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前夕，毅然进入解放区，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姿态为新中国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57年病逝于北京。中共中央依据蓝公武生前的强烈愿望[3]，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研究系主要成员到共产党员，这条曲折的道路，充分表明了蓝公武一生追求救国救民真理、不断进步的可贵品质[4]。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蓝公武
别名:字志先,笔名知非、哲仙、武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省苏州
出生日期:1887年1月23日
逝世日期:1957年9月12日
职业:教育家、民主人士
毕业院校: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籍贯:广东大埔县
个人简介
蓝公武，字志先，祖籍广东省大埔县湖寮镇古城村。
幼读私塾，
后赴日本留学，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13年赴德国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回国。1904年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时事新报》总编辑等职。1917年后任《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想。1923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
1931年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因在高等院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后经亲朋营救获释。
1945年夏到晋察冀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北岳行署民政厅厅长。
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长。
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7年9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逝世后，在中央举行的公祭大会上，根据其生前意愿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译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人物生平
坚定的帝制反对派
1906年，19岁的蓝公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在日本学习期间，经张东荪介绍，他在日本结识了梁启超。
1911年初，蓝公武从日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归国，在北京江苏会馆闲住，经常向鼓吹民主宪政的《国民公报》投稿，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很快受到该报主编徐佛苏的赏识，遂被聘为记者。从此，蓝公武正式加入梁启超派的政治活动。他每月有70元的固定收入，结束了穷学生的生活。年轻的蓝公武勤奋能干，才思敏捷，他采写的政治新闻简练而泼辣，使《国民公报》大为增色。
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梁启超派成为拥袁派，但是蓝公武却对袁世凯的内外政策采取了批评和反对的态度。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千方百计胁迫国会改变临时约法关于内阁责任制的规定，以图扩大总统权限，伺机复辟帝制。蓝公武看破了这一点，就发表《大总统之地位及权限》长篇文章，批评袁世凯的政治阴谋。袁世凯上台伊始，不惜以国家主权为抵押，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借款，以增强他的军事、政治实力。一些政客(包括梁启超)受到袁世凯的拉拢以至贿买，在分得大借款的一点儿残羹之后，也"闻者色喜"。蓝公武的两次著文发表不同见解，同袁世凯大唱反调，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使袁世凯十分尴尬。于是一场政治迫害立即降临到蓝公武的头上。
191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中午，蓝公武正在国民公报馆排版间里挥汗工作，突然一群暴徒闯了进来，一进门就大打出手，叫喊要蓝公武出来算账。年轻气盛的蓝公武站起来要同他们讲理，徐佛苏赶紧上去把他推走，说:"去!去!你个伙计懂得什么?快去给各位大爷沏茶!"这伙暴徒一点儿也没看出这个穿着背心的年轻人就是蓝公武，竟在眼皮底下把人放走了。他们找不到蓝公武，就把国民公报馆乱砸一通，扬长而去。
事后，徐佛苏去找袁世凯说理。袁世凯说不知此事，还找来京师警察厅的人大骂一通"失职"，下令以后要好好保护报馆，并答应给《国民公报》拨款1.7万元补偿损失。他借机打听了蓝公武的情况，得知是日本留学生，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于是决定对蓝公武来个"恩威共济"，"引为己用"。事后不久，袁就传谕接见蓝公武。见面后，袁世凯向蓝公武讲了一通"艰难为国"的"苦衷"，勉励蓝公武"体国公忠，前途无量"，嘱咐"好自为之"。又当面请蓝公武撰写威廉、大彼得、明治三人传记，供他参考。这时，蓝公武为"大总统礼贤下士"的态度所感动，承诺了袁世凯交给的写书任务。
蓝公武从此身价百倍。砸国民公报馆事件不过一个月，刚诞生的国民参议会的名单上就出现了蓝公武的名字，他的月薪一下子增加400元。不久，袁世凯又一次召见了他，宣布任命他为总统府参议，给他5000元大洋，资送他去德国考察政教，许诺回国时予以重用。实际上是让这个危险人物赶快离开，以免闹事。
蓝公武于1913年秋天第二次出国留学。他从东北满洲里出国，经俄国去德国。这次出国他的心境是很复杂的。他有时感激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怀有少年得志的自豪，但是心里时常出现失落之感，觉得自己追求的民主宪政的理想破灭了，因而感到痛苦和内疚。到德国以后，他仍然热心学习自己所喜爱的哲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到处都有一股铁血的味道。因而当他收到长子出生的电报时，立即回电，给儿子起了个"铁年"(意为铁血之年)的名字，并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回了国。
蓝公武回到祖国的时候，日本己经借口对德宣战，占领了我国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并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登极称帝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蓝公武回国不久，即写成了《辟近日复古之谬》一文，1915年1月发表在《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这篇文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它较早地打出了反对尊孔复古的旗帜，深刻地指出了尊孔和复辟的联系，及时地揭露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它文锋犀利，痛快淋漓，脍炙人口，引起了思想界强烈的反响。直至30年代，有的大学还把它选进语文课本，作为学生阅读的范文。
此文发表3个月后，受到袁世凯政治迫害威胁的蓝公武，追随梁启超等秘密离开北京赴上海，去策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蓝公武到上海以后不久，就收到别人转来的袁克定的礼物和书信。信上责问蓝公武:"今上(指袁世凯)待君不薄，何骤然离去?"他希望蓝公武回到北京，支持复辟帝制事业，并答应委以重任。此事遭到蓝公武的断然拒绝，蓝因而成为坚决反对复辟帝制的著名人士。
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等人回到北京，把进步党改组成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蓝公武仍是它的重要成员，并于1917年7月接任国民公报社社长职务。《国民公报》在蓝公武主持下，鼓吹研究系政治主张的同时，又宣传新思潮，鼓动群众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1918年10月，蓝公武就声称《国民公报》"归依了这劳动神圣的主义"。11月13日，他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世界大革命》一文，对俄国十月革命作了正面的评论。这是中国较早报道和以同情态度评论十月革命的文章之一。
此后，蓝公武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从1919年4月11日至5月10日，他在《国民公报》连续发表15篇专论《俄国过激派Bolsheviki之研究》(Bolsheviki汉译为布尔什维克--编者注)。有人以为过激派就是极端派，是一些残忍好杀的乱民，蓝公武给"过激派"一词作了"正名"。他指出过激派"是含有偏见和诬蔑的字眼，这是东方人愚昧无知和轻信的表现"。他考察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说明了它的来由，指出"Bolsheviki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之一派，其主义既已弥漫于全欧，初无可骇之意义"。蓝公武还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了研究。他在系统地介绍了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后，把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点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相比较，认为两者"无在而不契合"，因而断定"过激派诚马克思嫡传弟子哉"。
蓝公武这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国民公报》这样一个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对于中国人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意义的。
五四运动的积极鼓动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蓝公武就开始写《欧战后之和平会议》的专论，从1918年10月到1919年1月，连续发表了59篇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对巴黎和会的各种问题作了系统考察和评论，对中国应在和会中提出废除"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主权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对中国的险恶处境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从1919年1月16日到1月29日，蓝公武又为《国民公报》写了"社说"《民众政治真解》10篇。他明确宣布"吾主张民众政治"，公开支持群众的示威运动，说它"是警觉社会良心的晨钟暮鼓，促进改革的动力"。
《国民公报》从1919年1月开始，连续刊载了有关收回山东主权问题的活动报道和社会舆论，揭露日本在此问题上的种种阴谋，坚决要求诉诸巴黎和会。特别是4月以后，《国民公报》更是加紧进行宣传鼓动，一方面把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巴黎和会和山东主权问题上来，同时也逐日报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使人民群众义愤填膺。5月2日，它和北京《晨报》同时发表的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其作用尤为巨大。林长民为大总统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他出面证实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已经失败，从而激发了北京爱国学生极大的义愤，导致了5月3日晚间在北京大学的集会和5月4日的游行示威。所以《国民公报》和北京《晨报》发表林长民的文章，无异于点燃了五四学生运动的导火索。
五四运动爆发后，《国民公报》每天的报道中心都是这场爱国运动。它不断地发表评论，为学生爱国行为叫好，抨击北京当局的镇压措施。蓝公武和报社成员还时常到街头为讲演学生送饭送水。北京警察奉命驱赶和逮捕讲演学生，国民公报社的人员就在街角搭起席棚，外面写上"女厕"，实际上是为学生提供躲避警察的场所。1919年6月3日，北京发生军警镇压学生事件，史称"六三事件"以后，大批学生被警察拘禁起来，蓝公武同报社人员一齐打起写有《国民公报》的灯笼，抬着食品，大张旗鼓前去探望，不仅鼓舞了革命学生的斗志，还壮大了群众运动的声势。
6月13日，《国民公报》首先刊登了蓝公武所写的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京师警察厅对此十分恼火，《国民公报》受到严厉警告。陈独秀被捕不久，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蓝公武立即以"知非"的笔名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问题与主义》，对胡适开了第一炮。他很恰当地把主义比作航海的罗盘针和灯塔，说有了主义，才能指出人类前进的大方向。《国民公报》因坚决支持学生运动，在1919年10月被封闭。社长蓝公武事前得到消息，逃住上海避难。
在侵略者面前拍案而起 五四运动过后，蓝公武在政治上走了一段歧路。《国民公报》被封以后，他以《晨报》董事、《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撰述员的身份，为这些报刊撰写文章。他参与了研究系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尤其是参与曹锟贿选的历史，使他终生抱憾。由于研究系一直同国民党对立，因而他对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也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1928年，"东北易帜"以后，北洋军阀及其附属政治势力被消灭和瓦解，国民党宣称"完成北伐"，"国家统一"。这一年，蓝公武退出政坛，进入中国大学教书，从此不问政治。上课之余，除了教育子女就是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脱去西装革履，布衣素食，淡泊明志。有人说他同过去相比，判若两人。虽然经济收入大大减少，但过去的积蓄和教授的薪金也还能维持小康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很短的时间内，东北三省沦丧敌手。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又袭击上海，侵占热河……而蒋介石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进行"剿共"战争。蓝公武再也不能一心不二地当教授了。他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在课堂上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说蒋出卖了东北国土。在行动上他逐渐同共产党靠近。1932年，他的大儿子蓝铁年参加了反帝同盟，邀集同学创办火星读书会，并出版《时代青年》杂志进行抗日反蒋活动。蓝公武允许他们在自己家里集会，还在火星读书会成立会上发表讲话，鼓励他们认真读书，追求救国真理，并把早年从日本带回来的《资本论》和新近托朋友从日本买回的《列宁选集》，供他们阅读，还给予辅导。中共地下组织认为蓝公武家是可靠的"堡垒户"，因而时常有地下工作者到他家躲避追捕或暂时住宿。
1933年4月，北京大学师生募捐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蓝公武致悼仪50元。这次公葬李大钊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极大恐慌，逮捕了很多人，蓝公武也受到特务的严重警告。
1935年，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并要在华北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一二·九运动爆发，蓝公武一家都是这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黄敬、姚依林、刘文卓等人曾在蓝家召开重要会议。开会时蓝公武躲出去，蓝铁年及其弟妹们在门口放哨。
抗战爆发后，北平各大学纷纷南迁，名流学者纷纷南下。但是私立的中国大学没有南迁的力量，蓝公武更没有经济力量把12口之家迁出北平。这件事使他愁苦不堪，只好听天由命。
当大队日本兵开进北平的时候，蓝公武几乎气得发疯。他在家里拿起刀要把儿女们都杀掉，然后自杀，以免当亡国奴，受日本人凌辱。这件事没有办成，他就拿把铁铲跑到街上，用冒火一样的眼睛瞪着一队队日本兵，像要打过去的样子。日本兵把他痛打一顿，还要抓他，邻人说他是疯子，才把他救出送回家来。蓝公武由此大病一场，数月不能出家门。
病愈后，蓝公武继续去中国大学教书。他给学生讲经济学，完全按《资本论》体系讲述，对马克思主义再没有保留。人们开始说蓝公武是"粉红色的教授"。这时他同中共的关系更密切，一个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读书会，在蓝公武家开展活动，使许多青年从这里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进入敌后解放区参加抗战。
蓝公武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公开宣传抗日，使学生非常感动。这个消息传出去，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4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日本宪兵队突然越墙闯迸蓝公武的宅院来抓人。蓝公武像早有准备一样，从容镇静地穿好衣服。他被扣上手铐，蓝铁年和蓝文瑞兄弟也同时被捕。父子三人被关进设在沙滩原北大红楼的日本特务总部的地下室里。
蓝公武在日本人面前毫不畏惧。日本人问他为什么反日，他高声回答:你们日本人侵略我的祖国，占领我国土地，欺凌中国人民，我当然反对你们。日本人问他，你的地下组织在哪里?都有谁?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蓝公武说，我只是中国人一分子，从没参加共产党或国民党，更没有地下组织。日本人对他用了残酷的肉刑，除了拷打之外，还给他灌凉水，把肚子灌得很大，然后再用脚把水踩出来，用烟火烧他的脸，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这些都没能使他软下来。一次，日本人又审问他，一个汉奸翻译官感到絮烦了，就把蓝公武的回答，故意翻成认罪的话。蓝公武一听就暴跳起来，用日语骂其"混账!"问其"为什么故意歪曲我的意思?"日本宪兵大佐听他说起流利的日语非常吃惊，马上请蓝公武坐下，问他怎么懂得日语。蓝公武据实相告，自己是东京帝大毕业生。这个日本宪兵大佐的老师也是帝大的毕业生，因而对蓝公武表示钦敬。不久，日本人为了进一步考察蓝公武，把他放了出来。他这次坐牢达9个月又20天。
蓝公武出狱后，立即陷入破产的境地。过去的一点儿积蓄，因买了一家纱厂的股票，纱厂破产，股票变成废纸。中国大学的课不能再上，教授的工资也就停发，而他们租住的房子又被日本人买去，迫令他立即搬家。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监视，蓝公武全家搬出城外，在西郊燕京大学附近，租了一所极简陋的房屋住下，靠典当和变卖家产来维持生活。他非常珍爱的善本《十三经》以及许多名贵字画，都陆续卖掉。共产党地下组织每月派人给他送来一些补贴，但是，这根本不能改变他的困境。
蓝公武宁肯饿死也不同侵略者发生任何关系。一次，张东荪瞒着蓝公武，通过关系把他大儿子的名字改成蓝吉庆，写进伪政权参议的名单中，不做事情，只拿工资，以帮助蓝公武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此事不久被蓝公武发现后暴跳如雷，到张东荪家砸掉了他家的茶具，迫令立即把蓝吉庆的名字抹掉，否则就同张东荪绝交。
蓝公武坚贞不屈的事迹传到了重庆，陈立夫传令国民党北平地下党部给他送点儿钱，表示关照。而蓝公武这时在国共两党间，已经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抗战胜利的前夜，蓝公武同全国人民一样，为这次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月犁给蓝公武送来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并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蓝公武振奋起极大的革命热情，不顾年老多病的身体，毅然决然地向党提出要求到解放区去，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中共北平区委和晋察冀边区领导人共同研究决定，帮助蓝公武离开北平到解放区去。1945年8月初，先期到达解放区的大女儿蓝文华受晋察冀边区城工部部长刘仁的派遣，从阜平回到北平迎接父亲。8月11日，蓝公武一家4口(蓝本人、夫人郭英、大女儿文华、小女儿英年)从北平上了火车。蓝公武讲江苏话，为了避免日本特务的注意，他一路上装作哑子;郭英扮成带孩子回家探亲的家庭妇女，讲一口河北话，也不惹人注意，因而顺利到达定县(今定州市)下火车。然后按着约定的暗号，找到一辆早已在等候的马车，经地下交通线转到阜平。
蓝公武到达阜平的第二天，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8月下旬，八路军解放张家口市及察哈尔全省。晋察冀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察哈尔省政府，蓝公武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他同省政府人员及战士一起从阜平出发，经半个月的长途行军到达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热情接待他，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他一再表示:我来到解放区，蒙政府抬爱，任以要职。感到无上光荣，一定要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解除人民痛苦。蓝公武为发展解放区教育事业，深入县乡调查研究，进行恢复学校的工作。遇有国内重大政治事变，他都要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发表文章或谈话，在团结和教育人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10月，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初又召开了政协会议。解放区干部中发生了关于国内和平民主可能性的讨论。蓝公武认为蒋介石没有和平的诚意，内战仍是不可避免，中国和平民主的局面，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实现。他的这种见解，给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干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6年7月1日，在战火纷飞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纪念建党25周年。蓝公武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我对于中国共产党之感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党，人民的要求就是共产党的要求，人民的力量，就是共产党的力量"。
国共内战打起来以后，蒋介石要召开"国大"。为了给"国大"装点门面，蒋亲手圈定"抗日教授"蓝公武为"国大"代表，命令国民党特务去北平搜寻这个人。经查找，特务部门回报说，此人早已投奔了聂荣臻。蒋介石为此事"伤神许久"，而蓝公武听到这个消息却轻蔑地一笑置之。
1946年底，蓝公武的好友、研究系"三少年"之一的张君劢卖身投靠蒋介石，参加了"国大"。蓝公武致书张君劢，痛斥他与贼为伍。书信的结尾说:"别矣!君劢，相见无期，尚望热昏时留一余地，好与世人相见。"
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陷以后，我察哈尔省政府撤销，蓝公武改任北岳行政公署的民政厅厅长。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两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战争的环境和农村的工作，对于从未到过农村的六旬老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政府拨给他一匹好马代步，但他经常不骑，而是用来驮运机关用品或伤病员。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不轻的病号。他有严重的痔疮，在他跟随队伍徒步跋涉一天以后，同志们常常看到他的裤管里流出血来。蓝公武每月享有省政府的200斤小米的津贴，他每月都拿出100斤捐献给前线战士。
1948年4月，毛泽东在领导陕北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率领中央机关到达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从聂荣臻那里知道蓝公武在北岳区工作。毛泽东派车函请蓝公武。信上说:"三十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藉聆教益。……"蓝公武偕夫人郭英去见毛泽东，在城南庄住了10天。毛泽东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但主要的还是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蓝公武对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毛泽东悉心听取了他的意见。
为了逐步统一和加强解放区的政权建设，1948年9月，华北解放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蓝公武同董必武、薄一波等一起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他被选为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会后不久，他率领华北人民政府代表团去天津前线，慰劳参加平津战役的第四野战军部队。
刚直不阿的人民检察官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蓝公武以华北地区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大会。会后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领导班子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蓝公武，征求他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蓝公武说:"我多年从事教育工作，还是干本行吧。"
毛泽东沉思一阵说:"能做教育工作的人不少，而能做政法工作的人不多。你这个人刚直不阿，我看适合做人民检察署的工作。同罗荣桓一起搞这个工作吧!"
蓝公武愉快地接受这项安排，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副检察长职务。
毛泽东知人善任。蓝公武在实际工作中，确实表现出人民检察官刚直不阿的优秀品质。
蓝公武的大儿子蓝铁年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参加了国民党，解放战争时期自动脱离国民党，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关系来到北平。蓝公武立即向董必武汇报了此事并请示意见，然后将蓝铁年送到革命大学学习改造和弄清问题。蓝铁年在革大毕业回到家里时，蓝公武已经当了副检察长，他不许儿子进他的办公室，说:"我这里尽是国家机密，不准你接触这些。"后来组织上告诉他，蓝铁年是一般历史问题，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并征求他对儿子分配工作问题的意见。蓝公武建议把这个儿子分配到边疆去加以考验和改造，蓝铁年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工作。
蓝公武少年时代的好友张东荪，在抗美援朝期间向美国人泄露了国家机密，触犯了国法。在考虑是否逮捕法办时，张东荪通过别人请求蓝公武替他说情，毛泽东也征求蓝公武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说:"张东荪是我的朋友，对他的处理问题，我应当回避。"他没有替张东荪说一句话。此后，蓝公武不许张东荪再到家里来，两人至死再没见面。
驻北京的人民解放军中一个师级干部，由于进城以后思想腐化，喜新厌旧，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警卫员发现此事，要揭发他的罪行，也被他开枪打死。最高人民检察署内部的一些干部认为这个师级干部从红军小鬼到三大战役，身经百战，军功卓著，虽然罪行严重，但应考虑他的历史贡献，从宽处理。
而蓝公武和另一些同志认为此案情节十分恶劣，军功不能成为枉法的借口，应该依法处理，判处死刑。双方争持不下，呈报毛泽东评断，毛泽东亲批:"照蓝公武等同志的意见处理。"
蓝公武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生活非常俭朴。进北京以后，家里的一套家具，经几年使用已经破旧不堪，但他不许家里人向公家要新的。直到他患病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位局长去他家里看望，才发现这个问题，派人送来一些新家具。他的汽车，从来不准家里人坐，只有一次小孙女生急病，才经他批准送往医院。二儿子蓝文瑞长得很像爸爸，蓝公武也很喜欢他。蓝公武直到去世也没要求把二儿子从外地调到身边来。
1953年，蓝公武病情加重，半身瘫痪，已不能担任具体工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免去了他的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的职务，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此后，他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1957年9月9日上午，蓝公武病重处于弥留状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苏前来看望他。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最后一次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当晚蓝公武逝世，终年70岁。9月12日，党和国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蓝公武大会。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主祭，董必武致悼词，高度评价了蓝公武的历史贡献，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追认蓝公武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蓝公武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董必武为蓝公武撰写了长篇墓前碑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