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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博福特女领主

图片来自joh

玛格丽特·博福特女领主(1443年5月31日-1509年6月29日),后为里奇蒙和德比伯爵夫人Countess of Richmond and Derby),是15世纪末玫瑰战争的重要人物,都铎王朝开国之君亨利七世的母亲。

作为爱德华三世的后裔,她把有争议的英格兰王位继承权传给了儿子亨利·都铎。她利用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积极地为儿子争取王位。她的努力最终使亨利在博斯沃思平原战役理查三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她在策划都铎王朝登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两位英格兰最著名的君主:亨利八世(她的孙子)和伊丽莎白一世。她的儿子加冕为英王亨利七世。她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和个人自主权——这两点对于她那个时代的女性都是不寻常的。在她儿子统治时期,她也是一个主要的赞助人和文化赞助人,开创了都铎王朝的广泛赞助人时代。

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母亲,亨利八世的祖母。

她因于1505年创立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和开始创立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并最终在她身后于1511年由其遗嘱执行人完成而为人铭记。[1][2]玛格丽特女领主大厅,牛津大学第一所招收女子的学院,以她命名,且在学院教堂有她的雕像。[3]

家世

她是爱德华第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冈特的约翰和情妇凯瑟琳·斯温福德合法化的孙子萨默塞特公爵约翰·博福特(John Beaufort,1404 - 1444/05/27)的女儿和唯一的女继承人。1441年或1443年5月31日,玛格丽特生于贝德福德郡布莱措城堡。玛格丽特后来曾要求威斯敏斯特教堂在5月31日庆祝她的生日,可见她的生日是没有争议的。

玛格丽特的生年更不确定。根据17世纪的古文物研究者威廉·达格代尔的说法,以在玛格丽特的父亲约翰临死时进行的一些调查为依据,认为她出生于1441年,此说法也得到很多给玛格丽特作传的人的支持。但她更可能生于1443年,因为这一年5月,约翰曾就自己一旦阵亡后“未出世的孩子”的监护权问题和国王进行商议。

早年

当她出生时,她的父亲约翰正准备去法国为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进行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约翰和国王商议,一旦他不幸阵亡,只有他的妻子能为玛格丽特的监护权和婚姻做主。

因萨默塞特公爵是王室的土地承租人,他的继承人的监护权在英格兰封建制度下落到了王室手中。但当从法国返回后,约翰和国王闹翻了,被逐出朝廷并被指控叛国。没多久,约翰死了。托马斯·巴辛认为他是病死的,而克罗兰编年史称他是自杀。玛格丽特作为约翰唯一的子嗣,成为他可观的财产和有争议的王位继承权的继承人。传记作者琼斯和安德伍德都写玛格丽特是“兰开斯特宫廷不稳定的政治气氛中的棋子”

玛格丽特第一次过生日时,国王违约把她的广大领地的监护权判给了萨福克公爵威廉·德拉波尔,尽管玛格丽特本人仍然在母亲监护下。索默塞特去世时,玛格丽特的母亲在怀孕,但孩子没能成活,故玛格丽特仍是唯一继承人。尽管是父亲的唯一子嗣,但玛格丽特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和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他们是她的母亲第一次结婚所生,在玛格丽特的儿子成为国王后,她的兄姐们得到了她的支持。

玛格丽特被许配给萨福克的儿子约翰 (John de la Pole,1442/09/27 - 1492/05/14~21, 2nd Duke of Suffolk)。在1444年1月28日到2月7日间,他们可能举行了婚礼,当时她可能只有1岁,肯定不足3岁。但更多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在1450年1月结婚的,萨福克被捕后寻求通过让儿子和孩子可能是潜在王位继承人的方便的富有被监护人订婚以保障儿子的未来。1450年8月18日,教皇特许实为近亲的玛格丽特和约翰(他们分别是一对姐妹凯瑟琳·斯温福德和菲利帕·乔叟的曾孙)结婚,这也和1450年1月结婚说吻合。

玛格丽特从未认可这桩婚姻。如她在1472年的遗嘱中所写,她认第二任丈夫埃德蒙·都铎为她的第一任丈夫。3年后,她和波尔的婚姻被解除,亨利六世转而将玛格丽特的监护权交给同母异父的兄弟贾斯珀·都铎埃德蒙·都铎。根据教会法,玛格丽特不受这次婚约的约束,因为当时她还不满12岁。

甚至在玛格丽特的第一次婚姻还未被废除时,亨利六世就决定让玛格丽特做他的异父弟第一代里奇蒙伯爵(1st Earl of Richmond )埃德蒙·都铎(Edmund Tudor, 1430/06/11–1456/11/03) 的新娘,可能是为了加强埃德蒙的王位继承权,以备在没有孩子或合法兄弟姐妹的情况下被迫立埃德蒙的后代为储的情况。[4]埃德蒙是国王的母亲瓦卢瓦的卡特琳寡居后和欧文·都铎所生的长子。

玛格丽特才9岁,就被要求正式同意结婚。后来,她声称自己是被神指引这样做的。

1455年11月1日,12岁的玛格丽特嫁给比自己年长12岁的埃德蒙。当时,玫瑰战争刚刚爆发;结婚不到一年,支持兰开斯特的埃德蒙就被约克军所俘,1456年11月3日因瘟疫死于卡马森狱中,留下怀着7个月的身孕的13岁的遗孀。

因为埃德蒙是玛格丽特唯一孩子的父亲,她一直尊重埃德蒙的名字和记忆。在埃德蒙死后16年的1472年,她在遗嘱中提出要葬在埃德蒙身边,尽管她已经和于1471年过世的第三任丈夫亨利·斯塔福德有一段长期、稳定而亲密的婚姻。

为母

1457年1月28日,玛格丽特在彭布罗克城堡小叔子贾斯珀照顾下于生下了她此生唯一的孩子亨利·都铎。因为玛格丽特年幼而娇小,这次生产很艰难,母子都险些丧命。在她死后的一次布道中,玛格丽特的听告解神父约翰·菲谢说“这幺小的人物”能生下一个孩子,真是奇迹。此次艰难的生产后,她再未生育。几年后,她将列举一套有关分娩潜在继承人的适当程序,也许是根据她自己的困难经历而提出的。

生育后再度进入社会不久,贾斯珀为了确保她儿子的安全为她安排了另一场婚姻。1458年1月3日,14岁的她嫁给了第一代白金汉公爵汉弗莱·斯塔福德的次子亨利·斯塔福德爵士(1425年 - 1471年)。他们也是近亲,但1457年4月6日下达了对他们结婚的特许。玛格丽特在这场婚姻中与丈夫发展出一段长期而和睦的婚姻关系,他们还获得一定程度上耗资巨大的沃京宫,玛格丽特维护它,有时在此隐退。夫妇俩得到白金汉提供的价值400马克的地产,但玛格丽特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她的自家地产。有一段时间,斯塔福德夫妇得以探望玛格丽特被托付给贾斯珀·都铎在威尔士彭布罗克城堡照顾的儿子。

卷入玫瑰战争

爱德华四世年间

约克军队挑战兰开斯特争夺权力的多年斗争在1461年的陶顿战役中达到高潮,约克军取得了胜利。爱德华四世成为英格兰国王。这场战斗导致玛格丽特的公公丧命、贾斯珀逃亡到苏格兰和法国以聚集兰开斯特的支持者。[5]爱德华四世将属于玛格丽特儿子的土地给了自己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亨利成为威廉·赫伯特爵士的被监护人。玛格丽特再次获准数次拜访儿子。

1469年心怀不满的克拉伦斯公爵和沃里克伯爵煽动了一场针对爱德华四世的叛乱,打败了他的军队并俘虏了他。玛格丽特趁机试图和克拉伦斯谈判,试图重获儿子的监护权和财产。[6]但不久,爱德华重获权力。

沃里克的持续叛乱以兰开斯特王朝的亨利六世于1470—1471年的短暂复位而告终,这次复位也被巴内特战役中约克军的胜利所终结。面临约克的再次统治,玛格丽特据城乞求再次被迫流亡国外的贾斯珀带上13岁的亨利。[7]她再见自己的儿子将是14年后。

1471年,斯塔福德在巴内特战役中为约克派作战,受伤而死,28岁的玛格丽特再一次守寡。

1472年6月,玛格丽特嫁给时任侍卫长和马恩岛国王托马斯·斯坦利。指出玛格丽特从未自视为斯坦利家的一员。这最初只是一场权宜婚姻,玛格丽特和斯坦利的婚姻使她得以回到爱德华四世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宫廷。事实上,格里斯特伍德推测,玛格丽特组织这场婚姻的唯一目的是重塑她的形象,确保自己有一个能够提携儿子的首要地位。显然她的努力有了效果,她被伊丽莎白王后选为其一个女儿的教母之一。

都铎编年史家霍林希德称,爱德华四世国王后来提议玛格丽特的儿子和自己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结婚,打算迫使亨利都铎离开他在欧洲大陆的避风港。诗人伯纳德·安德烈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他写下了都铎从爱德华特使的魔掌手里奇迹般的逃脱,据称除了他母亲之外没有人向他警告过这一欺骗行为。[8]

理查三世年间

爱德华驾崩、理查三世夺位后,玛格丽特很快回宫侍奉新王后安妮·内维尔。她在安妮的加冕仪式上运送队列。[9]为了让儿子回到英格兰,玛格丽特似乎与理查进行了谈判。

除去这些谈判可能表明的事,玛格丽特对理查的忠诚是假装的;她在被囚禁在伦敦塔的两位约克王子被传遇害后,与他们的母亲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合谋。据波利多尔·维吉尔说,就在这时,玛格丽特“开始对她儿子的命运抱有良好的希望”。

据信,博福特已经开始与伍德维尔讨论,由她的医生刘易斯·卡尔利昂在两名妇女之间秘密通信。两人密谋联手用玛格丽特的儿子亨利·都铎取代理查。他们同意让亨利与约克的伊丽莎白订婚以巩固联盟和新朝代。他们希望这项提议能同时得到约克主和兰开斯特两派的支持。

关于王子们的命运,被广泛认为的是理查三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下令杀死了两个侄子。但格里斯特伍德称另一人可能要负责;亨利·都铎的王位之路无疑因他们的失踪而加快,也许他的母亲——他的“高度能干和完全忠诚的代表”——有足够的动机下达命令。

尽管有这一说法,但没有任何同期资料可以证实这一嫌疑,而大多数同期资料都如琼斯和安德伍德阐明的那样概括“她杰出的品质、她的勇气、思想的存在、对家庭的忠诚以及对高级职位精神责任的深切认识。”[10]在琼斯和安德伍德之前,学术界对玛格丽特的角色和性格没有达成共识:史学界的观点从颂扬玛格丽特到妖魔化玛格丽特。[11]

直到17世纪,宗教回溯性的推测才开始批评玛格丽特女领主,但即使在那时,她也只是一个“有政治头脑、有计划的女人”, [12]从来没有精明和计算以外的恶名。综上所述,她同时代的人,如都铎王朝历史学家波利多尔·维吉尔的话,继续颂扬玛格丽特女领主的高尚美德,称之为“最虔诚的女人”,[13]进一步消除了她遭到的称其邪恶的指责。

伊拉斯谟在写他的朋友主教圣约翰·费舍尔时,赞扬玛格丽特对宗教机构和主教的支持,[14]进一步证明了主教本人在葬礼布道中同时表现出的务实和慈善性质,如下一节所述。

1483年玛格丽特无疑卷入了白金汉叛乱,而且可能是幕后策划。[15]事实上,在他给理查三世作的传记中,历史学家保罗·穆雷·肯达尔将玛格丽特描述为“叛乱的雅典娜”。[16]白金汉也许出于两面派的动机(因为他可能一直渴望自己获得王位),与玛格丽特和伍德维尔合谋推翻理查。玛格丽特的儿子打算从布列塔尼启航与他合兵,但他来得太晚了。

10月,玛格丽特的计划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公爵被处决,都铎被迫穿越英吉利海峡返回。玛格丽特似乎在为起义提供资金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作为对她的背叛的回应,理查通过了一项剥夺玛格丽特所有头衔和财产的议会法案,宣布玛格丽特犯有下列罪行:

里奇蒙的玛格丽特伯爵夫人,最近密谋、策划、叛国针对我们的理查三世国王叛国者里奇蒙伯爵亨利的母亲,给所说的亨利发送信息、文字和信物……该伯爵夫人提供了大量的钱……而且该伯爵夫人还密谋、策划、想象我们的国王毁灭……[17]

但理查三世阻止了以将玛格丽特的财产转移给其丈夫斯坦利勋爵的方式完全剥夺其公民权。他也实际上把玛格丽特囚禁在她丈夫的家里,希望阻止她与儿子的进一步通信。[18]但她的丈夫未能阻止玛格丽特继续与儿子沟通。当亨利提出王位要求的时候,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母亲在英格兰为他提供支持。

博斯沃思平原战役

玛格丽特的丈夫斯坦利虽然在白金汉叛乱中为理查三世作战,但在1485年被召集参与博斯沃思平原战役的作战时,尽管其长子斯特兰奇勋爵乔治被理查三世扣为人质,但他袖手旁观。战役结束后,他亲自将王冠戴在继子(亨利七世)头上。随后,他被封为德比伯爵,玛格丽特随后也成为德比伯爵夫人,头衔则是“里奇蒙和德比伯爵夫人”。1488年,她被授予女士伴侣嘉德勋章(LG)。

掌权

当儿子在博斯沃思平原战役取得王位后,女伯爵被宫廷称作“我的女领主,国王的母亲(My Lady the King's Mother)”。玛格丽特一生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她儿子的第一届议会推翻了对她的公民权剥夺,给称她为“女性唯一”。这一头衔以前几乎只为王后保留,授予博福特从男子处获得相当大的法律和社会独立性。她被允许与丈夫分开拥有财产(好像她未婚)并在法庭上起诉——两项她的同时代已婚女性没有的权利。[19]

如他们的母亲所安排的那样,亨利七世娶了约克的伊丽莎白为王后。玛格丽特不情愿居于寡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甚至儿媳伊丽莎白王后之下,她穿着和王后同样质地的袍子,平时走路时只距王后身后半步。为伊丽莎白作传的艾米·莱森斯称这“可能已是正确的宫廷礼仪”。尽管如此,玛格丽特却不能做伊丽莎白禁止的事,因为伊丽莎白是合法的王后,地位高于身为女伯爵的玛格丽特。

15世纪60年代起,玛格丽特就用“M. 里奇蒙”签名。1499年,她将签名改作“玛格丽特·R”,可能是为了彰显自己身为王室成员的权威(R可能是拉丁语中女王regina的缩写,也可能是里奇蒙的缩写),还加上“et mater Henrici septimi regis Angliæ et Hiberniæ”(意为“及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亨利七世的母亲”)的文字说明。

很多史学家认为1487年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王太后离开宫廷有一部分原因是缘于亨利有影响力的母亲的命令,尽管并不确定。

玛格丽特在都铎王朝宫廷内部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她行使的权力显而易见;西班牙特使佩德罗·阿亚拉在1498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亨利“在事务或个人利益以及其他方面深受其母亲和追随者的影响”。在她儿子统治的早期,记录显示,玛格丽特通常陪同这对王室夫妇旅行。

虽然玛格丽特在王室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她儿子表达感激之情的一种方式,但她很可能远不是人们所期望的那种被动接受亨利恩惠的人。正如格里斯特伍德在下面所说,玛格丽特反而积极地设法使自己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必须要为玛格丽特决心要成为的这种‘国王的母亲’创造一个地方。可能如果玛格丽特已经成为女王,一个她显然觉得命运剥夺了她的角色,她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大声疾呼地争取自己的权利。”

一份都铎国王本人确认其就职议会通过的法案时表达的一份长期存在的翻译称:“国王愿意。”

玛格丽特女领主的直接请求并不是要求像女王一样统治他人的权力,而是对独立和自我自由的两个简洁要求,这是专家合法建议的产物,而不是强烈的统治欲望。

第一项法案推翻了理查三世年间玛格丽特财产被剥夺的法案,认为它“完全无效,被作废,没有任何效力。”[20] [21]1485年11月的第二项法案规定,她将享有所有财产,并可以采取任何“单身未婚人士可能在任何时间采取的”法律行动,尽管她仍然已婚。[22]

此外,正如为确保新王朝的安全而作出的许多决定一样,议会通过的这些法案似乎是一项合作努力,对母子双方都有利,因为通过授予玛格丽特女性专属地位,亨利和他的议会就可以在不给斯坦利家族更多影响力的情况下,赋予国王母亲权力,因为玛格丽特可以利用她所获得的任何财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规避了普遍存在的隐秘观念。[23]

在他的编年史中,波利多尔·维吉尔评价了都铎国王和他母亲之间的伙伴关系,指出亨利把他大部分的公共和私人资源都与她分享,这与玛格丽特想要更大权力的主张相反。[24]或者,正如亨利·都铎国王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说:

“……不仅是在这件事上,而且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其他事情上,只要你愿意,我都愿意让你高兴。”

玛格丽特女领主对第三代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和第一代威尔特郡伯爵亨利·斯塔福德兄弟的监护权是众多例子之一,说明她独特的地位使她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任何女王的职权范围,这种地位反而阻碍或激怒了她,事实证明,这对王室是有利的,她被描绘成一个乐于助人的代理人,因为她拒绝对她对监护权的管理给予金钱上的回报,并成功地获得了白金汉公爵对亨利·都铎国王的忠诚,一旦她和她的儿子去世了,这种对王室的忠诚就会消失。

在婚姻的后期,伯爵夫人倾向于独居。1499年,在丈夫允许下,她当着伦敦主教理查·菲茨詹姆斯的面宣誓守贞。身为已婚者宣誓守贞不常见,但并非没有先例。女伯爵搬离丈夫所在,在斯坦福附近的北安普顿郡科利威斯顿独居。丈夫按期看望她,她也为丈夫预留了房间。1504年,她再次宣誓守贞。在科利威斯顿的住所她被给予了一项在中部和北部地区执行司法的特权。

玛格丽特还积极参与王室的家庭生活。她为王室继承人的出生和成长制定了一个适当的协议。虽然她们的关系经常被描绘成敌对的,但玛格丽特和她的儿媳伊丽莎白在计划王室子女的婚姻时共同合作。她们共同为要嫁给伊丽莎白的儿子亚瑟王子的阿拉贡的凯瑟琳写下了必要的指示。两个女人还密谋阻止玛格丽特公主在太小的时候嫁给苏格兰国王;在这件事上,格里斯特伍德写道,玛格丽特无疑决心让她的孙女“不应分享她的命运”。

1503年伊丽莎白去世后,玛格丽特成为宫廷的主要女性出席者。当亚瑟王子的死需要一个新的明显继承人时,玛格丽特通过挑选亨利王子的一些新家庭成员,在确保亨利王子得到适当抚养方面发挥了作用。

玛格丽特以她所受的教育和虔诚著称,亨利七世对她也全意侍奉。亨利写给他母亲的一封现存的信显示了他的感激和感谢之情:

凡按你的心愿和喜乐所赐给你的一切,我都以我的心和善意赐给你……我要尽你的心所能地悦纳你,我也知道,我和一切活物一样,是无限的,因为那大而奇异的现代的爱和慈爱,使你时刻对着我承受欢喜。

1509年4月21日,亨利七世驾崩,遗命母亲为遗嘱的首席执行人。儿子死后2天,玛格丽特艰难地确保了孙子亨利八世的平稳继位。[25]她安排了儿子的葬礼和孙子的加冕礼。在葬礼上,她被授予高于其他一切王室女性的优先权。

在她死前,玛格丽特也在亨利八世的早期统治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她18岁的孙子选择枢密院的成员时,他采纳了玛格丽特的建议。[26]

去世

1509年6月29日,伯爵夫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教区去世。此前一天,她的孙子亨利八世刚度过18岁生日。她的死距儿子的死也才2个多月。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亨利七世的圣母堂一处黑色大理石坟墓中,坟墓顶端有镶铜的肖像和顶盖,如今位于后来威廉三世玛丽二世的墓穴与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墓穴之间。

她的坟墓由可能于1509年到达英格兰的皮耶特罗·托里吉亚诺所建,他在次年得到佣金。墓上的镀金青铜雕塑描绘了玛格丽特把头枕在枕头上,举手祷告,穿着丧偶的衣服;脸可能是由死人面部模型雕刻而来。黑色大理石陵墓装饰有纹章的青铜徽章,包括她脚下的耶鲁和纹章徽章。[27]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为她的墓碑写了拉丁文的铭文:“玛格丽特,里奇蒙女伯爵,亨利七世之母、亨利八世之祖母,为这座修道院的三位僧侣、温博恩的一所语法学校、全英格兰的一位传教士、分别在她创立了两所学院的牛津和剑桥的两位圣经讲师捐赠了资金,一位虔诚于基督和圣约翰福音的人。”

1539年,墓前竖立起了画上了精心设计的手臂和其他装饰物的铁栏杆。1823年,教堂卖掉了铁制部分,但一个世纪之后恢复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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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t. John's College History Template:Wayback; accessed 1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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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Gristwood, Sarah. Blood Sisters: The Women Behind the Wars of the Ro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32. 
  5. Gristwood, Sarah. Blood Sisters: The Women Behind the Wars of the Ro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70. 
  6. Jones & Underwood, Michael & Malcolm. The King's Mother: Lady Margaret Beaufort, Countess of Richmond and Derb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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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Jones, Michael K. The King's Mother: Lady Margaret Beaufort, Countess of Richmond and Derb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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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Seward, Desmond. The Wars of the Roses: And the Lives of Five Men and Wome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imited. 1995: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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