皱褶深处的挽歌(吴学良)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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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褶深处的挽歌》是中国当代作家吴学良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皱褶深处的挽歌
那个雨意蒙蒙的午后，旷野一片寂静，一片安宁。在群峰之巅嗅着弥漫在空气里的大地味道，凝视着苍翠之中如巨蟒蜿蜒的公路，突然之间，我的脑海浮现出自己田野作业时在故乡崇山峻岭之间走过的一条条古驿道，与古驿道相关的各种场景，此刻在我脑海里迅速鲜活起来，仿佛间它们如医馆里布满经脉的橙色人像，其上黑色圆点显示的一处处穴位，一条条红线四通八达连接的人体经脉让我感受到一个个生命机体的存在；也让我感受到了正是因为古驿道的存在，一个个地域才相互相通，才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才得到了活态发展，社会才不断进步、不断文明。潮湿洇润了我的思绪，我想：是该写写故乡的古驿道了。尽管它沧桑，尽管它也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不断地被人遗忘，可它在历史上的价值不应该被就此湮灭，忘记它就是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01
山河岁月，古驿道命运是大山皱褶深处的挽歌，充满缠绵和深情。每一次在故土古驿道上行走，我的思绪宛如放飞的纸鸢在起起伏伏里忽高忽低，忽远忽近。触目驿道地面那些斑驳的石头，我脑海里出现的是风霜雨雪中身穿铠甲、肩扛旌旗、手执戈戟，在行色匆匆里迈着沉重步伐赶往目的地的队伍，出现的是山间铃响里马驮货物，脚夫背负背架手握背杵的疲惫身影。思接千载时，脑海里翻阅着史书里的相关记载，那时候我想得最多的、最远的是李冰父子和常頞，没有他们开辟的僰道、五尺道，以及唐蒙联系汉时作为化外之地的夜郎古道，或许夜郎古国于化外之人而言，定然是一个空白。
一杯浊酒话沧桑，悲歌一曲绕黄粱。
通往古夜郎边缘、与古夜郎擦肩而过的驿道，离不开秦国的国家宏大战略。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蜀后，于公元前314年在四川推行郡县制，在川南置蜀南多民族地区创立的民族管理区——僰道，“僰道”既是民族管理的一种行政机构，也是一种交通格局，故清《珙县志》云：“僰道者，通僰之道也。”僰道的存在，在于秦昭襄王急派蜀太守李冰进行开发的布局。那时候，铁制工具不发达，李冰便令筑路参与者将山上树木砍伐置于岩上，放火燃烧，将岩石烧红，随即用冷水浇注，岩石破裂后凿石推进。
《华阳国志·蜀志》：“僰道······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记载的就是当时采用这一土办法的情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领土扩张，派“常頞略通五尺道。”该道从蜀南下，经僰道（宜宾）、朱提（昭通）、汉阳（赫章）、味县（曲靖）至滇池（昆明），然后西经楚雄、云南（今祥云县云南驿）至叶榆（大理）接永昌道，形成古代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路，史称五尺道或石门道；西路灵关道早在公元前四世纪，蜀地商人的马帮开辟了由成都南出，经临邛（邛崃）、青衣（雅安），笮都（汉源）、邛都（西昌）、渡金沙江、青蛉（大姚）、叶榆（大理）接永昌道。东西两道从叶榆西出、经博南（永平）、巂唐（保山），然后在滇越（腾冲）与印度商人交易，有的甚至往前行，通过缅甸到印度交易或开商埠。
李冰、常頞时代的僰道存在着较为先进的僰文化。被视为“夷中最仁”的僰人，女子用质地优良，做工精细的白娟缠头，穿青碧颜色的衣服，背领袂绿，长裙细摺，其上均都刺有色彩斑斓、绚丽工整的纹绣；男子佩戴双刀，善使弓弩，彪悍而英武。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里曾说：“汉代农民照法律规定，只能穿本色麻布衣，不许穿彩色······到西汉后期，才许用青绿。”其出发点是以汉文化为背景进行考察，而从先秦时代僰人的装束来看，他们的审美开放程度似乎要自由和任性得太多。
与僰道相连的五尺道因栈道宽仅五尺而得名，为秦时常頞所开。在连接古滇途程中，从宜宾南下通滇因地处险要之地，在《史记》里有“僰道以南，山险高深。”的记载， 雨季时见溪水流涧，霁后初晴，雾霭云蒸霞蔚，“悬崖飞栈道，信步云中游”的云中栈道让人称奇，难怪北宋文人邵博谓“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其盐津豆沙关一段尤其险要，亦被称之为石门关。此关至今犹存。如今，沿着被千古岁月冲刷的道上残石爬上关口垒门，巡察古道遗迹周围的石刻，会令人兴起怀古之情，沧桑之感，也会想起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顿叹人生是如此之短，天地是如此博大，人又何其渺小之意绪。
日月悠悠天地茫。
五尺道仅通过今贵州西部一角急转而去（今赫章），没有往东开拓，沿古夜郎国西部边沿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故对夜郎古国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古夜郎国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存在，参加过中土会盟，可由于史料记载极少，它只是影子般地留在历史的长河里。而第一个进入夜郎这个化外之地的人是楚将庄蹻及他统领的军队。
公元前二八六年，秦国进击楚国黔中地区，危及楚国西部安全。为了阻止秦军南下，顷襄王派楚名将庄蹻率二万精兵沿长江而上，前去收复黔中北部重镇——枳（今四川涪陵）。庄蹻收复枳后，顺乌江攻下且兰国，并迫使夜郎王降服。听说夜郎以西有滇国存在，为了替楚国开疆拓土，身穿锦缎罩袍，外披坚甲，头戴铜盔，缨子鲜红的庄蹻果断带领楚军西行，来到了男穿无领外衣，长不过膝，衣袖齐短，腰中束带，胸前系有铜扣为饰；女人外衣宽大，长过膝下，衣不系扣。显贵们则衣后还拖一后幅，长曳于地。男戴手镯，女佩玉环，无论男女都打发髻，男人髻掠于头顶，叠成长条形，妇女则跌成“银锭式”拖在脑后的古滇国。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与身穿对襟无领外衣，髻发掠于顶后的滇国士兵发生激战，而此时秦复攻黔中，继克郢都，楚王迁都于陈，庄蹻失去退路，于是便带领士兵穿上滇国服饰，融身于滇民，遂王滇。太史公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以“楚顷襄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近蜀黔中以西。至滇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沃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记之，故《唐会要》称云南很多大姓“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
天苍苍，地茫茫；春水流，秋草黄。关于庄蹻入滇路线，历史上是存在着不同说法的。《史记》《汉书》说是“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即沿长江进入；《后汉书》《华阳国志》则说是“从远（沅）水伐夜郎”而后入滇。究竟谁是谁非，还有待定性，然而，对其留滇的原因，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已言，庄蹻留滇为王的原因是“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的缘故。据推测，庄蹻入滇所走的是逢山开辟随即湮没的荆棘小道，因而史上无记载。
时间就像化外大山里的烟云，生生灭灭起起伏伏，周而复始。而我却难以想象庄蹻在当年是怎样踏着荆棘来到夜郎国的。总之，那时作为化外之地的夜郎，肯定还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度，这里几乎没有代表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网织大道，古夜郎的国民们赤足走在荒野里的羊肠小路上，穿行于遮天蔽日的原始林莽中，靠采撷和猎狩果腹，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怎么可能抗击楚文化高度发达之下的楚国二万精兵？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更愿意相信庄蹻臣服夜郎，无非是一种过路的顺手之举，故才会有在其王滇。
古代西南地区自古系化外之地，这里崇山峻岭，山高谷深，人烟稀少，交通极其艰险，也极为罕见。大秦帝国出现后，汉高祖刘邦登上皇位第五年后，为了加强与西南夷的联系，规划修筑了从长江南岸的中心城邑——湘东长沙府至“黔西”盘县的湘黔驿道，并设无阳县(今镇远)于黔东咽喉，意欲从东西方向推进云贵交通，终无结果。历史注定要把这一功绩留给雄才伟略的汉武大帝，让他完成王化西南、修筑“自僰道指牂牁江”之南夷道壮举。
关于夜郎古国地域所在，自清以后众说纷纭出现桐梓说、安顺说、贞丰说、三合说、郎岱茅口、广西凌云说、云南沾益说。但根据《后汉书》说：“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庄矫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椽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可以肯定夜郎国应该在且兰（今贵州福泉）与滇国（昆明）之间，甚至可以定位于贵州西部。结合《史记》《汉书》“贾人曰：'独蜀出构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别牂牁江。”（茅口河，即古之豚水，现在一般称为北盘江，也就是说，茅口正是濒临于牂牁江的。）以及夜郎出雄黄、雌黄等（经专家、学者论证，其他六个夜郎国都之说，其地均不产雄黄、雌黄，唯有今六枝老王山北侧特产，甚至从古至今传承设厂开采。
据《安顺府志·物产篇》载：“郎岱厅产雄黄、雌黄。”《贵州经济》又称：“郎岱所产之雄磺为贵州雄磺矿中之最佳者。”）甚至民俗等几乎都支持着这一存在的事实，推测大抵是可信的。夜郎古国醒目地出现于历史，却与历史惊人的相似有关。公元前122年，出使西域的张骞在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市面上看见有蜀布和筇竹杖出售，询问得知是从身毒（今印度）贩运过来的，因而他推测在身毒一定存在蜀和西南夷的商品，两者之间一定有商道存在，建议派人考察。这就掀开了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早于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再经过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7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命郭昌三击昆明后，南方陆路丝绸之路之谜完全探明。而唐蒙建元六年在番禺发现枸酱等（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也预示着一条隐匿于民间的贸易之路与古夜郎相关，也为军事战略掀开了一道可以利用的门户。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说，番阳令唐蒙上书汉武帝：“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汉武帝采纳了这一从侧翼攻击南越的计策，并以其为中郎将出使夜郎。于是，在汉武大帝的指派下，作为执行者的唐蒙来到僰道，谋划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定位南北方向拓展延伸，从僰道（位于今四川宜宾一带）经过黔西北到牂牁江（今北盘江）开凿南夷道（亦称夜郎道）。在发现僰道令疏于职守，所筑通往云南、贵州的路“费工无成，百姓愁怨”后，唐蒙怒斩之；遂“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史记》《汉书》）。于“千军万马涌雄关，铁蹄踏碎夜郎月”声中，筑通从今宜宾经高县、筠连、镇雄、毕节、威宁一带至牂牁江沿线的“南夷道”，再由牂牁江水路至广西，使川、滇、黔、桂数省的古代交通连为一体。在此过程中，唐蒙收获的另一重大成果是“从巴蜀符关（《汉书》曰“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汉书》）犍为郡的设置，自此，通往夜郎的古驿道在西汉时也被凿通，夜郎国神秘的色彩也大白于天下。
另一重大成果是在“剑扫风烟”的汉武大帝对夜郎的经营伟略下，公元前一一一年夜郎和古滇国降汉后，唐蒙在夜郎小栈道基础上继而开扩驿道，进而设置“司奸盗”的机构“亭”，信息传递机构“传”，并在“传”设“舍”，供往来使者住宿。在“传舍”过程里，出现了一种在交通上使用的文物叫“传舍铁炉”，这种高22.2厘米，口径二十二厘米的物件，有耳、锅撑、炉桥，有三足和灰烬托盘，是这一时期在旅途用于炊煮、温烤的器具。1958年在现今赫章可乐出土的这件文物，见证了由此东去的南夷道上古夜郎与汉王朝的纽带联系，也间接地反映出那一个时代的交通文明。从此，质地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泽，“其价如金”的蜀锦，被司马相如《凡将篇》“黄润纤美，宜制禅（单）衣。”的织造精美的细麻布“黄润”，便成了沟通联系西南少数民族的礼品，见证了这段历史，古驿道是一部厚重的地域文化史诗。
往事还蜇藏在潮湿的记忆里，我坐在草席之上，让斑斓的思绪于质朴岁月积淀了满目风霜。
其后，历史记载在古夜郎这片大地上，能与古驿道交通有关的事件也就只有三次。
其一，三国时，也就是公元225年3月，孔明亲征被蜀汉称为南中的滇、黔、川西南地区，南征沿岷江而下，至僰兵分三路，东路马忠进入黔西北，中路李恢沿五尺道而下，西路进入云南。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东路马忠当年进入古夜郎之地，走的是唐蒙开辟的南夷道呢？这尚需进一步考证。
其二，北宋时，水西安氏远祖普贵在宋开宝七年(974)晋京汴梁，以所领矩州之地归顺宋朝廷，其所走之道史书里没有明确记载。再就是宋至道元年（995年），西南牂牁诸夷派遣遣使十数人、从者千余人入朝进贡，宋太宗召见来使，询以其地风俗，并命作本国歌舞。《宋史·蛮夷列传》记载说：“（牂牁）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声，良久，数十辈连袂婉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曲则名曰'水曲’。”瓢笙又称葫芦笙、壶卢笙，主要以葫芦、竹管制成，在西南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中流行。另据《舆地纪胜》载，仡佬“乐器有愁笛、壶笙。”此舞情形与贵州古今芦笙舞表演情形亦颇为相似，基本可以肯定，入朝者当为现今贵州少数民族无疑。但问题是：他们入朝的古道，是经境内哪些地方？因缺乏记载，至今成谜。
其三，元朝建立后，以成吉思汗开疆拓土的马背风格，自建立起在辽阔疆域上遍置站赤（站赤，为蒙古语音译，意为司驿者，指站官、站户，亦泛指驿传。又做“站驿”“驿站”。），故《元史·地理志》云：“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邮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为了保障驿路畅通无阻，各州、县官均分管驿传，最上则由通政院或兵部通管，且专备有马、牛、驴、车辆等运输工具，建有供食宿的馆舍，馆舍中备有各种食物、被褥及一切什物器具。
对西南来说，在建都道于云南开辟后，元十二年(1275)后，元朝在秦五尺道和汉唐石门道基础上新开辟了通往四川的乌蒙道。《元史爱鲁传》谓“至元十三年（1276）”“诏开乌蒙道”，孙世祥文集《神史》《第十二节》云：“元朝设乌蒙路”说的就是此事。此道分布在乌蒙路(治今昭通市市区)以北、叙州路(治今四川宜宾市市区）以南的广大地区，经过云南东北境今昭通市出境，从现今六盘水市境周围的乌撒、赫章、镇雄经过。真正经过现今市境的是元朝辟修了的从当时云南管辖下的普安路(治今贵州盘县治东)出境的普安道。
至元二十七年(1290)四月，四川行省备右臣耶律秃满答儿其上奏朝廷云：“本省南接云南所管普安路见立马站，东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尝令总把孟奉直抵云南、湖广两省立站地界，相视得普安路迤东罗殿、贵州、葛龙俱系归附蛮夷，隶属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接连湖广省所辖新添地面，安立一站，至黄平、镇远，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达江陵路”。建议将云南通京驿路改由经湖广行省北上。其后大约在至元三十年(1293)以后至大德五年(1301)普安道贯通，与湖广江陵道相接后通往京城，从此，装束各异的蒙汉等各族官吏、商贾、士人、民众身影出没这条大道上，从时间深处蹒跚走出来，定格于苍茫的背景深处······
天苍苍，地冥冥；风凄凄，雨泠泠；愁哀哀，泪淋淋；魂飘飘，悲鸣鸣；浩浩愁，茫茫劫。秦开的僰道、五尺道，汉通的南夷道，元辟的乌蒙道、普安道已成为一段远逝的历史，能生动再现当年状况的秦砖汉瓦、牛车木轮、马鞍铁掌于旷野烟村的存在，峭壁千寻的行走，已在霭雾间飘散，万物涅槃里，江山沉浮，风云变幻，如今在故土大地上行走探秘古驿道时，我不想自欺自人地把后世新开辟的驿道当成秦汉古驿道，可我渴望复原那一段古驿道的历史，因为更久远的历史更能激发我的沧桑，放飞我的想象，释放我钟情于古驿道文化的那份诚挚情怀，或许，这也是我的一种天生宿命。
02
生命苦短，记忆流长。落花叹息飘零忧伤，惊落一地思绪凄绝成尘时，来来往往变成了人事无常，淋湿了历史的前世今生，让后来者兴叹！
事实上，在夜郎故地这片疆域，除了五尺道擦边而过，南夷道略通境内主要区域之外，公元935年前后（五代时），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正如南方陆路丝绸之路隐藏于民间一样，历史上曾出现一条由云南通向贵州乃至广西的古道。那时，现今市境的盘县尚属云南，贵州行省建立后使其地处黔省之西，且历史上它一度与现今的兴义分分合合。五代至宋时存在的这条古道，在后来得到高度重视系因南宋偏安一隅后，宋金之间的战争需要大量马匹，说它是一条因市马而出名的古道也名副其实。那时候，大理良马和水西马曾大规模地通过这条延伸至安顺的古驿道在广西交易。
据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的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仅邕州一个市马区马匹交易就达“岁中市马三千四百匹。”有史料说整个邕州每年交易量达到数万匹之多。现今的六盘水水城县彼时属于罗氏鬼国（水西前称）疆土，境内水西矮马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明宋文宪《天马赞》有“西南自昔出良马，而产于罗鬼国者尤良”之论。这种马与北方高大的草原马不同，体型较小，骨骼奇骏，饲养训练方法极其讲究。幼马出生后，水西人在喂养过程中注重用当地荞麦磨成乳浆哺乳，荞糠、麦麸、玉米喂养，牧养中刻意将母马与马驹分开，先将母马赶上山头，然后才将马驹放出。小马驹在母爱的嘶鸣声召唤下，会寻声奋不顾身地扬蹄攀爬，直到爬上山头母子相聚。长此以往的训练，造就了水西矮马惯行山间小路，负重如飞的特点，备受世人喜爱。
由于金宋长期战乱不断，为了确保疆土，大理良马和水西矮马便在这一时期派上用场。《桂海虞衡志·志蛮》云：“诸蛮之至邕管卖马者，风声习气大抵略同。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身，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驽箭箙，腋下佩皮箧，胸主至腰骈束麻索，以使乘马⋯⋯”。以卖马之形象、服饰而言，与水西彝族无异。水西矮马就这样时常与从云南过来经普安古道的大理良马，经罗殿（安顺）前出南宋设在邕州（今广西南宁附近）的买马提举司转手获取差额出售。由是，养马成了水西少数民族的生存之道，自宋以来千百年不断。“洪武十七年五月辛丑，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乌撒（今毕节一带）岁易马六千五百匹。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明实录》）便是这种市马延续。水西境内的古驿道也因如此商机，便与南方的粤西路连成一片，以市马为主的这条境内境外商道，便在历史演变进程里变成了市马古道，并成为明以后滇黔大道的其中一段。
贵州境内虽有元代古驿道与湖广相连勉强可以通行，然而极其落后，由于受战争、自然灾害等严重影响，不少路段或阻塞，或湮灭，纵然勉力寻迹而行，也十分艰险。如此交通状况，势必会引起明王朝的高度重视。明代以后，伴随山河一统，改善西南边地通往内陆的交通建设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由是滇黔通京大道主动脉和龙场九驿区域交通的辅助功能，为西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洞开了一个门户。
明、清两朝帝王深刻知晓驿道、驿站对平夷抚蛮，开拓疆土，连接外域，治国安邦的巨大作用后，因经费和地理之险千年无法彻底全线畅通的东西向云贵通京大道走向了复兴之旅。“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遣官修治湖广至云南道路。”（《明实录》）这条由湘黔古驿道和滇黔古驿道两部分组成，以湘黔驿和云南驿作为交通设置连接西南的“通京大道”在明永乐年后，筑路速度进展迅速。明万历《贵州通志》所录普安州第一个进士蒋宗鲁巡抚云南时撰写的《普安修路记》云：“嘉靖庚申，予承乏抚滇，修自镇远至盘江第坡界，吾普谊当引嫌，乃不烦里旅，辟土诛茅，岭上建玄帝行宫，以镇以憩，风雨始有楼止。万历甲戍，今太司寇昆严公来抚全贵，亦修盘江至吾普三元坡麓，甫及兹岭，会以内迁，岂江山之有待耶？万历已卯四月，少司马毅庵王公来自滇中，过而叹之，计费不赀，乃捐俸三百金，檄苏守备司出人而经理焉。复申之曰：以五年餐素之余，济两省峻阪之厄。谊所当然，情非矫饰，及列于三元阁，勤勤恳恳，托予阅工，欲为国家万世虑。”此记载可谓较为详实，颇有参阅价值。
至嘉靖十五年(1536年）时，该驿道勉强疏竣并能通行。自此，这条自湖广的武陵（常德），经镇远、普定（安顺）、普安（盘县）越胜境关、平彝（富源）、泉关（白水驿）达交水（沾益），与秦五尺道相连的大道，对西南两省的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军事制衡起到了重大作用。清康熙年间，朝廷重新整修湘黔、云南驿道驿站，至雍正时，仅湘黔驿道东起湖南长沙，西至贵州盘县就全长二千一百公里（其中湖南境内路段约九百六十公里，贵州境内路段约一千零四十公里），为国家对西南地区在政治、军事、文化施展影响和对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明清以后，朝廷对云贵两省的重视和管理，是改建滇黔大道的主要原因。“黔者滇之门户，黔有梗，则入滇者无途之从矣。”清初顾祖禹《贵州方舆纪要》也说：“惟是滇南北上，必假道兹土，故疆理制置，不容不亟焉。”当其之际，从中原进入云南的路有四条：官方通常取道东路普安入黔旧路和西路乌撒入蜀旧路，另两条（建昌路和粤西路）利用不多，以至多数地段在明代大部分时间被废弃而湮没。而滇黔大道上的贵州正处“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的重要位置，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黔记》里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其中之谜。而当时的贵州，经济实力“实不如江南一大县”，面对这个“地皆蛮夷，山多膂广，流水涵亭，土无货殖，……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故改善交通，发展经济成为首选。这也是清代在这条古驿道上，要重新改道的原因所在。原来滇黔大道的走向是：自云南府（今昆明）经杨林、易龙驿、马龙、南宁（今云南曲靖）、白水、平夷（今云南富源）、亦资孔驿（今贵州盘县亦资孔）、普安（今贵州盘县）、新兴驿（今贵州普安县）、安南（今贵州晴隆县）、查城（今贵州关岭永宁）、关岭、安庄、普定（今贵州安顺）、平坝、威清（今贵州清镇）、贵州（今贵州贵阳）、龙里、新添（今贵州贵定）、平越（今贵州福泉）、清平（今贵州凯里清平）、兴隆（今贵州黄平）、偏桥（今贵州施秉）、镇远达湖南沅州。在郭子章的《黔记·驿传》中，普安入黔旧路被分为“下游”、“上游”两段。由贵阳至沅州的道路为“下游”（后世称黔湘驿道），从贵阳抵达昆明的驿道为“上游”（后世称黔滇驿道）。两段全长1890里，基本上沿行元代中庆经普安达黄平的旧道。清时，上游路线段为绕开“陡窄纡盘”、“崎岖难行”的关岭盘江等处，先作改移。
雍正六年（公元1729年）时任云贵总督并兼辖广西的鄂尔泰（满州镶兰旗人）上书清廷，请开上游驿站。他在奏书上说：“为请开路改站，以速驿递，以便商民事，黔省通滇大路陡窄纡盘，旧称羊肠一线，如关岭盘江等处尤属险峻，以故车马难行，商贾裹足，臣拟由安顺府之安庄另开新路直出普安州之亦资孔”。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批准云贵总督鄂尔泰《请另开上游新路六驿疏》，将原黔滇驿道自安庄驿（今镇宁境）至湘满驿（今盘县城关）间一段，从镇宁州属黄果树岔开新路，改经郎岱厅（今六枝特区）毛口，渡北盘江至普安州蒿子卡与旧路相接。毛口渡又叫“西陵渡”，是据鄂尔泰姓氏“西陵觉罗”前二字所取之名。新改路线约240里，较旧道“既平且近”，途中驿站改8为6，每站相距40余里。
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又批准了鄂尔泰的《请开下游改站疏》，对下游黔湘驿道作改建，“由黄丝驿以下之虎场营分路自鱼梁江直达杨老驿”。新路避开武胜关、陡箐营、葛镜桥等处险要，比旧道捷近30里。全线改道后驿递商民皆称便捷。乾隆十八年（1753年），再次改善黔滇驿道，开老鹰岩新路，自上寨驿30里经白沙过老鹰岩一段原为“黔道首险”，凿山拓宽后，“四人舆已可前行”。迄于清末，滇黔驿道几经改易，在贵州境内，以贵阳皇华驿为中心，西有清镇、平坝、普利、安庄、坡贡、郎岱、阿都田（今晴隆北境）、白沙（今普安东北）、上寨（今盘县东北）、刘官、亦资孔11驿，长550里，东有龙里、新添、酉阳、杨老、清平（今凯里炉山）、重安江、兴隆、偏桥、镇远、青溪、玉屏（原名平溪） 11驿，长490里。清代贵州仅在此道设立驿站，其余的驿道仅设递铺，由此可见清廷对此道的重视。
条古驿道——龙场九驿虽为贵州境内局部区域交通干道，然而，它所形成的网络，对改变云、贵、川的交通，依然有着重大作用，并作出了杰出贡献。
明朝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明太祖朱元璋派傅友德、沐英等从四川、湖南出兵，经贵州入云南，奢香献粮通道，助推国家统一；她和刘淑贞进京状告马晔，说明在明初尽管交通不是太发达，但还是与中土紧密相连的。历史上的某些事件，有时往往会被岁月的烽烟淹没。比如，唐蒙经营通往古夜郎的南夷道，所知者甚少；而在古夜郎这片地域上，奢香经营的龙场九驿，却久负盛名，不知这是时代之幸还是盛名之幸？马晔的所作所为，让朱元璋欲除而后快。他问奢香“以何报答”，奢香回禀：“愿令子孙世世不敢生事”，“愿意刊山凿险、开置驿道”。
平心而论，这两件事都是极其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喜过望的朱元璋封奢香为“顺德夫人”，赏赐金银和丝织品等物，并将马晔召回京都治罪。群山连绵，茫茫浩荡，万道沟壑架起雄浑起伏的山峦，峡谷幽深响着巨涛。贵州山高路险，行旅维艰，与内陆的交往受着很大限制，境内各地的联系也不紧密。
奢香感服朝廷威德，按照朱元璋皇帝关于开修四川通往云南驿路的敕令，自备口粮、工具，披荆斩棘，开山凿道，历时数年开辟了龙场驿——六广驿——谷里驿——水西驿——奢香驿（西溪驿）——金鸡驿——阁鸦驿——归华驿——毕节驿，它自龙场（今修文）起，经黔西、大方而达毕节，南与贵阳大道相连，北与遵义干道相通，西有干道通往乌撒（今威宁、赫章）、乌蒙，使西部地区与贵州连成一片，促进了经济发展；再则，从外部环境来看，该驿道的开通把水西各地与贵阳至四川、四川至云南的大道连成一片，作为西南地区交通辅助支线，九驿十八站上的驿夫、驿马及巡逻人员都由水西自备，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状况，加强了边疆与中原内陆的联系，促进了贵州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增进了汉民族与西南各兄弟民族的交流，这对于明清以来的黔西北交通是莫大的功德。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西南之地接受外来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个人站在面光里，背后总是历史的背影。
面对古往今来与古驿道相关一个个王朝，经营西南的一段段历史碎片，面对古往今来与古驿道相关的一个个似曾相识而又似曾陌生的筑道人物，面对古往今来时而鲜活而又时而湮灭的一条条漂泊的古道，我心一片茫然，甚至是不知所措。想起了一次次于一座又一座高山之上面对游弋在群山间的苍茫巨龙时的惊叹，想起了一次次于一座又一座高山之上怀想古道如蛇爬行时隐时现的怅然，瞬间才明白，这个连绵不断的蝶变过程，已经宛如经脉流行于我的身体，流行于我的精神。天蓝得如水洗过的绸缎，群山苍翠如水洗过一般，人也如水浴的涧石，大地无言，我却知道：万物皆因我思，地久天长！
03
六盘水市设立于1978年12月18日。
这是一个由安顺划出六枝、兴义划出盘县、毕节划出水城，各取其第一个字连缀成名的新兴城市。其下原管辖之水城，秦时与五尺道毗邻，盘县、六枝至今尚存明清时滇黔大道的身影，至今还能从一些残存驿道阅读这段历史沧桑。因而，从现今行政区划意义上来说，六盘水境内的驿道源出秦汉，成形明代，完备清初是言之成理的。尤其是滇黔古驿道作为现今六盘水市境内历史上的交通大动脉，它曾一次次吸引着我，入骨入髓地让我沿着它的身躯，去感受着历史的心跳。
在境内滇黔大道残存段行走探秘，我查阅相关资料，做足了功课。在这条古驿道上于边行边走里感知它的前世今生，已成我人生里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正因我把自己前半生的闲暇时光交给这种行走，后半辈子的心才因此富饶而丰盈；也正因这种走心的徒步，才让我在窥探滇黔大道之后，在考察六枝和水城两地古驿道过程中，才顿感它们的各美其美，美美共生、共存的鲜明特色，以及在促进社会进步过程里的重要作用。
（一）碧水丹山 驿马蹄疾
滇黔古驿道作为通京的中大道，它在大地上时而像天空泊旅的彩云一样温暖，时而像金属撞击的声音硬硬地砸在坚实大地上，由东向西穿过盘县境内。
盘县之称系由历史上的普安卫、普安州、普安厅的不断交叉变更演化而来。在滇黔大道贯通之前，盘县之源“普安”就存在一条从东向西穿过境内的古驿道。这条被称为“石阶路”的古道道宽4—5尺不等，均为石块铺设，边帮料石支砌，坡处条状石砌坎，全长约90公里。古道从安顺府东来，由三板桥入境，经贵全铺（英武乡）、软桥哨、撒麻铺（旧普安）、水塘铺、百家坑进入老城；然后西行，出老城上云南坡、经云南哨、海子铺、大坡铺（沙坡）、蛾螂铺、亦资孔、平彝所（平关镇）直至胜境关、曲靖府。石面的幽幽暗光、布满苍苔的台阶、丛林与蹄痕，宛如岁月深处的一支苍茫之歌，在大山深处回荡。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大军人声沸鼎，马嘶如雷，战旗招展，鼓锣喧天，在傅友德率领下经此道进入云南，完成了朝廷赋予的使命。
经营云贵，畅通交通是重头戏。
复活的雨点敲打阳光的从容，不再选择沉默；西风收藏阳光芳唇，洗亮高原的天空。弦月之像，半如眼前，半似传统，宛若两眼清泉，花飞花谢，旷野翠色，一溪清风。
初时，滇黔古驿道是一条异常崎岖艰险之道。从明·佟凤彩《添设驿递疏》“夫黔省为滇南咽喉之地，在在皆石山峻岭，上则登天，下则履壁，上而复下，下而复上。”之语足见其难。明朝廷在规划贯通这条大道后，将普安原有的这条古道纳入自然是省时省工之举。当此之际，若以普安州城为中心点，西经亦资孔驿（今贵州盘县亦资孔）、平夷（今云南富源）、白水、南宁（今云南曲靖）、马龙、易龙驿、杨林、云南府（今昆明）而入滇云；东经新兴驿（今贵州普安县）、安南（今贵州晴隆县）、查城（今贵州关岭永宁）、关岭、安庄、普定（今贵州安顺）、平坝、威清（今贵州清镇）、贵州（今贵州贵阳）、龙里、新添（今贵州贵定）、平越（今贵州福泉）、清平（今贵州凯里清平）、兴隆（今贵州黄平）、偏桥（今贵州施秉）、镇远、湖南沅州直达湖湘。
通则通矣，然其繁忙景象之后，依然潜藏着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其一为出身于普安的蒋克达在《轻徭薄赋疏》里陈述驿道“运硝黄、花布、柴炭、马草、轮蹄络绎，昼夜不休”的运输之景象后，请求朝廷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其二为同是出身于普安、在云南为官的蒋宗鲁有感于运输朝廷所需巨型大理石之难难于上青天之艰，冒杀身之险在《奏罢石屏疏》里恳请朝廷“量减尺寸”“或准停免，以苏民艰。”自然，明清两朝也关注到了这一点。据《州志》邮传载：“旧有湘满驿，在厅城；软桥驿，在城北四十里。雍正六年改新路，裁本城湘满驿移软桥驿；于刘官屯设刘官屯驿；江西坡驿向属普安县，移杨松设杨松驿，改隶普安州。乾隆十七年，开老鹰岩新驿路，移杨松驿于上寨；十八年，刘官屯裁驿丞；二十一年，裁上寨驿丞，以亦资孔驿丞兼管巡检事。”这种规划和撤并，也是着眼于交通所限和民生劳苦实情后所采取的举措。
周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思患予防，由来久矣。”
为了威震边地保障这条交通古道，明清两朝没少花费心思。明王朝在调北征南后于滇黔两省之交设立普安卫。那时，卫所辖5600人，其下千户所辖1200人，百户所辖112人。据《普安直隶厅志》记载，普安卫下辖六个千户所，在现今盘县境内则有乐民所和平彝所。州志说乐民所创立于洪武二十六年（1392年），由原来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拖落堡”改设而来，“其山高峻，城周围一里一百八十六步，高一丈二尺，城门一处两重，城楼两座，城辅九座。”平彝所在今平关镇，它与胜境关都有相关的城防设施，分列守卫于胜境关古驿道两端。在如此近的距离内设置两处守卫机构，足见身处两省交界的该关的重要性。如今，拖落堡的古驿道、胜境关的古驿道依然残存，见证着历史的足迹，岁月的风风雨雨。另外，从朝廷在这条古道上的驿站配置，亦可见其重视程度。据《普安直隶厅志》载，清·鄂尔泰奏请改建古驿道后，盘县境内古驿道设有软桥哨、刘官屯、上寨、湘满、亦资孔五处驿站。每驿站配有额马五十匹，马夫二十五名，站夫为一百名。驿站的功能是供来往官员换马、打尖、住宿，站夫的职责是专门传递公文、信函······从此，这条二千一百多公里长的大动脉，穿越千山万水时，万壑群山与纵横江河交错，崖岩峭石、溪涧流瀑、苍茫林野、孤舟山月、烟村雄关、虫鸣晚唱、猿啸鹤舞、马嘶车影、芦苇弓桥附行，踩踏于路石和石缝间长出的荒草上，就像踩踏在红土文化的粗放、乌蒙文化的神秘、湖湘文化的智慧上；石与草的相连，亦如边地文化与中土文化的对接，沟通、融合、创新里，中原儒家文化改变了云贵两省相对落后的面貌，这是地域之幸，文化之幸，民众之幸，更是家国之幸！
境内的滇黔古驿道，我是从胜境关开始的。
作为云贵两省分界的胜境关，它在地理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旧志云：“厅与平彝县接界处有关，额曰：'滇南胜境’。山势峭绝，东西锁钥，关隘要地。”“黔旅至此，觉山平天阔，东望则箐雾嶂云，天限二方也”（滇南杂志）。这座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年），由巡按洪弼题写的石坊，作为旧时从黔入滇的“第一关”，尽管它不是城，然而与它相关的附属设施却让它具备了些许城的功能。更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山界滇域，岭划黔疆，风雨判云贵”之地，可以在小憩里感受此坊周遭的风土人情，感受一关之隔的“雨师好黔，风伯好滇；贵州多雨，云南多风”的气候特征和淋漓尽致的表现：坊中楹柱前后各有一对石狮，面黔狮身覆郁郁青苔，面滇狮身披黄土红尘。坊间四周，有鬻琴碑、石虬亭、石龙古寺、万里亭等形成一体，让人流连忘返，一洗旅途困顿。
横架在古驿道两山之间的关楼，城依山雄，山因楼秀，登楼远眺，关隘山水，美不胜收。伫立其上俯视从黔逶迤而上，群山间和阳光下泛着白晃晃光色的古驿道，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古意涌上心头，真想凭碟而舞，把酒临风，熟读《离骚》，痛饮一场。
山色依旧好，离别转瞬间。
从胜境关沿着近45度的陡坡，我一路向东随蜿蜒伸向谷底的五尺道而行时，青石板上四、五厘米深的马蹄窝寂寞地映射着历史的风云际会，山水流过之处，那些斟满水的蹄窝闪着亮点，汇聚着蓝天白云和历史深处的马帮铃声，朝着平关和亦资孔方向游去。这一路上的火烧铺段红红、黄黄、白白杜鹃花在花开时节，掩映着五线谱上音符起伏般的古道穿林而过，拖落堡段古道在两壁相夹的林衬下，随散布苔藓的石级随山风起伏飘荡，刘官镇旧普安境内展云坡与狗场坡岔河上题为“日历朝阳”“洞丰含波”的迎宾桥在两道石坊相衬下，像一枚弯弓驮着过往历史迈向普安州城，走出普安州城，朝着滇黔大道的尽头而去，朝着尽头远方的远方而去，那个生发大一统理念，那个生发以儒治国的地方，才是这条通京大道的原点。是起点也是终点，起点与终点同存同在，长存长在！
郎山龙溪 驿路存韵
梦语长出纠缠的青藤，酷似月光轻盈，山涧水响，风动一方，只为一个侧面，或者背影，抑或一种回仰望，一种思量······
郎岱厅设置于雍正八年（1730年）。历史上，郎岱厅城、羊场分县（现今岩脚）、落别是现今六枝境内最重要的邑镇，围绕厅城和羊场这两个关键点，其古驿道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
向南，郎岱厅城成为古驿道必经之地，拜清·鄂尔泰奏请改道所赐。明代以前，“黔省通滇大路陡窄纡盘，羊肠一线。关岭、盘江等处，尤属险峻，车马难行，商贾裹足。”雍正六年（1729年），时任云贵总督并兼辖广西的鄂尔泰上书清廷“为请开路改站，以速驿递，以便商民事”，获准改造后的驿道经六枝郎岱、茅口河（北盘江）进入普安杨松、旧营、朱昌河、高家屯、大山凹至蒿子卡与原道相接，再经亦资孔、平彝所（富源）直出胜境关入滇。向北，连接岩脚镇的古驿道和落别汛、六枝汛、岩脚汛交通要道相汇，与安水盐道（安顺府至水城厅盐道）相交，以郎岱古城、岩脚古镇为集散中心的古道路径由是便自然形成。
郎岱厅境内经牂牁江至普安一线的南向古驿道修建耗资极大，系山川地形所致。《民国郎岱县访稿·地理志》云：是处“万山重叠形如楼殿，峰峦之多难以指数”；“郎岱之山，多纵横磅礴如勇士赴敌，不稍顾忌；又如大将出关，刀、剑、戈、矛、万骑齐发，不可遏御”。如此地理形势给古驿道维护带来的困扰，正如《县访稿·卷一·地理志》道路所曰：“全属主干石路，东至坡贡六十里，西至毛口四十里，多属山路，前为滇黔驿站交通正路，三年修理一次，或遇大员过境，亦特加修筑，今则多半倾圮不堪人行，亟待修理者畿及半数；其支路由城至岩脚九十里，由岩脚至梭戛为盐路，多未修理，冬季行旅尤难；由城至洒志四十五里，前通沙营，亦多未修；由岩脚东通龙场至沙家马场四十五里，西通黑塘路较平整；由岩脚东南经六枝、营盘、大弄、落别至镇宁全是石路。”当然，在郎岱驿道修筑中，也有没用石头铺设的地段，如在郎岱至岩脚的古驿道上，就有两段分别约十华里的古道地处页岩地质，因其风化后所形成的指头颗粒透水性好，且硬度仅次于石灰岩，便被就地取材用作铺路石。直到如今，黑羊箐林场里依然还遗存着其古风旧貌片段。
郎岱厅境内的古驿道支线自成一体，略朝四个方向辐射。一是经新场黑塘到水城厅；二是经新场分路到纳雍、毕节、水城或威宁；三是经新改驿道从毛口、晴隆、盘县到云南；四是经安顺到贵阳。无论走哪一个方向，其下羊场分县（现岩脚古镇）都是交通枢纽，都是非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尤其以烟土和盐的数量最大。这里售盐盐号多达七，八家，烟土销售盈利每年多达数十万元，威宁、宣威的火腿、烛虫（一种制烛的原料）、梨，昭通的苹果，毕节的土碗，水城的铁，本厅毛口的红糖、岩脚的草纸、笋壳（制鞋原料）等地方土特产都在这个古驿道“十”字枢纽集散，马帮、独轮车（公鸡车）由此卸货、装货，于四向古道上川流不息。
而作为主干道的滇黔古道盘县、毛口段一线，其交通之繁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郎岱境内打铁关是滇黔古驿道上的重要关隘，清同治十年（1871），郎岱厅司马喻怀信在此镌刻“岩疆锁钥”四字。那时，从北盘江边毛口驿西陵晚渡至关口一路上，过境马帮时常首尾相衔、络绎不绝；夜幕降临，山岭上形成的灯火长龙，触目游弋，蔚为大观，在岁月深处形成一道光与影交织的壮丽风景。这段古驿道曾留下过我的脚印。我曾经从打铁关沿古驿道而下直至江边。一路上，古驿道除在有人户居住的地段之外，保留基本完好。规模还是五尺道的格局，就地取材的铺路石两边长满了杂草，有些地段野芦苇长得有一层楼房高；铺路石的石与石之间，大多长出了二、三寸高的小草，马蹄踏出的石窝深达寸许；从“小山”半旋而下，途中第一座石拱桥为何名，已无从考察，但料石规整，桥面“拦马石”上还留有方形石窝，想必当初此桥上曾建有桥亭，供来往者歇脚。桥底被洪水冲刷过的石壁和乱石，或光滑如玉，或似太湖石的镂空状，其下溪流潺潺。小桥周围留有多处人文石刻，让我深感历史的厚重。往下“一锁三江”之桥已经垮塌，料石不知所终，因三股河水汇聚于此，故名之。过完“一锁三江”去“西陵渡”，古道湮灭，但“西陵渡”的渡口在人们的口转里还能找到大致位置。自从光照电站蓄水发电，牂牁湖形成之后水位抬高，这条古驿道有一半已被淹没，剩下的另一半能与打铁关宽阔的古驿道留下来，已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支线古驿道像雨后清晨的甘露，以岩脚古镇为中心四通八达。古道连桥，桥连古道。岩脚八景之一的“平桥春潮”便是在桥、道、水的相依相偎里出现的。
此地往东往普定沙家马场和安顺的古驿道在现今龙河镇境内尚有残段，断桥毓灵山一带，李士儒生前设置阴鸷渡渡口、建造断桥，修筑连接两地古道的钟文，至今还留在破钟上，让我在注目里感慨万千。二道岩村老场坝上现存当年通往大定的官道，在牛马交易市场处的古道宽约十米，四棱碑上的“清军府严示”规定：“牧牛关山大路，永禁开挖伤塚。”郎岱军民府在碑上也明确作出了关于此地交通、贸易、墓葬等的有关规定。而由郎岱往东南通往关岭古道在现今洒志境内田野中忽高忽低出没，洒志街村民组遗存的立于清代光绪年间的四棱碑，上镌“告示”“内粮”“剔弊”等规定，对官员经过该地捐款、捐粮、出力等存在问题给民间带来的疾苦明确取缔，对征夫抬轿等有关流弊及采取措施同样也有明文规定，这一切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进步的另一面。辗转流连在当年郎岱厅和羊场分县的古驿道上，依稀里古驿道就是一道道文化长廊，所涵盖的方方面面，让我感到博大、深邃、精深，用博物馆来形容它一点也不过分，值得用生命去探寻。
（三） 凤池麟山 道响驿铃
“这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虚空而生的。”（马良《坦白书》）
水城作为水西故地，在龙场“九驿十八站”和“水西十桥”（概指，历史上有前十八桥，后十八桥之说。）的规划格局里，交通像阳光下构皮树宽大的叶片上的经脉，线条分明地散向四面八方；只因太多的人只注重当前交通发展，而将这里历史上的古道忽视了。
旧事如晚秋熟透的彩叶扑簌簌地坠落，在群山中形成斑驳陆离的图案，富饶了一方与古道相关的文化风景。
事实上，设置于清代雍正十年的水城厅与比邻厅府的驿道交通很发达。或从水城经陡箐、比德可入纳雍，亦可从徒箐、化乐、黑塘、岩脚、梭戛通往纳雍，还可经岩脚到龙场经鼠场进入纳雍；或从南开经古驿道到毕节；或沿三岔河谷，经过猴场（属威宁）、二塘（属威宁）、大湾（属六盘水钟山区）、从东风镇入威宁境，再沿三岔河谷到威宁炉山，从炉山翻梅花山余脉到金钟镇抵达威宁县城，继而经宣威跨“可渡河”（北盘江支流）进入云南；或可从大湾经庙子岩（离大湾镇治所约五公里）盘旋而上红花岭经朱市河上赫章。此间，水城厅东向至猴儿关的古驿道，于此分成两条：北向一条经比德至纳雍达毕节；东向一条或到六枝岩脚后可分别前面安顺与郎岱；或从猴儿关、蟠龙到猴场，于此分道经中寨到郎岱，或从猴场经格支渡往晴隆。
往事如烟里，“青山已随晚风去，我与沧海化桑田。”
当年的水西地区，是一个以彝族为主体的社会形态，疆域包括现今的织金、黔西、纳雍、水城、威宁、赫章、大方，甚至鸭池河以东至贵阳部分地带也属于其管辖。乌蒙山脉东段在这里横陈，千山万壑孕育出的河流，养育着生活在这方土地上以“大杂居小聚居”方式繁衍生存的各族民众。有人的地方就有古道相连。而以水城的古驿道而言，并不像有些资料上撰写的那样，附会说滇黔大道通过故城商品集散地场坝威水路，而是与此无关。行走在这片衣胞之地的古道上，我的心就像三伏天就着溪泉狂饮，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欣喜。
出现在我童年记忆中的附城古驿道，印象最深的是出南门经马鞍山、乌鸦岩到双龙井的这一条。它沿双龙井往左延伸，可去青山、盐井等地，往右延伸，接税上古驿道，走玉舍林场，过杨梅、发耳，经高家渡往盘县方向去。这条驿道在厅城近郊相对平缓，路面三米有余，铺路石普遍较大，足够马车通行。左路青山、双龙一带在清代是开采铅锌之所，盐井是水西安氏的大本营之一，故吴三桂剿水西时曾在这里发生过战争，与此相邻的米罗历史上曾是粮仓；右路的归集黄河一带，曾盛产大米和开采铅锌，这就在无形中注定了这条附城驿道修建的规格。双龙一带的这条古驿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还存在。那时，我于此供职，经常闲游于此观风听雨，在石缝里长出青草的路上怀古思今。尤其是在夜风吹拂的月出东山之夜，在彷徨徘徊里踏月，竟不知人生该往何处，一切都懵懵懂懂，一切都如脚底青草，似乎知道来路，却说不清去路······
从双龙通往盘县的古驿道税上段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走过。这段近千米长的驿道静卧于四野空旷的山梁上，全用较为规整的石灰石砌成，如遇坡坎，则修筑石级，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水普驿道遗段之一，至今仍保存完好。往南延伸段玉舍林场里留下的数公里古驿道宽不足五尺，如蛇似的在绿植里穿梭，它经发耳姬官营到新街与高家渡现存约200米的古驿道相连，通往龙场及盘县普古连接滇黔大道。水普古驿道曾改道高家渡下游野钟境内的河营渡口入盘县，现渡口北“猫砸岩”还残存废弃残段。附城古驿道还有一条是从东门分走新桥边，过钟山，经范家桥走沙家巷口与从双龙到青山的古驿道相连。这条约十公里长的“米道”，从新桥边到沙家巷口段出没于稻田之中，晴天如白蛇蜿蜒游走，雨天似水蛇滑行破浪，为田园风光增添了不少意趣。
“猴儿关依然险峻，羊肠路转羊场。”（李天极）
彳亍在箐树蒙蔽，惟猿声千百，半悬空中，唱和其间的猴儿关到纳雍的古驿道上，比德乡黄草村山梁上弯弯曲曲平平仄仄忽上忽下的不少“s”形路段，在镜头里向远方延伸，在想象里延伸，与村庄构成绝美的风景。此村“大沙关”垭口那块百余立方米的“飞来石”在道路交汇处突兀而立，其上石刻记录着当年以“丈”认修驿道长度商家和民众的功德，它与身边古道仿佛在向后来者诉说着直通三岔河峡谷刘家渡口的这段历史；而脚踏取之于是处大山的矩形石板，仿佛千层万层叠压的高山被我踩破，仿佛时间也在被我无情地迫害，而我面对群山没有呐喊，有的只是悲喜交加。
我也曾在南开通往毕节这条古驿道上，于下扒瓦大桥、双桥一带流连，采录当年大定府梅百万为改善盐运，在扒瓦河上修筑了下扒瓦石拱桥，阿勒河上修筑了一大一小双桥的民间故事，询听下扒瓦桥桥碑的内容，打探大桥多次被洪水冲垮复建的千辛万苦；在双桥聆听有关它的建造传说及“双狮把水口”的风水之谜。在“我见众山皆草木，唯有见你是青山”里，眼中的古驿道石拱桥长虹卧波，如月如弓相伴着石级，在庄稼、树木等绿植里连接着远方的远方。蓝天缓缓地漂浮着白云，莽原遍布着森林波涛般的黛绿，在这条让商旅亦悲亦喜的大动脉上，路旁不时会出现石砌弧形顶棚，下有石条砌成的井泉，甘霖或从树丛中连绵不断地流来，或从石缝里汩汩不断地渗出，在井池或涌珍珠，或微微滴响，水面可鉴人影；无人饮用时，漓泉会从井口条石缺角不慌不惊地潺潺流出去。途行者每逢遇到它，都会停下脚步猛喝个够，浸心的凉似乎把因跋山涉水而生的满身燥热和汗渍一瞬间击退，因长途跋涉产生的焦躁情绪也会因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翻过一山又一山，涉过一河又一河，当古驿道上远远地出现迎宾桥，或者寿坊与贞洁坊的身影时，他们的心如释重负。城镇就在前头，打尖的地方就在前头，这里是他们长途跋涉的人生驿站，是他们补充精力、放飞自由、释放生命激情的地方，在这里他们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可以随性，也可以率性，生命是需要不同养分的，他们是人，他们也不可能例外。
一条条古道的隐晦长度，是谁一生的凝望？又是谁在岁月里留下的侧面或者背影？似乎，这已经不重要了。翻阅岁月发黄的册页，六盘水境内古驿道上功能齐全的驿、关、渡、塘、铺、哨、屯、亭等依然如天上繁星点点，忽闪忽灭。我也仿佛看见了一个个参与古道修筑的灵魂，不断地长高、长大，或许，他们在时间深处已经永恒；甚至不须人言，已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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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思想、爱心、善良、精神…···文化总是在给人类提供精神盛宴，在裂变中推动着社会不断进步。
古驿道的出现，其军事价值、商贸价值、文化价值是相向并存的。当硝烟弥漫之后，经济和文化发展就被提上重要地位，其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就会得到进一步彰显。
对于滇黔大道和六盘水境内的众多分支驿道来说，不能简单地用“茶马古道”来界定它，也许，重点把明清以后的它视为“盐马古道”和“铅锌古道”“文化古道”更名副其实。
（一）盐马古道
六盘水境内的古驿道，在经历明初的调北征南，清初的吴三桂剿水西，在社会政治生态相对安稳之后，它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军事、交通和文化，而是更多地与社会民生紧密相连，尤其是与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食盐”联系在了一起。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眼里：盐与水、火一样，都是生命最原始、最神圣的构成要素。其非凡意义从元时马可波罗受蒙古大汗之托，到西南边地考察民情的一段记载可窥一斑。经灵关道进入云南后，马可波罗发现当地人从井中取水，放在小锅里煮成盐，随后做成一块块小饼，下平上凸，打上大汗印，就可以充当货币交易——盐币。这看似一桩不起眼的小事，却反映了在边民生活里盐与货币等价的重大现实。
黔地并不产盐。民众食盐大多来自淮盐、滇盐、川盐，尤以川盐为重要依赖，故盐于贵州，就像水于生命。据宋史记载：“蛮人数扰。上召问巡抚检使，答曰：蛮无他求，唯欲盐耳。”《大定府志·食货略·盐法》载：“元初食滇盐，至顺初乃食川盐。”《贵州通志·苗蛮》记载少数民族同胞生存时称：“艰于盐，用蕨灰浸水”，民间多“佐食恒以蕨灰水代盐。”这种“食盐”惨状在《黔书》中被描述成“至如乡村人家，大多视盐如肉，极其珍贵；市盐回家，并不舂粉，以块盐置碗中，和水及辣椒作菜稍有味，即取出”；“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盐。” 清·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序》言及盐价时记载道：“滇黔薪粒价低而盐值最昂，石值白金一斤，终岁咽淡。”盐于人如此重要，于牲畜亦然。《大定府志》里曾说：马得盐则健，无盐则病。对不产盐的贵州来说，星点有盐痕迹，都会激发起世人的极大兴趣和热情。水城县阿扎屯曾经是吴三桂剿水西的主战场之一，亦称“盐井”。它之所以闻名，除了战争之外，还与这里曾经开凿盐矿有关。
咸丰十年（1860年），水城乡绅王古宁在阿札屯一带，发现泉水中有咸味，流经之地，石头草木起“白霜”；而取其水煮饭时，米汤不稠，煮豆不粑，从而断定有盐存迹象。经请四川自流井采盐内行现场勘验，证实有盐。后由云贵总督张亮基转奏清廷允准，当年开始凿井。历经三年，凿井两眼，虽未产盐，然而，其遗址尚存，垂直开凿的井筒、井壁、石墙至今可见，墙脚下仍有带咸味的井水“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残酷的无盐现实，也让为官者们为食用何方之盐而大费周章。明代普安之为官者，就普安之地使用滇盐还是川盐利弊上书朝廷，陈述己见。慕天颜《题复盐价疏》云：“川盐每斤只卖三分及三分四厘，以致四分不等，消长不一，原系因地随时，从不定价。若滇盐定价四两三钱，恐穷荒苗民不能舍贱食贵。”其后，有王继文者在《普安等处仍食川盐疏》也力陈此理。故而，古驿道发挥其盐运之重要功能成了硝烟散尽后的一种重大历史选择。
明清以来川盐行黔，系由键为、富荣两盐场分运至合江、江津、涪陵、叙永等四地，即所谓仁、綦、涪、永四引岸，然后依下述路线，接运至黔省经销。水西之域食用的永岸盐，由叙永陆运至雪山关脚，由此分两路：一经大定、织金等地至安顺，全程511公里；一经毕节至威宁，全程553公里。六盘水境内的食用盐，均由毕节分运六枝、盘县、水城等地，其所经古道，大多迂回盘旋于险峰峻岭、深涧大壑之间，其崎岖险峨，正如古诗所言“下来犹似蛇趋穴，上去宛如猿登枝”。运盐力夫日均行程仅17公里左右，行路之难，真可谓“难于上太清！”清·田雯《黔书·盐价》对运盐艰辛作了如是描述：“又不可以舟车通，肩疮蹄血而后至，其来也不易，则值不得不昂，值昂而民之艰食者比比矣。”在此背景下，贵州西部山民里有不少人就靠帮人运盐来维持生计。《贵州通志·大定志稿》记载说：“故大定之民，幼者十二三，老者五六十，无不以负盐为业也。数步而肩换，三里而息喘，日食玉蜀黍之爆花，夜眠粗白炙之短席，一生无被，终岁衣缕，头鲜布巾，足为草履，夏管炙日，冬履霜……此亦生民之奇苦也。”读这两段记载，它留给人的感觉是沉甸甸的，让我有一种想哭却哭不出来的凄凉。在那样的年月里，“杀一头猪不算请客，送一把盐就算厚礼”，“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成了稀奇之事。历史上，水城厅归属大定府，政治街、教育街、文化街、中正街、建设街、三民街、中山街、军事街等不同功能街道于设厅后相继建成，相关机构在相应街道上的存在实至名归。然而，以经商为业的“永岸食盐趸售站”却设在军事街，这种例外却成了旧时缺盐，官府亦高度重视的生动写照。
明清时期的郎岱岩脚，是川盐入六盘水市境的主要集散地，是郎岱、普定、关岭、镇宁及盘江八属集散川盐之大销场。永岸盐由产区经水路运抵四川叙永入仓堆存后，再分两条旱道起运入黔：一路沿川、滇、黔驿站大道直发毕节，再由毕节经纳雍、水城至岩脚；一路由叙永直运大定属瓢儿井，再由瓢儿井经大定、纳雍至岩脚。起始全靠人背马驮运输，背夫用来歇脚的背杵为了防滑被装上的环钉，于古道石头上留下了一个个拇指似的穴洞，裸露衣衫下被磨出的层层老茧伴着绛紫色肌肤在汗水里闪着光亮；马帮在头马铃声的召唤下，迈着沉重蹄子，亦步亦趋地缓慢向前，“C”形铁掌在古道石头上“磕、磕、嗑”地浑响；马蹄和石头的对撞，犹如心有灵犀似的踏在从前留下的蹄窝上。这些蹄窝晴天、多云天尚好，雨天则形成一个个水窝，于雨后天晴发出耀眼之光，道有多长它们就有多长，到达岩脚约需半月之久。岩脚由是出现八大盐号，至今永昌盐号招牌尚存。如今，徘徊在岩脚古镇回龙溪畔，不时会有反映盐商文化的雕塑出现在眼帘，与青山绿水相伴，于山清水秀、过往清风里静静地述说着这段往事和历史。
川盐入黔驿路不仅崎岖艰险，而且路阻且长。在土匪抢劫如兽出没的岁月，保护盐运就是保护民生，盐防军随势出现。
这是一支由四川盐务督办和仁、綦、涪、永四岸盐号招募的、用于保护盐商的队伍，由督带官席绍廷统一管理18队人马，统一购置发放枪械，负责分防和护送各条盐路之盐商，服装和薪金等费用由盐商承担。
岩脚八大盐号经营之盐大多经兔场（现名纳雍）运送，然后再分销各地，每场有千余担之多。由兔场到岩脚这一段路途中，黎火沟、儿马冲、围墙口等处常有土匪出没，抢劫盐商。民国14年（1925年），兔场商人杜恒先在席绍廷处保举四川人李品山组建盐防军第18队，在这条路上保护盐商。这支由二十余人发展至三十余人的护盐队伍分成三班：一班去兔场护盐，一班由岩脚送盐去郎岱，一班留在岩脚作机动，哪里出现盐运匪事就驰援那里，无事则驻守队部。
从水城运至盘江八属的盐，大多走北盘江高家渡。光绪三十一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为推行“官运商销”盐政，积极支持在北盘江建造铁索桥；地方上，普安军民府段永浚和水城理苗府知府陈淑文积极赞同；在川盐局观察赵樾材给予大力资助的同时，水城、普安商绅百余人相继乐输银两，地方民众捐款（筹银近万两）捐物（竹木、苞谷、豆子），水城、普安官府士庶在感奋创建铁桥中，召集民工千余人于江边掀开了起炉锻铁链，掀开了建造高家渡铁索桥——普济桥的高潮……桥建完成后，此渡周围曾是水城到盘县古驿道上最繁华的一段，盐帮常于此进行私盐交易。选择在此做这种营生有三大好处：一是过往的人流多；二是交易时可以偷税漏税；三是一旦被发现，两岸高山草丛树林有利于逃窜和隐藏。江南岸的新店子山下，至今有几户人家依山而居。过去，他们祖上曾以开马店赖以为生，从水城方向过来前往盘县的运盐运物马帮，大多都会在这里打尖歇脚，喂驮马饲料，补充食物饮水······我曾经沿江寻访多处残遗古驿道，耳闻目睹过怀旧者前来寻觅解放前运盐所经过的铁索桥的场面，他们心怀的那份怀旧情绪在我伫立桥畔时深深地打动我，目睹脚下数十米深的江水，我唯有慨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此外，我也曾沿着纳雍到水城的盐道访查，采录大定县的梅百万因盐而富，乐输银两，修路下扒瓦大桥和双桥改善古道交通的故事，探询桥碑记载的内容，以及民间衍生出的关于双桥的风水传说等。在一次次的悲喜交集里，那些遥远且亲切的岁月，无论是在我的眼里，还是在与我一般的寻梦者的眼里，都不会再重返了，唯有吃盐的历史、运盐的血泪、护盐的噩梦伴随古道时隐时现，于群山失语大地无言里不变，依旧永恒！
（二）铅锌古道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可在我看来，人为地迷恋和错误地把本土驿道与其生搬硬套地扯在一起，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剧？
其实，这两条道在古代都与现今的六盘水市没有重大关联。若以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而言，仅为擦边而过而已；再以茶马古道而言，似乎也不靠边。境内并不缺茶，《水城县志稿·林业》云：“城东百里许木城产茶，味较佳。”有清一代，作为贡茶它一度存在，加之零散之地所产茶叶完全可以自给，然而，这并不能大规模地形成茶的外运。弃小求大，设若要以古道运送之物命名，那么，明清时期在六盘水水城境内的古道则完全可以“铅锌古道”名之。
六盘水市是因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城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六盘水境内现今的六枝、盘县、水城、钟山等市区县，历史上本来就具有深厚的工矿文化遗存。以水城而论，它于清代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独立，除了与“怀珠下人，在老兔场殴毙讯官，因移驻大定通判，而拔永常二里属焉。”事件有关外，更是与这里盛产、开采铅锌矿难脱重大干系。
“银，由白铅中分出。”
水城境内北盘江沿岸的“铅盖银”矿点，以 “精华最足，因巉岩险绝，殊难进······”而久负盛名。明朝时，官府曾先后组织江西、湖广、四川人在此大规模开采，并集中在野钟至铅锌村一带冶炼。相传鼎盛时，这里有48个官家镇厂，而每个官家要管百十人，以此推算，当时参与铅锌采矿人数就达数千之众。北盘江北岸的猴子厂、藤桥洞，南岸的黑蜂洞就是此时应势开办的。到了清代，这里的矿几乎已被采空，采点转移到观音山、青山、头塘、二塘、南开一带，这为水城设厅打下了良好基础。
基础归基础。在这尘世，谁念你冷暖？谁知你悲欢？
铅锌开采作为一种非常危险的产业，采空时常会伴随悲剧发生。
在水城明清两代众多的铅锌采矿点里，大凡发生洞井塌陷之地，都会流传观音菩萨冬天于此卖仙桃救苦救难的传说。壬寅年夏至次日，踏访来到南开凉山落银厂目睹“雍正二年（1724）九月开采起至三年八月终止……”塌陷于乾隆元年（《清实录》云：“乾隆二年三月二十六日（1737·4·25）户部议准贵州总督张广泗疏称：'黔省大定属之马鬃岭铅矿，洞老山空，炉民日渐稀少，题请封闭。’”）
的150余亩狼藉嶙峋怪石瞬间，我的情感彻底地崩溃了。被埋葬的20余个200多米深的洞井，让我脑海浮现出的竟是青莲居士“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描写“蜀道难”的诗句。采点塌陷之石相依相衬，留下的空缝时而状如门洞，时而似门半掩，时而又如巨石覆顶，时而恰似垒石堆成冢；沙糖果浸红低垂，石壁苔藓枯萎呈锈，狼蕨于乱丛惑舞。我仿佛看到了失色天空下，那些刚逃离生天者的鲜血，被激射于石壁的淋淋猩红场面；仿佛听到了乱石重压下，那细如蚊声尖利刺耳的凄厉绝望哀吟。落银厂的残遗场面，在水城众多铅锌采点里只是冰山一角，而不能窥视、仅知一度也曾发生的矿洞塌陷，定然会极端地颠覆人们的惯性想象密码！
采矿与运矿相生相存。
水城厅设置之初，仅有永顺和常平两里；及至乾隆四十一年才“复拨平远时、岁、崇三里属焉。”朝廷为什么会扩大该厅的管辖范围呢？这与水城那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和迫切性有关。
大清一统之后，贵州成了朝廷铸造钱币所用铅锌的重点供给地。造币离不开铅和铜，其平衡点必须是铅三铜七或铅四铜六。若铅的含量过高，会造成铭文模糊或易碎；若铜的含量过高，就会造成民间资本收购铜钱，巧取豪夺铸成铜器上市。其时，境内铜矿鲜见，富矿在于滇云。故清·谢圣纶在《滇黔志略》一书中按道：“黔中产铅最富，岁运京局数百万以资鼓铸，与滇南铜厂均为国计民生所利赖，亦所谓地不爱宝也。”而黔中铅锌主要富集于毕节和遵义，《通志》载：“黑铅、白铅，俱出威宁各厂。毕节亦有黑铅厂。遵义府亦有白铅厂……”至于滇铜，素来备受关注。朝廷深知“滇南大政，唯铜盐关系最重。”（《滇海虞衡志》卷二云）在土人“除耕种之外，别无生计，不谙架罩煎练”（清·《张允随奏稿（上）》）之后，康熙年间三番平定之后朝廷鼓励民间大规模采铜，清中期以后，“铜政关系钱法，运京鼓铸，具有成规。”（《清德宗实录》卷183）足见铅锌和铜值此之际，已关乎国运。
清代，朝廷极度重视铅锌采运之略，以下两则资料可证：
其一：乾隆十四年（1749年）己巳五月甲戌上谕军机大臣等：“云贵运送铅铜一事，办理日久，诸弊丛生。经朕于营私亏缺之委员严加惩处，并令该部详议定例，沿途督推，自当实力遵办。但向来铜铅运京，原有定限，委员往往逾违，及至京交部，又复挂欠累累。总委捏报事故，所至停滞，以便作弊。而各省督抚以事不关己，虽有催趱之例，不过以行文查报了事，遂致劣员任意蒙混。肆无忌惮。不思铜铅有资鼓铸，本属公事，凡运送船只由该省起程，于何日出境之处，已传谕云贵督抚奏报，其沿途经过，各省分督抚大吏均有地方之责。云贵督抚既鞭长莫及，而各该督抚复视同膜外，殊非急公之道。嗣后，铜铅船只过境、出境日期，及委员到境有无事故，并守风守冻缘由，俱应详查明确，随时具折奏闻。”
据《大清会典》所云：黔铅每年凡四次进京，均有府、州、厅、县杂佐官负责押运。
其二：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八月壬戌
上谕内阁：“庆保奏黔省铅斤请并归道员经管一折，据称：'水城通判所属之福集厂额办铅斤，今年支绌日甚。缘该处产铅不旺，四处购觅子厂，地非该通判所辖，辗转移商，事多扰阻，若并归贵西道经理，呼应较灵，可期采办无误’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将水城通判所辖之福集厂务，一并改归贵西道管理，每年正加起运铅额，责成该道尽心筹办。”
另据史志：“毕节设局在厂（福集厂）收铅，每年奉拨运京一百五十万斤。自厂起运，由赤水渔塘河转运至重庆府兑交，委员接收熔化运赴京局供铸。”清人赵亨钤《铅差日记》亦曰：“是役也，运痴重物百二十万有奇，走三峡，入汉沔，涉长江，迂回运河。偻指计岁月，往返须三年之久，可谓险且劳矣。大吏檄行，类皆综计所属之丞、谇、牧、令，越渎繁多，为地方所不喜；或强项不任指使，则委此以示罚焉。”而毕节宝黔局“每年用铅四十万斤，自水城之福集厂拔运供铸。” (《毕节县志稿·卷之六·鼓铸》）正是在此背景下，水城铅锌开采才得以大规模发展。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铜矿、铅锌的生产和转运，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命脉，朝廷一直把它们作为大事来抓，并有很多切实意见，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不是轻描淡写，而仿佛让我们看到了皇帝批阅相关奏章时心情的沉重，抑或龙颜震怒。
水城铅锌开采矿点众多。当年朝廷设置水城厅，不仅仅只是因为土目沙怀珠杀戮讯兵，也与铅锌开采有关。其后不断扩大其疆土，根在铅锌运力之不足。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1776年7月16日），吏部议准裴宗锡的上奏时称：“大定府属水城通判官吏万福厂铅运，每年解额220万斤，该厅管辖地方仅常平、永顺二里，本处夫马不敷，请将平远州之时丰、岁稔、崇信三里就近拨归水城通判管辖。”从此，水城厅辖五里，50甲，387个自然村寨。其时，水城、威宁产铅，岁额四百余万斤，而于水城来说，铅的出产与解运使其出现了在“未遭变以前，厅属各铅厂，多以此发迹，富至数十万”的阶段性繁荣，史料记载：祖籍湖南，生于郎岱的雷礼禄（1774—1831）在水城就以开办穿岩洞铅锌矿厂和万福厂，并苦心经营而暴富。生前致富而不忘庙宇、桥梁、道路修筑捐款，死后葬于崇文山麓的他至今时被乡人称颂。同时，厅城附近尤其是马坝苗族同胞参与开采和冶炼，更是助推了作为工矿文明遗产之一的铅锌采炼之辉煌。
岁月就像一页泛黄史书，苍茫而悠远，在荒草掩映里蜿蜒伸向远方，撩拨着寻访者思古之幽情。行走在当年马帮运送铅锌的断续古道上，想一想头挂红缨、脑门戴着红绣球的头马摇响铃铛时，山间驮马吐出的热腾腾热气，蹄声里断断续续的响鼻，或空谷蛇形道上赶马汉苍凉的山歌或吆喝声，我心像自由行走之风，时远时近。
水城运送铅锌的古驿道在境内分两路进京。一路从水城经威宁与秦五尺道相连，再沿龙场九驿部分古道至毕节、叙永，由赤水水路到重庆，沿江而下转大运河进京。另一路走南开、赫章、镇雄入昭通会泽，从金沙江下长江转运河入京。据《毕节县志稿·卷之六·鼓铸》所载：“毕节设局在厂（福集厂）收铅，每年奉拨运京一百五十万斤。自厂起运，由赤水渔塘河转运至重庆府兑交，委员接收熔化运赴京局供铸。”咸丰年间，有肖必明者从道署领款接办水城福集厂专烧铅锌，毕节设局在厂收锌，每年额数奉拨运京，毕节宝钱局铸币用锌，亦从该厂拨运。有资料表明毕节和会泽在当时承担着被量化的铸币之责，现今会泽城中天桥之钱币造型渊源正好可资佐证。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幸福，一半争取，一半随缘。
水城厅奢渡河、青山、二塘、白马洞、锌盐厂、观音厂、落银厂等地铅锌矿从马帮敲碎的空山里，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头塘、二塘、福集厂、钨铅大坝等地冶炼出成品进京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充满艰辛的驮运史。我曾在水泽之畔与荒野山梁残遗的古驿道上行走过，思绪一度被当年岁月感染。在想象中，那些年月马帮披星戴月，起早摸黑地提着昏黄油灯，摇醒一个个黎明或夜晚，在你来我往里行进在一条条铅锌古道上，一任山风吹拂他们敞开的汗衫，成了他们最惬意的享受；在与山风野草为伴，与烟云絮雨缠绵里，岁月帘子后藏着的那份不眠幽怨于古老石阶上长成水墨般弥漫的孤独，不即不离。
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三样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希望、睡眠和笑。”而他们赶走寂寞与尘埃的解乏方式却是吆喝山歌：
吹起木叶唱起歌，木叶飞进九重坡。
有情有义坡上等，无情无义快翻坡。
山歌好唱难起头，木匠难起龙凤楼。
铁匠难打铁狮子，石匠难打石绣球。
设若遇到山谷有女人劳作或行走，彼此挑逗和回应的歌声就更酣畅淋漓了：
男：隔河望见花一坡，满山花树好花多。
心想过河摘朵戴，船家不渡采花哥。
女：大河涨水齐半坡，獭猫拿鱼顺河拖。
獭猫拿鱼知水性，今晚情妹要跟哥。
男：有心撑船不怕江，有心打猎哪怕狼。
敢对山歌不怕妹，你会吃人我有枪。
女：小小蜜蜂翅膀多，一飞飞到妹心窝。
不轻不重咬一口，记住蜜蜂记住哥。
男：生不丢来死不丢，要等蚂蟥变泥鳅。
要等螃蟹直起来，要等石头知害羞。
女：世上青藤多又多，藤子牵藤要绕坡。
藤子牵藤要缠树，莫非姻缘是阿哥。
男：哥是天上一条龙，妹是地上花一蓬。
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红。
……
这是一种释放生命原始意味的咆哮，充满着旷古的悲凉与被压抑的苦痛，于荒野水泽不绝于耳。识途老马保持着沉默，于高一脚、低一脚里摇响铃铛，铁掌在石板上不知疲倦地踏出清脆的声响，用蹄印刻画着世事沧桑，诉说时间与荒草的故事……
如今，当年的沧桑往事，及像阴云一样蔓延的没落古道，在水绕山环中伴着鸟弄余音，鸡鸣狗吠和马嘶之声已远远逝去。思接千载里，我想起了一位诗人描写这方大地的诗作：
高原，空气稀薄
阳光并不稀薄
大地既被热烈地照耀
就不会无声地沉默
……
是的，有阳光就会充满希望，铅锌古道就不会沉默，甚至它还会在时间深处不停地跌现和回响！
（三）文化古道
南宋贤相陈俊卿云：“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读书自古以来均是儒生入世的价值取向。
六盘水境内古驿道，承载着这一方土地莘莘学子的生命追求，也承载着他们跋涉的千辛万苦，记录着他们一曲曲慷慨而苦难的人生壮歌。
明代以前，贵州没有开科。明初“有愿试者，湖广就试（明洪熙元年《诏令》）。”驿路千里迢迢，学子行色匆匆，一路盘餐耗尽，到得考蓬已是元气大伤，心力交瘁。其后，这样的情形于“缘去湖广路远，于云南为近，宜就近为便”（宣德二年贵州布政使司奏）有所改变；玄德四年（1429）朝廷改云南贵州合试。明世宗嘉靖九年，田秋向皇上上《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为贵州“恳请单独开科”，十四年朝廷批准与云南分闱开考，十六年在贵阳开闱第一次乡试。由此，境内学子从去湖广应试，到去云南应试，再改到省城应试，所走驿路越来越短，而迈向文明之路却越走越长。
在这条烙印着入世色彩的古驿道上，现今的六盘水市境曾从大山里走出了一个个风华正茂的儒士。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普安州蒋宗鲁考中进士，成为普安有史以来中进士的第一人。自此，普安前后共出现进士17名。其中明代有12名，即：蒋宗鲁、李良臣、邵元哲、蒋思孝、沈存仁、邵以仁、何汝岱、蒋杰、董绍舒、王祚远、谢士章、蒋克达。清代普安有进士5名，即：彭祜、卢世昌、邓再馨、邓亮功、张士兰。郎岱、水城是清雍正年间才开始设厅的，此间，郎岱厅出现了进士张本谟。他们或为官一隅，或教谕一方，为本土文化发展于精神上树立了标识，为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他们遗落在古道上的身影，就是一块块催人奋进的功德碑。
一条条古驿道不仅仅只是一条条本土学子的入世之路，也是一条条文化迁徙和交融之路。明清以来，境内的滇黔大道上迎来了一位位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姑且不说傅友德、沐英，明嘉靖四年正月中旬，大明第一状
元杨慎被贬云南、留宿胜境关，1638年3月27日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入盘考察，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大清民族英雄林则徐巡考云南留宿郎岱、平彝， 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被称为清代“西南巨儒”的郑珍迁官入滇，1938年4月18日前后，闻一多等携同的“湘黔滇旅行团”途经盘县，每一件往事都悄无声息地润化着
本境，让本土文化如沐春风，一派盎然。罗曼·罗兰有诗句云：
人之所以需要理想
犹如水手之需要星星
星星虽不可即
但可指引我们的航程
文化的魅力和灵魂也正如此。一个只关注脚下大地的民族，文化只会原地踏步；而一个有人仰望星空的民族，文化就会大踏步地前进。回瞻境内古驿道对文化交融所作出的贡献，《诗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的诗意荡然心胸！
境内古驿道上的文化交融涉及方方面面。以建筑而言，古驿道上城镇呈现出的坐姿多彩形态就是一种很好的佐证。岩脚建筑里的东洋因子，郎岱东西文化交融的建筑，徽派建筑的边地开花，如满天星似的耀眼；形式别致的传统门花、窗花，雕刻精美的石墙裙，塑形雅致的灰雕，楼道走廊镶嵌的木刻花卉与铭文，宛如甘甜井水让人回味无穷；盘县旧城用整块巨石制成的商铺柜台别具特色，它深刻地反映了是处商品经济的发达，见证了古盘县井生活繁华；石匠、木匠、铁匠、金匠、银匠，方碑、四棱碑、亭碑、屏风碑……每一个名词的背后都蕴含着精湛的文化遗存，一切的一切都能让人触摸到历史在这里的脉动和心跳。
古道带来的文化撞击、交融、拓展，市井生活枝生出的世俗文化，都是了解旧时境内浮世之态的最佳窗口。相较而言，我更喜欢从世俗角度去切入，它能让我更真实地了解底层生活的人间百态。以六枝岩脚为例，马店、茶楼似乎是打开它历史之门的钥匙。作为川黔古盐道的枢纽，客商如潮，马帮云集自不必言说。市民唐启万公瞧准商机，于乾隆四十四年在旧街街面开设此后盛名久播的唐家马店。四间门面，数十间客馆和马厩，占地十余亩，可纳百余人歇宿；建筑主体中间三层石础木构客楼走廊互通，推窗可览清溪环绕，虹桥飞渡，一度为岩脚、新场、新华、龙场马帮入驻之首选。郎岱城系滇黔“大中路”的必经之地，西距毛口驿站40华里，东距坡贡驿站60华里，商贾往来、官吏过路、邮驿传递，马帮上下均须在城中或城外住宿。在盘州，马帮过高桥经北路入城时，是人民北路沿街十多家店最忙碌的时候，马夫一边吆喝老板娘找热水烫脚，一边把马牵到后院马棚喂草喂水或换马掌；闲下来后，针挑水泡的、买草鞋的、做炊的各忙其事，不亦乐乎。在水城，厅属交易市场场坝上的周家马店，专门雇有到高家水井挑水和喂马的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马店还在经营。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投宿马店最重要的事情，除了替马喂草喂水外，就是要为该换马掌的马换掌。换掌大多离不开铁匠铺，每座小城或小镇近郊处，炉火旺盛，匠人众多，铁匠铺在有的地方竟达十余家。马夫牵引着该换马掌的马匹来到铁匠铺后，将马拴在固定柱子上，抬起要换铁掌的那条马脚，用长长的铁钳把脚底已坏的“C”形掌拗下来，再用小巧的专用铁镰削去马蹄上厚厚的脚掌老茧，然后在“叮叮叮”的铁钉敲击声里为马换上新的“C”形掌。有了收入，铁匠被炉火烤熟的脸像暗夜里的火焰，盛开成一朵花。马匹被牵回马厩交给伙计后，马夫们就会该喝酒吃肉的就去喝酒吃肉，该找乐子的去找乐子。暮色渐浓，大红灯笼在街面高高挂起，透出朦朦胧胧的光亮，他们或三三两两相约去茶馆、去烟馆，老板都是熟人，客套一番之后，就进入了角色。还有的私底下去会老相好，礼物不可少，银两也不例外，一番卿卿我我之后，被压抑的情欲像江水翻腾，继而像河水缓缓流淌，第二天踏上古道时，天清气爽里，吆喝声更加清越响亮，山歌声伴随马嘶鸟鸣在群山间回荡，大地一派生机勃勃……
与马店略有不同的是客店。这种店子以接纳古道红差（接送过往官员的差人）、黑差（接送官员灵柩的差人）、贩运烟土者、布匹商人等为主。境内客店之最，以郎岱厅最为昌盛。有清一代，在郎岱这座二千来户，八千余人口的厅城竟有大小旅店一百余家；其中东门和东门外有二三十家，南门和南门外有四五家，西门和西门外有一二十家，北门和北门外有五六家，平街上有二三十家，杀猪巷（十字街）有十多家。大店有床位二三十个，小店有床位三五个不等。厅城平街地处小城中心，徐子仪家“人仪店”、毛云深家“庆丰店”、雷耀南家“集义栈”、间清家“第一店”等名店都集中于此， 除“人仪店”有床位二三十个外，其余三家有床位七八个或一二十个不等。就像量身打造一样，各店住宿旅客身份不尽相同：风仪店多住川湘商人；庆丰店多住区团、保、甲长；集义多住绅耆富户；第一店多住过往官吏。以住宿条件而论，集义栈有正房五间，左右厢房各三间，上房五间，均系楼房；上面有花园，花园后面有一排平房，平房后有一果园，系入驻者之首选。
秋灯中摇曳的客店繁荣，相应也会为各地带来其他产业的出现。
同灯红酒绿相比，茶叙是一种非常文雅的交际手段。比如，在六枝岩脚就出现了闻名一方的谢家茶楼。谢氏于光绪年间置此两进四合天井，敞厅、包间、套房有别，亭阁互通，廊榭相连茶楼供镇上士绅，往来富商雅客于此日集，于“飞泉”式冲茶绝技表演里享受或唱和，或神侃，或戏曲，或听书，或小说、或言商、或交易之乐，欣赏说书卖艺的“说书匠”表演杂技“嘴功”的“双獠牙”等绝技，都别具雅深人致。
暮烟疏雨吟过往，却忆古道岁月遥。
以古道为媒的文化传输是岁月遗落在人间最简洁的抒情诗，它富有特色的具象，含蕴的生命意境，必将惠及这一方水土上的民众，以及他们的后人，必将宛如明月照彻千江······
05
一万里关山秋风莽，立马高岗云水苍茫。
在乌蒙高原的大山皱褶云水苍茫处回头瞭望，往事已越千年。斜阳欲坠里，纵问苍天，问大地，问百丈悬崖，问千仞绝壁；问明月，问秋雨，日月星辰，问唐宋元明时，流年也仅一瞬，花开花落无期。尽管如此，可我漂浮的灵魂依然遗落在远逝的古道西风上，遗落在牂牁江西陵古渡的那一叶扁舟旁，遗落在群山环抱、溪涧纵横、竹木茂盛、空气清新的岩脚古镇，遗落在胜境关穿云破雾的山谷经脉上，以及荷城晨雾如纱，万物隐现、渺然迷离、虚实横生的江南画境里。我不知道六盘水历史上的一座座石城和相生相伴的风土是不是一种文化，但地理学家段义孚说：“从本质的意义上讲，风景或环境的内在，本就是文化的建构。”或许，文化本来的含义就是很宽泛的。如此想来，我的内心便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便彻底地空彻透明，便在明月又上东山的片刻，能深刻地感受和领悟皱褶深处“山回迭翠频开嶂”“月澄夕影鹤鸣淙”的意境悠远和美好。那些像经络一样纵横交错的境内古驿道，让我在历史长河里感受到它们如血液般的流动，它们曾经像一条条盛开的繁花，托起了这一方大地的繁华，曾主这一方大地的沉浮，修成功德圆满，亦功德无量。
峭石丛中寻马路，
乱山堆里看人家。
停骖草草匆匆酒，
得意红红白白花。
在境内考察有关民俗的岁月里，每逢踏在深山边远处被荒弃的古驿道上，我时常会想起这首诗。因为它，我心中的古驿道才一如既往的美好；也因为它，古驿道文化才一如既往地让我流连，让我生发出探索它潜藏奥秘的冲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快速发展，随着高速公路和高铁的日新月异变化，古驿道面临着从荒芜到荒弃，从荒弃到荒废，从荒废到荒没的命运，它逐步会在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世间淡出人们的视野，退出历史舞台，在无声谢幕里成为一曲挽歌。
挽歌惜“挽”。
作为一个徒行寻访者，我愿意把这首大山皱褶深处的挽歌唱下去……
注：2017年6月23日， 盘县更名为盘州市；2021年1月1日水城县更名为“水城区”。文中描述与历史相关的内容时，严格依照时间界限而语。[1]
作者简介
吴学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