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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
沃尔特·李普曼1.jpg
出生 (1889-09-23)1889年9月23日
22x20px 美國纽约
逝世 1974年12月14日(1974-12-14)(85歲)
22x20px 美國纽约
国籍 22x20px 美國
母校 哈佛大学 B.A. (1909)
职业 作家, 记者, 政治评论家
知名于 专栏作家 新共和
1958和1962普利策奖
父母 Jacob and Daisy Baum Lippman

沃尔特·李普曼英语:Walter Lippmann 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代表作《公众舆论/舆论学》(Public Opinion)。

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传播学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让读者能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联系。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领域中的权威地位。

生平

1889年9月生于纽约,是德国犹太人第二代移民后裔。

念完学士后,李普曼继续留在哈佛攻读研究生,再此期间,任桑塔亚纳教授的助手,协助讲授哲学史。

1910年夏末,著名“耙粪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来哈佛招助手,经过与哈佛教授磋商后,选择了李普曼。从此李普曼涉及新闻工作,此后供职于多家媒体。

1912年他辞去一切职务,前往缅因州,撰写《政治序论》。《政治序论》出版后获得成果成功,西奥多·罗斯福对此书推崇备至,与李普曼往来交换意见。

1914年《趋势与主宰》问世,它和《政治序论》一道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同年与人合办《新共和》杂志,担任副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陆军部部长助理。

1919年回到《新共和》工作。

1921年至1931年,任纽约《世界报》编辑、主编,10年间为其撰写了大量社论(后汇为10卷出版),享誉一时。

1931年《世界报》停刊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开设“今日与明日”专栏,所写专栏被国内外250家报刊转载。

1932年与菲耶离婚,与海伦·阿姆斯特朗结婚。

1961年1月,“今日与明日”转到《新闻周刊》刊载,由《华盛顿邮报》辛迪加向国内外转发,直到1967年3月最后一期。

1964年9月,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李普曼75岁生日前授予其总统自由勋章。授勋书上写道:“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境界。”

1967年退休,继续为《新闻周刊》等撰写评论。

1974年85岁生日时,纽约市授予他最高荣誉青铜奖。[1]

沃尔特·李普曼的著作。

影响

“今日与明日”是美国言论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专栏,为李普曼赢得了世界声誉(该专栏后汇为81卷出版),他也因此获于1958年、1962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2]

著作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他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3]

撰有《政治导向》、《放任与驾驭》、《舆论学》[4]、《良好的社会》、《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等30种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新闻学及外交等多个领域,以下为著名作品:

  • 《外交的主宰》1915年,国际问题的第一部著作。[5]
  • 《道德序言》1919年
  • 《自由与新闻》1920年
  • 《舆论学》(Public Opinion)1922年
  • 《鬼影般的公众》1925年
  • 《命运的人》1926年
  • 《美国的检查官》1928年
  • 《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与威廉·斯克罗格斯合著)1931、32、33年
  • 《解释》1932年、1933-1935年
  • 《自由的方法》1934年
  • 《新的需要》1935年
  • 《战争与和平札记》1940年
  • 《美国的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1943年
  • 《美国的战争目标》1944年
  • 《冷战》1947年
  • 《公共哲学论文集》1955年

主要观点

李普曼在新闻传播领域的集中论述,可归纳为“第七部分报纸”,表述如下:

报纸的运营模式

报纸依靠广告收入维持生计抑或盈利,而不是发行。“我们希望报纸给我们提供真实情况,而不管提供这种真实是多么赔钱。我们承认这种供应是非常重要的,但对这种艰难而且常带有危险性的供应,直到最近,我们只愿意用铸币厂制造的最小的硬币付给报纸。”(《舆论学》,P212)因此,李普曼认为“读者们与报刊之间的这种临时的和单方面的关系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异常现象。”[6]

报刊“非鹿非马”的性质

“报刊不是一种纯粹的和单纯的企业,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产品的售价经常低于成本,但主要是因为社会一种伦理的尺度来衡量报刊,而用另一种伦理尺度去衡量商业或制造业。”(《舆论学》,P213)

报纸的目标读者

“真正的问题是一张报纸的读者不习惯于支付新闻采访的费用,只能被利用来作为销路卖给制造商和商人。那些最有钱购买东西的人就是最重要的可以利用的人。这样的报刊必定尊重买主的观点。报纸就是为这些买主而编辑和出版的,因为没有那种支持,报纸就不能生存。”(《舆论学》,P215)

读者如何评价一张报纸

“如果我们要评价一张报纸,我们每一个人都注意通过与我们有关的那部分新闻的处理情况来评价。……一个人在早餐桌上除了用自己的观点与报纸的观点相核对以外,还能有更好的尺度吗?所以,有能力要求报纸担负最严格的报道义务的,多数不是普通的读者,而是那些专门为他们自己的经验辩护的人。”(《舆论学》,P217)[7]

报道采访的地位问题

李普曼认为新闻事业违反了所谓的“才能的租金”这种经济原则,“致使新闻采访并不像它的社会重要性那样,对一些受过训练的和有能力的人具有吸引力。我认为有能力的人带着尽快离开的想法来从事‘正直的报道工作’这个事实正是为什么它从来没发展到足以使那些工头的传统给予它一种专业的特权和一种唯恐失掉的自尊的主要原因。”(《舆论学》,P221)[8]

新闻的性质

1.“报纸并不想要注意全人类的事。它们有值守人员驻在某些场所,如警察局、验尸所、区事务所、市政厅、白宫、参议院、众议院等处。”(《舆论学》,P224)[9]

2.“新闻首先并不是社会情况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突出的事实的报道。……任何偶然发生的事能被确定、具体化、衡量和定名称的越多,则能报道的新闻也越多。”(《舆论学》,P226)

编辑选择的依据——固定成见

“要获得读者的注意力……要激起读者的感情,要引诱他在阅读时就产生与新闻相一致的感情。……为了进入新闻,在新闻报道中他必须找到一个熟悉的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是由固定成见提供的。”(《舆论学》,P234)[10]

新闻和真实是两回事

“新闻的作用是突出的表明一个事件,而真实的作用是把隐藏的事实显露出来……”(《舆论学》,P237),但是李普曼认为新闻之所以达不到真实的程度在于记者“在应用心理学中没有专业的训练”,“他越了解他自己的弱点,就越承认没有客观检验的标准,他自己的意见主要由他自己的成见,根据他自己的准则和他自己迫切的兴趣所形成的。他知道他是通过主观透镜在观察世界。”(《舆论学》,P238)

至此,李普曼持的悲观主义态度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已经完全陷入了个人的悲观情绪和深渊之中。他对报刊相当失望,他说报纸“脆弱的难以实现人民主权论的全部义务,难以自发地提供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天生的真实。”(《舆论学》,P239)[11]

他用了一个比喻来阐述他认为“报刊不能代替一些机构”的想法:“它(报刊)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人们不能够单凭这种光线来从事世界上的工作。……他们……只能凭他们自己坚定的见解,当报刊的见解与之相符时,就展现出一种清楚的情况足以作出为一般人能接受的决定。”(《舆论学》,P240)。[12]

深入阅读

  • (美)斯蒂尔,于滨、谈锋、陈小平译:《李普曼传》(中国大陆)中信出版社, ISBN 978-7-5086-1233-1

外部链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