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楼观悟千秋(秦风)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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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楼观悟千秋》是中国当代作家秦风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终南楼观悟千秋
戊戌年的7月是整个终南山流火的季节，我再一次慕名来到楼观台。不为消暑避热，不为观瞻风景。只为瞻仰老子雕像，只为从《道德经》中**天下千秋的信仰与精神支柱、解悟心中的困惑与迷惘。
2500年前春秋时期的老子骑着青牛缓缓而来，在楼观台向世人讲授了他的煌煌巨著《道德经》。从此以后这座海拔只有580米的山梁就成为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哲学之巅。
回望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风云，屡见英才霸主从《道德经》中汲取智慧，去运筹帷幄，去征战杀伐，去纵横驰骋，去一统天下。铸就的灿烂辉煌的历史画卷，依稀通过终南楼观徐徐展开。
（1）
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在秦献公即位的第十一年春天，献公大喜过望获悉。曾在洛阳周室做过柱下史的老聃要到秦国来。在东方诸侯卑秦，天下士子视秦国为蛮夷之邦而拒绝入秦的年代，一个声名远扬就连孔子也要向他求教的泰斗人物来到秦国，岂是等闲小事？秦献公请出了一个酷爱和学问家交往的人物，曾做过函谷关令的尹喜。他经过精心准备，一场接待老子的周密策划了然于胸。
果然，老聃的青牛悠悠地飘过了栎阳，向着莽莽苍苍的终南山远去。没走多远，就被两个同样布衣牛车“士子”拦住，不断地求教学问。老聃颇为喜欢这两个坦诚质朴的“士子”，在他们的山庄歇息下来。一连数日，两位“士子”对老子提出了数不尽的难题，老子都一一解答，谈天说地般娓娓道来，胸怀心海间仿佛埋藏着无穷无尽的学问。
一天在夏夜星空下，这位布衣“士子”提出，请老子写一卷天地文章给秦人“开塞”。老子大笑一番，虽不愿意终不忍拒绝其虔诚请求。何况关令尹喜非等闲之辈。“善内学星宿”，他能看天象，看星宿，看云气，看到一团紫气飘来便知是圣人来了。关令尹喜自己也有著作，名《关令子》。老子佩服这位“服精华，隐德行仁”的大智者，“亦知其奇怪”，所以有一种得遇知音的感觉，能为知音著述不亦乐乎？就像那扑嗒扑嗒的青牛的脚步，老子写的极慢，远远赶不上那个布衣“士子”的刻简。
数月之后，老子终于完成了五千言的通天地大书。取名为《道德经》，上篇叫《道经》，下篇叫《德经》，又分成八十一章。于是一部“五千言”的惊天动地的伟大著作诞生了！
又一日晚上，另一个“士子”单独走进老子的院子。一轮明月之下，老子正坐在院子高台上 仰望苍穹，点头兀自感慨。
猛然，老子身后响起一个声音：“敢请前辈赐教。”
老子没有回身，叹息问道：“秦公何其聪睿，宁误老聃耶？”
布衣士子扑拜不起：“前辈既知我身，请为嬴师隰解惑。嬴秦日衰，秦人多困，嬴师隰寝食难安。”
老子依然没有转身，仰望苍穹，一阵思忖后喂然长叹：“秦公谨记，老聃之言，只传储君，若有泄露，自罪于天。”
老子缓慢低沉地说出一段话：“老聃昔年游宿巫山神女峰，细观天象：秦周同源，均起西陲；秦为诸侯，而秦周分离；离五百年，而大合于秦；合十七年，则霸王出。”
这个神秘的老人留给世人的，唯有那一卷五千言的穷通天地的大书和那一则神秘莫测的预言。
穷通天地的大书是真的，至于那一则预言，不过是给了秦国一个新的精神火把罢了。不过是假借“天命”以聚拢人心。有了这则预言，自然比国君的任何激励之书都有更大的威力，秦人自然陪加奋发，心甘情愿浴血拼命，成就天命之大业。
秦国历经若干代坚持不懈的抗争奋斗，居然完成了一统华夏的伟业，其中不乏老子思想的活用，秦国治国以正为本便是一例。赏罚有信，是秦国在硝烟四起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的关键。就连一直恪守德化、对法治颇有微词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大加赞扬。他说：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就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平天下。
任何时代的变法图强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呈现出巨大的传统断裂，急剧的道德崩溃，深重的精神颓废，极端的思想腐朽，罕见的行为猖獗。强大的政府功能，无疑是这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2）
无为而为。无为，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点。但从字面理解，这一思想多被视为消极，而实际上，老子的“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倡导一种“无为而为”的辩证法，即在顺乎事物自身规律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农民战争，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将“无为而为”的思想在汉朝发扬光大。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提高。到了汉武帝时期，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大汉王朝凭借其多年养精蓄锐后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甚至把匈奴赶到了今天的欧洲。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时，静若处子，有为时，动若脱兔。这正是“无为而为”这一辩证法的奥妙之处。
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忙碌”的管理者。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因战起家，虽然骁勇，却不善战。刘邦上马不能征战，下马不能抚民，却最终取得天下，皆因其有独门法宝。个中原因，刘邦最为清楚：“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会用人之长也是“无为而为”之要义。
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有道德情怀，而动物只有单纯的物质需求。如果经济建设一定要以道德毁灭为代价，那么经济建设的意义何在？治大国若烹小鲜，我们太举重若轻了吧。当然，无论哪种社会形态，资本积累的过程都是血腥的，其中难免没有严重的信仰缺失，普遍的价值错位，疯狂的道德沦丧。作为手握高度集权功能的治国理政者最大可能地去除掉它的血腥味，使其显得温馨宜人。让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得到传承。在现象和本质之间，擦亮我们那双辩证的眼睛。使人民大众的道德情怀和思想感情不再受到伤害。
（3）
唐朝对于老子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固然与一位非凡的道长作出的政治选择有直接关系。公元617年，一位叫做岐晖的楼观监院道长法师，夜观天象，独具慧眼，知隋朝气数已尽，天道将改。于是，这位道长不仅暗将楼观中粮草相济囤积于益寿宫李渊女儿平阳公主那里，而且亲率80余名道士沿着终南北麓林间小道昼伏夜行，长驱蒲津关迎接李渊大军。
公元618年，大唐帝国登上东方历史舞台。终南楼观迎来了这位开国皇帝的朝拜。这是自东汉道教建立以来最辉煌的一页，老子学说成为唐朝帝国的最高信仰。随后，李渊的皇子、皇孙们，几乎无不恪守崇道尊老的既定国策。尤其采用老子的思想来治理国家。公元626年，北方突厥20万大军一路南下兵临长安。李世民审时度势没有轻易开战，。他运用《道德经》中“无为而不为，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方法巧妙回击了咄咄逼人的突厥军队。唐朝坚持不懈地执行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老子思想，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治盛世。
唐朝是最为开放的一朝。那么国门大开后，妖魔鬼怪一同进来吗？随之社会沉渣泛起了吗？用今天的话说是否黄赌毒遍地都是，封、资、修无处不在。那样的话，潘多拉魔瓶倒空后，又装进了谁的利益？
“无为而为”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度的问题。执政者做任何决策都需要把握好度的原则，不能朝令夕改、随意搅动、胡乱折腾，而需要遵从社会的自然秩序。为了搞政绩，盲目建设，随便上项目，最后产量不佳，销售不好，弄得老百姓跟着地方政府一起亏;也有的地方政府作出的政策决定，太过于“剧烈”和“粗暴”，政策柔性不够，没有起到休养生息，安民保民的作用。
（4）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来，大道运行，自有其章法和规律，一旦人为干预，强制作为，就会陷入异化而不可自拔。具体到治国理政方面，就是要把主动权交给人民，多体察民心民意，而不是拍脑袋决策，凭感觉折腾，以致政令频出，朝令夕改。
建国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应该算是有所作为了。但是，这种经济体制却忽视了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解放。随后逐步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型。让市场来决定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强加妄为，不行政干预，看似什么也没做，其实已经做了一切。这与老子说得：“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应该是相一致的吧！
然而，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出现了经济社会的增长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它的伴生物是否过多地呈现出了丑陋呢？吴晓波在他的《财富与幸福》中说：“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对财富有那样强烈的向往；也没有那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财富与幸福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对立。”
是呀，经济增长了，满意度反而下降了，物质发达了，幸福感反而削弱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奇痒症。它让人找不到身上的痒处，搔不住，挠不着。又不便大喊大叫，弄得呲牙咧嘴，一脸的尴尬。
更加不可容忍的是，中国乳制品业的毒奶粉事件和接连不断的假疫苗事件直接瞄准祖国的婴幼儿一代，灭绝中华民族可谓事半功倍，真够准真够狠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对这样的行径进行了怒斥：“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
人们常说的“吃在中国，穿在法国，玩在美国，住在英国。”而今天，“吃在中国”已经成为过去。在各国消费者眼中，自从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福尔马林、孔雀石绿、瘦肉精等等，这些添加在各类中国食品中的毒素渗透到国内外的今天，一提起“中国食品”马上让人联想到“有毒食品”。自己把牌子做砸了，怨不得别人。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德不配位，必有殃灾！
先富起来的富人的为富不仁，正是当下仇富现象的根本原因；人民仇恨的不是富人的钱，而是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是他们得意洋洋，耀武扬威的做派。
这一切似乎都能从《道德经》中找到原因。这个社会“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满足与适可而止，才能永远满足。可欲、不知足、欲得，应该不仅仅是指物质方面，而且也包括权力层的功利欲望。这种功利欲望比物质欲望对百姓的危害更大。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管理向来是一种大智慧。它的最高目标不是科学化，而是艺术化。同样，治理一个国家，也不能过多地、随意地人为干预，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
今天，虽然社会的管理组织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道德经》的智慧永能穿透寰宇，穷通天地！ [1]
作者简介
武国柱，笔名秦风。中国国土资源作协全委会委员，陕西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