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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四庫全書-經義考
欽定四庫全書-經義考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經義考內頁


《經義考》[1],原名《經義存亡考》,中國經學文獻的專科目錄。由清代朱彝尊所撰、盧見曾所編。於1695年至1699年間成書,1705年開始發行。


朱彝尊考證歷代經籍存佚著《經義考》。清代初年,隨著學風逐漸由空返實,學者不約而同倡導經學,注重考據,朱彝尊也詳考歷代經籍存佚情形,撰三百卷。


《經義考》是朱彝尊辭官之後,仿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體例的作品[2],統考歷代之見解來整理古今經學文獻,著錄了自先秦迄至清初八千四百多種的經學著述。


朱彝尊生前僅刊行了一百六十七卷,乾隆十八年(1753年),盧見曾在寓居淮南的朱彝尊之孫朱稻孫處見到《經義考》未刻之原稿,決定捐資補纂,增加「凡例」。乾隆十九年(1754年)夏,由祁門馬曰琯馬曰璐兄弟主事補刻《經義考》一百三十卷,前後合計二百九十七卷,再加上卷二百八十六《宣講》《立學》、卷二百九十九〈家學〉、卷三百〈自序〉三卷,全書共有三百卷,最後改名為《經義考》,分「存」、「佚」、「闕」、「未見」四門。


清代翁方綱依據《經義考》撰有《經義考補正[3]12卷,羅振玉有《經義考目錄附校記》9卷,此外,沈廷芳則撰有《續經義考》。章學誠打算續寫《經義考》,後得河南巡撫畢沅的協助開始編纂《史籍考》,惜咸豐年間書稿毀於戰火。



目錄

作品簡介

《經義考》把經學文獻分類為:《》、《》、《》、《周禮》、《儀禮》、《禮記》、通禮、《》、《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群經、四書、逸經、毖緯、擬經、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版、著錄、通說等凡二十六類,末附家學、自序兩篇。所收錄的經書都列出撰人姓名、書名、卷(篇)數,並且註明存、闕、佚、未見和偽書,另有《尚書》之《洪範五行傳》、《大戴禮記》之《夏小正》是原屬某經又自成卷帙的經籍。最後的是「按語」,是朱尊自己的考訂。《四庫全書總目》評「上下二千年間,元元本本,使傳經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雲詳贍矣。」


該書主要有《四庫全書》和《四部備要》本等。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獄」的背景下親自組織的中國歷史上一部規模最大的叢書。1772年開始,經十年編成。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據文津閣藏本,該書共收錄古籍3503種、79337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編纂過程毀書則更多。


「四庫」之名,是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清代乾隆初年,學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說」,主張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閱。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接著便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採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彙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便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成為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


《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徵集圖書。徵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結束,歷時七年之久。為了表彰進書者,清廷還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4]一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御定佩文韻府[5] 一部。『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


『記名』即在提要中註明採進者或藏書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協助和藏書家的積極響應下,徵書工作進展順利,共徵集圖書12237種,其中江蘇進書4808種,居各省之首;浙江進書4600種,排名第二。私人藏書家馬裕、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等也進書不少。


後世評價及影嚮

朱彝尊《經義考》三百卷,通考歷代經義,集經學目錄之大成。關於該書問世原因,一種觀點認為,該書是朱氏晚年「著書自娛」的產物。持這種觀點的有陳廷敬、田鳳臺等。另一種觀點認為,該書系朱氏懼經學遺編之放失而作。持此說者有朱稻孫、周中孚、翁衍相等。以上兩種觀點,實際上均源於朱氏本人(見其《寄禮部韓尚書書》,參下文所引),而未免過於簡單。如果把《經義考》放在中國學術史的視野中加以考察,那麼,該書之問世,既是經學、目錄學發展的結果,也是清初徵實學風影響下的產物,同時還與朱彝尊生平經歷密切相關,是其一生治學心血的結晶。現對這幾個方面的原因,加以論析。[6]


經學發展的結果

在中國傳統學術結構中,儒學居主流地位,經學則是儒學的中心。以《易》、《書》、《詩》、《禮》、《春秋》等經典為論述核心的經解著作,汗牛充棟,既是中國學術及文化的主要載體,也是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歷史、文學和社會制度等的基本典籍。


兩漢經師解經,或以口說,或以章句,而以名物訓詁為主。又爭立博士,群趨祿利之途,特重師法、家法。漢末,鄭玄兼綜今古,遍注群經,集兩漢經學之大成。魏代王肅亦遍解群經,與鄭氏爭勝。至南北朝時,則演為南學、北學,遞有新解。箋注義疏等經解形式,漸次完備。至唐,出現了諸經義疏的結撰之作,即孔穎達等奉詔修撰並頒為範式的《五經正義》。所採傳注,俱為名家之選。「孔穎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


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所取信也。」 《崇文總目》卷一《毛詩正義》提要雲:「詩學之家,此最為詳。」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禮記正義》提要:「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硏莫盡。」 可見學林之推重。其後賈公彥又採鄭注,成《周禮註疏》、《儀禮註疏》,雖繼踵前業,以補未備,而其總結前代註疏之用心,與孔氏相同。蓋由魏至隋,「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或焚燼於周師,或漂沒於底柱,文化典籍,毀滅無算。《正義》、《註疏》之撰,對前代傳注之保存,無疑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孔、賈等在撰述時,奉行「疏不破注」的原則,對前人註疏不敢議論其非,嚴重束縛了學術思想的發展。陳寅恪指出:


唐太宗崇尚儒學,以統治華夏,然其所謂儒學,亦不過承繼南北朝以來正義義疏繁瑣之章句學耳。又高宗、武則天以後,偏重進士詞科之選,明經一目僅為中材以下進取之途徑,蓋其所謂明經者,止限於記誦章句,絕無意義之發明。


士子關注重心,不在發明經義,那些未經採錄之註疏,則有遞將泯滅之危險。是以考求散逸及刊落之古注義疏,即成為後世儒家之新責任。如就《易》而論,王註既用,漢《易》遂微。李鼎祚周易集解》能採子夏以降三十五家之說,故被推為「可寶之古笈」。


宋明理學興盛,表彰《四書》,雖然也出現了三部《大全》,引領士林學風,但是,對經義的解釋既然定於一尊,學者的創造性自然受到抑制。《大全》之內容,重在摘引理學諸儒之註釋,對古注義疏則不復措意。其書之編撰,以抄撮為主。朱彝尊對此,曾予詳考,結論道:「所謂《大全》,乃至不全之書也。」 抄撮之外,又有割裂之弊。顧炎武曾有考辨,痛陳其書「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經學之廢,實自此始」。至謂「八股行而古學廢,《大全》出而經說亡」。既廢古學,遑論對前此經義之總結。四庫館臣至欲「覆瓿置之」,以譏其陋。然而兩宋及有明卻是經學著述最豐贍之時期,就經學發展理路而言,勢必要出現能考求歷代經義的結撰之作。清朝定鼎之後,用以安撫、牢籠士子的手段,依然採用尊崇程朱理學的方式;表現在經典整理上,則出現了數部名為「御纂」、「敕撰」之書。但從其編撰及影響上看,也不過是《大全》之緒餘,難稱總結之作。


目錄學發展的結果

作為對某一時期文化典籍的著錄與反映,中國目錄之見重,不僅在甲乙部次,編類群籍;而尤在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反映學術發展之概貌與趨勢。章學誠、朱一新、汪辟疆、余嘉錫等,對此均有論述。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即反映了先秦至漢以來的學術流別,奠定了後世目錄的基本體制。劉氏父子藉此構建起郡縣制帝國的新王官之學,並使經學居於中國學術體系的核心地位。


經學目錄專錄經學著作的性質,決定其最適宜於反映經學源流。但是,自漢迄明末,並沒有一部真正能反映經學發展的學科目錄的出現。有限的幾部,也各有其不足。如鄭玄《三禮目錄》,雖有首創之功,但畢竟以三種禮書為主,不及他經;或僅被視為「一書之目錄」。下及明代,朱睦㮮授經圖義例[7]之著述重心,在授經源流之圖,後附僅為簡目。其《經序錄》一書,又重在簡目下輯錄之序文。姚名達謂此二書「非純粹目錄體裁」,不無道理。


綜上可知,由漢至清初,長達一千八百年左右,竟然沒有出現一部能夠反映經學源流的學科目錄。雖然目錄學對於學術的反映,常常有滯後的現象,但是相對於史學目錄與文學目錄而言,經學目錄的稀少和粗疏仍然令人詫異。汪辟疆認為:「目錄學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書,而非疏通致遠之儒,不足以膺此大業,宜乎曠百世而一遇也。」不得其人,或即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說,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反映了經學時代來臨之時及其前的學術源流,那麼,在經學時代開始之後並經過漫長的發展,出現一部能夠反映經學發展脈絡的學科目錄,無疑是符合目錄學發展內在理路的。


清初學風影響

清初學風,崇尚篤實。溯其緣由,大端有二。


一為宋明理學內部實學傾向之發展。程朱理學一派,欲闢佛老,乃回歸元典,重新闡釋,思以有所樹立;而考求經典之本來面貌,徑求大義,無疑最為佳徑。故自宋以降,疑經辨偽者,所在多有。這一辨偽求真的徵實路向,經由清初顧炎武、閻若璩等人之努力,在經學、小學等方面得以光大。陸王心學一派,至晚明時,其內部亦有走向徵實之動向,舍空談而趨實踐。如顧憲成、劉宗周等,均有糾偏之舉;清初黃宗羲光大其學,在史學上開浙東一派。對於理學內部由「尊德性」向「道問學」的轉變,即轉入考證學的過程,余英時標出「內在理路」之說,加以闡釋。


二為對明朝覆亡之反思。滿清以關外異族,入主中原,給當時讀書人以莫大刺激;而反思亡國之由,則歸因於王學末流空疏學風之弊。這一點,尤以易代之際的遺民學者言之最切。顧炎武謂當時士人惟知「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朱彝尊也指出其時「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至清中葉,政局穩定,學者心氣,較為平和,然對王學末流,批評頗多。如全祖望雲:「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為極弊,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 民初梁啟超總結清初學風時說:


『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弊之後,學者習於「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理學家不復能係社會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矯之,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而若璩辨偽經,喚起「求真」觀念,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


韋政通以晚明以降為儒學復興之第三階段。這一階段有兩個重點,第一是重視經驗知識,以後發展為典籍與文獻之考證;第二是經世思想。對於第一點,韋氏認為是「乘王學末流之弊而起,由思想的內在理路轉出」。通過以上討論,可知朱彝尊《經義考》之撰,正合斯旨。


作者經歷及治學旨趣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三《寄禮部韓尚書書》有云:

彝尊……『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仿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絕,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毖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而以通說終焉。……近又輯《明詩綜》百卷,亦就其半。此外,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錄》,雖草創而未成也。所撰詩古文義,取辭足以達,未嘗有模範於胸中而後下筆,聊以自娛而已。……泰山孤生之竹,嶧陽半死之桐,一遇賞音,妄思千古,惟先生是賴矣。』


這篇書信,為朱氏罷官、亡子之後所寫。朱氏一生,顛沛流離,頗多磨難:青年受業,不務時藝;中年落魄,奔走江湖;晚年入仕,兩度罷官;暮年歸隱,用心著述。從早歲抗清之志士,到寄人籬下之幕客;從欲有所為之官僚,到失意而歸之老儒,可以說,這篇書信,顯示的是經歷了失意歸隱及喪子之痛的蒼涼心境。「孤生之竹」、「半死之桐」,斯喻何其沉痛與淒涼。細繹其文,則「聊以自娛」之說,實針對所撰「詩古文義」而言,當是自陳心蹟的謙遜之辭。同樣,所謂仿《經籍考》體例而作《經義考》之說,也是朱氏謙辭,並非的據。


朱彝尊撰《經義考》,在上述表徵之外,還應歸因於他對六經的醉心與尊崇。在朱彝尊看來,六經為聖人載道之具及遺澤所在,因此,他寧願做一個躬耕墓田而能讀聖人之書的林戶。他讚歎道:「六經之義,如江河日月,無所不該。」 又自陳雲:「彝尊不學,狃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不敢遽定其有。」一切以六經為依歸,因而極力主張在《明史》中設《儒林傳》,以涵包《道學傳》:

『……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儒林外史)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為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


除論史外,復以論文:「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偽而歸於有用。」 「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 朱氏以六經為文章之源,並以此為標準,評論歷代創作,指導作文之法。可以推論的是,在宗社傾覆、抗清無望的情況下,搜輯遺逸,網羅放失,撰成集歷代經義之大成的著作,不失為一種有所擔當的明智選擇。朝代可以更迭,聖人之道、六經之教,絕不可廢,當是朱氏堅守不渝的信念。


此外,朱彝尊本人之治學旨趣,既崇六經,又尚博學,而且交遊極廣,聚書能達八萬卷之巨,客觀上為《經義考》的編撰提供了必要的文獻條件。


綜上所論,可知《經義考》得以問世,並非僅僅是朱彝尊「緝學著述自娛」或懼「先儒遺編失傳」的產物,實為經學、目錄學、清初學風、朱氏經歷及其治學旨趣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學術結晶。


(以上文字,採自南京大學張宗友《朱彝尊〈經義考〉問世原因析論》一文。)



參考文獻

  • 經義考》全文閱讀-翰林院檢討朱彞尊
  •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三《寄禮部韓尚書書》有云: 「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仿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迄今,各疏其大略。」
  • 翁方綱《經義考補正》
  • 《古今圖書集成》
  • 《御定佩文韻府》
  • 中華古籍全錄-經義考
  • 朱睦㮮授經圖義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