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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信明（1888年 - 1965年），外文名：Flora E. Dodson，1888年2月23日出生在美国的肯塔基州（Kentucky）。1911年毕业于该州的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之后在当地任教师四年。1915年，杜信明蒙召献身为主作工，随即进入美南浸信会妇女宣道训练学校（即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前身）接受造就，获取宣道训练学位。1917年，杜信明为美南浸信会传道部所差派，远赴中国宣教。

浸礼会分为英国浸礼会、美国南北浸礼会、自由浸礼会、瑞典浸礼会、基本浸礼会等。各地方的浸信会教会都是独立、自主和自治，这是该教会的特色之一；各地区的浸信会联会（例如：中华基督教浸信会联会、香港浸信会联会、马来西亚浸信会联会等），并不是管理各地方浸信会的组织，其目的在协调及推动共同事工，各地方浸信会教会自由加入。

主政培贤女子神学院

杜信明抵达广州后，起初在培道女子中学担任教师，她循循善诱，以属灵真理栽培学生。惟当时培道刚由小学增办中学，校务工作困难重重。由于中国政局亦动汤不定，以致影响到学校，常有罢课风潮发生。杜信明作为一个外籍女教士，且初到中国，对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与风土人情尚未熟悉，故一时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有时甚至成为众矢之的。但杜信明毫不灰心，以坚忍柔和的态度对待好闹事的学生，以勤谨尽责的服务精神来处理日常的事务，遇困难时即祷告，终于化轻蔑为尊敬，化敌视为友爱，也赢得该校校长纪好弼夫人（殷爱新女士）和同事们的敬重。就在培道中学服务期间，杜信明利用归国度假之便攻读文学，于192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杜信明在华工作期间，花费精力最多、吃苦最多，成就也最大的，当属主政培贤女子神学院。她于1936年接任该院院长之职。次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随后日军飞机大肆轰炸广州。为了全院师生的安全，亦为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杜信明与其同仁于1937年11月将培贤迁往香港，随即于12月在港开学授课。自此培贤神学院由圣经师范科改为神道科和圣经科，学生人数由16人增至39人。正当院务日渐发展之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侵占香港。作为院长，杜信明不愿离开培贤返国，但因为她是美国宣教士，遂被日军囚于赤柱集中营中。虽然她身陷囹圄，但仍然挂心培贤院务，千方百计地派人送信给该院教务长张飞霞女士，指示有关迁院事宜。1942年秋，培贤女子神学院西迁桂林，杜信明由于环境所限，未能与之偕行。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培贤迁回广州东山原址复课，杜信明乃于是年冬季重掌培贤院政。经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学院不但恢复旧观，教学水准亦大大提高，为华南、港、澳浸信会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女传道人材。

杜信明主掌培贤期间，除了倾囊倒出其丰富的神学知识外，也倾注出她那无私的爱，使培贤神学院充满了友谊、温暖，和乐趣。她以培贤为家，她的同事、学生都深受她的感染，以培贤作为她们的大家庭。师生们也都非常热爱、敬重她这位培贤的大家长。1949年5月，培贤女子神学院举行40周年纪念庆典，会后出版一期纪念特刊，其中刊载一位学生这样的话：“学院里的生活是温暖柔和的。慈爱的院长、师长和我们十数位姐姐、妹妹都是亲亲爱爱的。师长们不但关心我们的灵性，也常常爱护我们的身体。我们在这院子内像一个大家庭，是充满着神的爱和主基督耶稣的恩典。我愿意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过这样严谨有规律的生活，表示我爱培贤，记念培贤。”

另一位学生这样写道：“下课后，我们真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的生活是打成一片的。……在我们当中有着像慈母般的师长从旁诱掖，使我们更形亲切。我们不只外表显出亲热的情景，乃是从心坎里互相体贴的，且是以主的爱相互对待的。每一个同学的困难或重担，经济的需要，身体的疾病，灵性的软弱，都很坦白地说出。我们便彼此相助，并在主我们的父面前代求。”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培贤就像一个大家庭，杜信明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慈母，培贤的孩子们就像爱母亲一样爱她。1949年，杜信明因时局变化而不得不离开培贤，返回美国，但她的心从来没离开过培贤的学生和校友。她离世前那最后一封信函，就是写给培贤校友们的。她这样写道:“收到你们的礼物，很喜乐。当我把你们从远方寄来的糖果分给院里的同伴时，她们都很羡慕我……。希望你们为我代祷……，我也在祷告中将你们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想到有一天，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该是何等的快乐呀！”

除了对培贤女子神学院的杰出贡献之外，杜信明对文字宣教事业亦有很大的成就。自从1949年离广州后，她就在香港从事文字宣教工作，直到退休为止。1950年韩战爆发后，西方宣教士们纷纷归国。杜信明则坚持留在香港，一面在显理中学教授圣经课，一面编写福音单张，使之成为日后浸信会出版部的先驱。

晚年岁月

1953年，杜信明罹患癌症，医生根据医院的检验结果，认为她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但由于杜信明的信心与神的大能，竟至逐渐恢复健康。病愈之后，她继续专心致志，从事文字事奉的工作。她自己在工作方面勤谨尽责，一丝不苟；她也热切地期望与她共事的人像她一样。她为人刚直不阿，不苟言笑，貌似严厉，心实温和，博学多才，却很虚心。她说话很直率，有时会开罪人。但凡了解她个性的人，都知道她的话绝无半点恶意。虽然杜信明生活严谨，工作严格，却很有人情味。她很念旧，很能体贴人，很关怀同工的身体和家人，也很乐意帮助人。即便年事已高，仍常常流露出赤子之心。

杜信明于1958年3月退休回国，归途中在罗马不慎摔倒，造成臀骨骨折而不得不在罗马留医十四个月。回到美国后，因骨折不能完全复原而使她长期遭受很大的痛苦，曾数次实施手术冶疗，但仍无法使她的臀骨复原，必须要借助两根拐杖才能行走。晚年时进入老人之家，心中仍然念念不忘中国的友人，常常写信勉励他们，并为他们祷告。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她如此说:“中国大陆有六亿中国人，世界其他地方有二千五百万中国人，我们应当关心他们的灵魂，常为他们祷告！”1965年5月22日，杜信明因在医院进行手术割除癌症时，不治而逝。弥留时她对守候在身边的密友说:“我已经准备好，现在可以安然返回神的家了。”

在杜信明的追思礼拜上，一位与她共过患难的牧师论及她的一生时，引用保罗的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提后4：7-8）。“华冠悬待凯旋人”这句话，对于杜信明来说，诚然是当之无愧。杜信明离世后，培贤校友会为她举行了一个追思祈祷会。当大家一起缅怀老院长时，皆深有同感：杜信明女士实在配称为培贤的慈母，她对培贤的贡献与爱心，永存在培贤校友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