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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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眷，物理学家，曾参加微波受激发射(Maser)理论与实验的研究。该项研究结果成为光受激发射(Laser)理论的先导，并最终导致激光的发明。在从事核四极共振研究中，发明了一种讯号反馈振荡检波电路，被称为“王氏电路”。他首次用实验证实了电16极矩的存在。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波谱学事业，在建立中国物理学会波谱学专业委员会和领导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所的工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家（Scientist）：对真实自然及未知生命、环境、现象及其相关现象统一性的客观数字化重现与认识、探索、实践的人士。如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波兰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美籍科学家爱因斯坦，黑洞之王霍金等。

目录

贡献

50年代初，王天眷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和任辐射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期间，参加了C.H.汤斯（Townes）教授领导的微波受激发射（Maser）研究。这一研究，首次从原子、分子中取出相干辐射能量而实现了微波放大和振荡。利用这一全新机理制成的放大器，其噪声系数可接近于1；制成放大器和振荡器，可做成千万年不差1秒的高稳定、高准确的原子时间频率标准；制成波谱仪，可获得比一般谱仪高一个数量级以上的分辨率，并首次观察到氨反演谱线的精细结构。更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于，其受激发射机理引导人们探求从微波推至光频的可能性，成为光受激发射（Laser）理论的先导，并最终导致激光的发明，开创了激光新时代。为此，汤斯获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作为汤斯研究集体的成员，王天眷以其深厚的物理基础和优良的实验技术参与了该项目的理论和实验工作，为首台氨微波激射器的研制成功做出了贡献。正因为如此，汤斯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立即电告王天眷，让他分享荣誉与快乐，并对当年他所作的愉快合作表示感谢。王天眷1979年率团访美时，汤斯亲自开车迎送，热情接待，足见他们的学术情谊之深。

核电四极矩是描述原子核电荷偏离球对称分布的一个物理量，它与核外电子产生的电场梯度相互作用形成一系列电四极能极，通过外加射频场使能级发生共振跃迁，称为核电四极共振。研究共振谱线的频率、线宽及其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可以获得原子核的电荷分布、核外电子结构和固体分子结构的有关信息。1950年后，王天眷在哥伦比亚大学对各种不同分子的氯（Cl）和锑（Sb）的同位素的核电四极矩相互作用及其随温度变化的关系作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验测量。特别有意义的是他发明的讯号反馈振荡检波电路具有灵敏度高、噪声低、电路简化等优点，为同行专家一致公认和采用，被称为“王氏电路”。另外，他以高精度（百万分之一）的实验技术成功地测出锑（Sb）的核电四极共振频率因16极矩相互作用影响而产生的微小变化（十万分之几），首次用实验证实了电16极矩的存在。而在这之前，由于电16极矩非常微弱，实验上一直未找到测量它存在的方法。

1960年王天眷回国后，即致力于开拓和发展中国波谱学研究事业。他首先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所创建波谱学研究室，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波谱学研究骨干。60年代由于中国国防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发展了原子钟事业。王天眷发挥了他在美国与汤斯一起创造氨激射器的学识和经验，在中国开展了氨分子钟的研制工作，不久在他带领下又成功地完成了氢激射的研制，对中国时间频率计量事业起到奠基性的作用。此后又完成了铷原子激射器和铷原子钟研制等重大任务。铷原子钟从1969年完成交付国防工程使用，至今仍在服役；铷原子激射器1979年完成后成为中国高速飞行器的短期频率统一校正标准，在中国首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试验中发挥了作用，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通令表彰，并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防科委一等奖。与此同时，他领导的波谱学研究室开展了核磁、顺磁、核电四极和光磁共振等基础性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成果。

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1979年，王天眷率中国科学院波谱考察团访美，历时一个月，访问考察了包括美国著名大学、实验室和大公司企业等15个单位。离别19年后重返美国，看到国际上科学、教育和其他方面的迅速发展和变化，联系中国“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他感慨万千，详细写出了考察报告，不但对中国波谱学研究提出了具体意见，还就国家科技、教育有关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国家科技经费要有定额，不能时松时紧，要稳定、要有保证；外部对科研机构要少干扰，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和管理人员要精干配套；要认真重视研究与生产的差别，研究是探索未知或未甚知的自然规律，强调创新、攻坚和突破，生产上要关注的是科学上已经基本解决而投入生产必须解决的与工艺有关的问题，强调稳定和可靠；要探求有效管理科学研究；学术界要加强交流，造成浓厚的学术空气，要提倡尊重别人创造性见解和实验结果，采用时要点名申谢，养成良好的学术道德；要有选择地引进对科学实验起重要作用的关键仪器设备，并经过消化，合理组织研制生产；要邀请有影响的科学家、有能力的实验物理学家来讲学、工作；要选派优秀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出国深造，要选准单位和指导教授，以期得到更好效果；从长远考虑，还应选派不超过30岁、政治思想好的优秀人才到国外长期（至少五年）深造。

这些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了王天眷对国家发展满怀希望，实事求是，大胆开拓，敢于直言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之后，他亲自写信与国外一些著名教授、学者联系，推荐武汉物理所一大批青年人到国外学习深造。这些人现在都成为学科带头人，在各个岗位上担负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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