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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谈谈《诗经》是中国当代作家郭沫若写的文章。

作品欣赏

中国最古的一部诗集,自然要数《诗经》。

《诗经》是合《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而成。搜集了这些作品,把它们保存了下来,要算是先秦儒家的一项功绩。搜集成书的年代,是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面积累而成的。

在今天看来,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国风》,主要地搜集了当时民间所流传着的民歌民谣,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保留着相当素朴的人民风味。因为年代和我们隔离得太远,生活习惯、语言音韵上都有了距离,读起来不大容易接近;但假如经过一番解释,懂得一点古音古训的人去读它,实在是很有风味的。

《国风》多是一些抒情小调,调子相当简单,喜欢用重复的词句反复地咏叹,一章之中仅仅更换三两个字的例子是很多的。这正是一般民间歌谣的特征,尤其是带些原始性的民间歌谣。在这种风格上正保证着《国风》是比较可靠的文献。叙事的成分很少。中国古诗人有一种风尚,不高兴用韵文形式来叙事。别的民族在很古的时代便流传出大规模的史诗,在我们的确是没有的。或许有过,没有经后人搜集而失传了吧?因此,在《国风》中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成分,没有什么悲壮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一种缺点。

《大雅》《小雅》和《商颂》《鲁颂》,规模要大一些,但也多是抒情的赞颂或诅咒,叙事的成分仍然很少。《周颂》好些是断片的东西,拿时代来说算最古,有的远在西周初年,但拿文学价值来说,却是最无聊的。《雅》《颂》和《国风》不同的地方,主要是采自宗庙朝廷的贵族文学,比《国风》虽然有些加工,但在自然和生动的情趣上远远不如。在今天看来,含有诅咒的一部分所谓“变雅”倒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诗经》虽是搜集既成的作品而成的集子,但它却不是把既成的作品原样地保存了下来。它无疑是经过搜集者们整理润色过的。《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十五国,主要虽是黄河流域,但也远及于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面的变异性却很小。形式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在今天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时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面却呈现着一个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古人说孔子删《诗》,虽然不一定就是孔子,也不一定就是孔子一个人,但《诗》是经过删改的东西,这形式音韵的统一就是它的内证。此外,如《诗经》以外的逸诗,散见于诸子百家书里的,便没有这么整齐谐适,又可算是一个重要的外证了。

作为在“今天的写作上借鉴”,如果是技术上的问题,《诗经》是太古远了;但如果是方向上的问题,那倒还有很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地方。首先它告诉我们:民间文艺的生命,比贵族文艺或宫廷文艺的生命更丰富,更活泼:因为《风》的价值高于《雅》,《雅》高于《颂》,“变雅”高于“正雅”。我们从这里尽可以得到一个民间文艺值得重视的最古的例证。

再便是伟大的文艺作品必须由民间文艺的加工。这须把《国风》和《楚辞》联系起来看。《国风》中有许多含有“兮”字的句子,古歌古谣里也多有这个字。“兮”字古音读如啊,照着这古音去读,立即可以懂得古歌古谣和《国风》的一部分正是口语形态的诗。屈原是把这种形态扩大了,而成就了他的《离骚》和其他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磨的成绩,并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体,所谓“骚体”。

如果作为文学史料或社会史料来看,《诗经》是有高度的价值的。但作为史料时,须特别注重它的时代性,旧时注家的说法大多是靠不住的,不能无批判地援用。[1]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本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学。191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1919年,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同年,创作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槃》等。1921年8月,诗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历史剧《卓文君》、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完成论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1938年4月,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1年12月,写成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1943年,完成历史剧《南冠草》。1944年写《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0月19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3年,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59年,完成历史剧《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历史剧《武则天》;同年,当选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1973年,论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当选第四届文联主席;6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