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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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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已有之”》中国当代作家李汉君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古已有之”

由医而文,并非必然,但很多弃医从文者,却创造了骄人的辉煌

“古已有之”

世界上,再怎么古老的“文物”,也不如人类这个“种族”来得古老。因为那些文物,无一不是由人创造出来的。

发源于非洲的人类,如今已然遍布整个地球。其中,中国猿人的后裔,血脉生生不息,他们所创造的华夏文明,也一直薪火相传。

据说,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主要根据有两点:自然根据在其“种”,社会根据在其“文”。

在“种”的方面,有人考证,炎黄子孙有三个区别于白种人、黑种人或其他人种的生理印记:一个是,新生儿的骶部大多带有青灰色的斑迹(亦称“胎记”);另一个是,上颌两颗中门齿,每一颗都两边起棱,中间微凹,形如小铲;第三,眼睛的内角,由上眼睑向下延伸,遮掩到泪阜,形成一个小皮褶,亦即所谓的“蒙古褶”。这些生理印记,使我们在肤色之外,有了与其他人种更进一步的区分。

在“文”的方面,我们与西方人的区别更是显而易见。首先是文字。英文总共26个字母,可以像音符那样编排使用,拼成不同义项的词语,而中文则以几万个方块字作为基础,组成各种词汇和语句,用以表情达意。外国人吃饭刀、叉、勺齐备,而中国人,食不离竹——手握一双竹筷,无论米面羹汤,均可应付自如。外国人诊断疾病依赖器械,制造药物靠化学公式,而在中国古代,大夫瞧病,三根指头按住一根血管——就是常说的“脉”,既不用X光,也不用B超和化验;治病的汤药,里面无非植物、矿物和小动物、小虫子……

当今世界,西方以美国为代表,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独步天下;而中国作为昔日的“老大帝国”,几千年的历史记录绵延不绝,而且留下了许多至今遗存于世的“文物古董”。

古老,也可成为一种骄傲

一说到“古”,中国的古代文明,的确也曾让我们扬眉吐气过一阵子。

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我们的印刷术、指南针、纸张与火药等一些发明,为推动人类的进步,也曾做出了十分重要贡献。虽然现在有人对“四大发明”不以为然,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技术创新,算不上“科学”;还有人说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乃为德国人古登堡首创,并非由中国传入;说西方在枪炮中使用的是黄色炸药,与中国的黑色火药不是一回事,但这些声音还不足以推翻现有的结论,须知,“四大发明”这个概念,最初并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概念的,恰恰是西方的学者。

当然,任何文明,在其传播过程中,都有可能发生变异。我们的某些发明,到了外国人手里,用途也有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比如指南针,古称“司南”,韩非子在其《有度》一文中曾经这样记述它的用途:“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里所说的“司南”,就是今天的指南针。“端朝夕”一语,“端”即调整,使之正也,“朝夕”在这里说的是方向,指东、西(朝日出于东,夕阳没于西)。我们的老祖宗造了司南,建筑拿它来辨别南北,走路拿它来调正东西,再一用,就是为先人的墓穴勘定方位,而外国人拿了去,凭借着它的指引,漂洋过海,把炮舰准确无误地开到了“天朝”,瞄准了帝国的炮台。再比如,火药的发明缘于炼丹,而炼丹,辄是为了延年益寿,后来,又用它燃放焰火,点缀节日的夜空,而外国人却用火药做成炮弹,击碎了帝国厚重的朱漆城门……

“四大发明”并没有引领我们进入一个科技时代,成为强国。我们在敌国入侵的时候,往往败多胜少,至清朝末年,几被瓜分。

但中国有阿Q。曾几何时,阿Q们脑后撅着一根小辫子,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国家无论落后到什么程度,他们的嘴都不曾软过,尤当祭起“古已有之”这个法宝,登时便傲视群雄,视外夷如草芥了:

别国造出了冰箱,他们便搬出商周时期的“冰鉴”——此物早就“古已有之”了,其价值,怎一台冰箱可比;

西方出现了机器人,但却跳不出他们的“古已有之”,翻开史书,上面记得明明白白:隋炀帝“乃命匠刻木为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令宫人置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北史》2800页);

再如UFO,中国亦然“古已有之”:“有棹飞临杭州,观者上万人”,所差者,祖宗不会外文,未取UFO这么个洋名,这才失了冠名权;

西方足球运动是长项,我们踢不过,但他踢的那个球儿,在我,却是“古已有之”的,早在轩辕时代便有了,名之曰“蹴踘”;

至于说到航海,那就更是“古已有之”了:三宝太监七下西洋,最远的,到过东非,船队里大龙船300艘,成员3万人,而哥伦布呢,晚了好几十年暂且不说,他们那个所谓的船队,小船不过3艘,成员也只120,真如外国人自己形容的那样,“简直就是小蚊子碰上了大飞龙”!……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阿Q们便说:我们眼下虽然落后,但任凭你再怎么先进,也奈何不了我,因为,你的那些玩意儿,我们早就“古已有之”了,追根溯源,老祖宗还不是我们?“别看现在我们不如人,但原先,你们却是不如我们的!”

走笔至此,不得不折服:阿Q毕竟是阿Q,无论时代怎样进步,“阿Q精神”却依然不绝!

说起来,阿Q这个名字虽然带了一个洋字母,但他却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其“精神胜利法”也非舶来品,它纯粹是中国这片地域上的 “土特产”。

“古已有之”,正是“精神胜利法”的重要内容。

其中,夸大其词、自以为天下无双,便是“古已有之”这一心态的鲜明特征。我们知道,中国人自古不惯逻辑思维,倒是很擅长虚说、夸饰。在我们嘴里,很多数字都没有精确的数学意义,就说一二三,其含义,并非单单表示数字一个、两个、三个。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一,楼宇烈注曰;“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二,说的则是对儿,是偶,例如天与地,阴与阳。三呢?《老子指归》里说:“一清一浊,与和俱行,天人所始,未有形朕(指形迹)圻堮(指边缘),根系于一,受命于神者,谓之三。”除此,三心二意、七上八下、千头万绪、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皆非确指。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其中的“三千”、“九天”也是如此,看似精确,其实不是准数;而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明明在说“愁”,却忽然拐到了“水东流”;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感伤国事而说到花,惆怅离别又说到鸟,这种“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过是汉语文的一种修辞的手段,因为我们在《诗经》的时代,就已讲究赋比兴了。这些例子,如果都用严谨的逻辑思维加以衡量,那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但国人却深谙此道,而且乐此不疲。

即便是在今天,某些人一说起自己家乡,往往还要在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大”字,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表达内心的自豪感。这个现象也是“古已有之”,古人也这样说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先人认为宇宙“天圆地方”,“苍天如图盖,大地如棋局”,自己则居于“天下之中”,所以,便呼为“中国”。因为,“居中者位尊”。说起“中国”,倒让人想起前些年台湾一次统独辩论会的视频。当时,有位台湾小青年拿了一本不知什么古籍,指说那上面明明白白地记着,台湾“自古不与中国通”,于是就说,台湾古来便是独立的。当时邱毅教授也在场,却并未指出这番话中的错误。其实那位青年不明白,在古汉语里,“中国”只是远古时候华夏一族建立的居于“天下”之中的所谓的“国”,但彼“国”非此“国”,与我们今天口中的“中国”,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而且后来古人所说的“中国”,指的仅仅是“中原”,“中原”之外则为“四方”,台湾即在“四方”之内。所以,这句话,倒恰好证明了台湾自古与大陆就同属于一个国家,只不过因为台湾地处海外,与中原一带少有交通罢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其实,阿Q在鲁迅先生写他的时候,其人早已生活在国民之中了。甚至,乾隆朝,那位皇帝就是一个高等级的阿Q。当年,马格尔尼奉英王之命,前来协议开埠通商,这本是融入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好机会,但乾隆却自恃泱泱大国,说什么“天朝物产,无所不有”,拒绝与外国贸易和文化交流,坚持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西方自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力不断增强,而我们呢,小富即安,沉浸在愚蠢的骄傲之中不能自拔。到后来,自然是我们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天朝”不朝了,“大国”也不国了,王公贵胄转眼成了阶下囚,至于黎民百姓,更是沦为了亡国奴。

资中筠在《兵马俑前的沉思》一文中曾说:“以什么都是‘古已有之’或‘中国最早’来满足民族虚荣心。”(《士人风骨》136页)这种民族虚荣心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可悲的。可悲在于,无视自身的落后,反而满足现状,不思进取;可怕在于,习惯了落后于人,故步自封,只好拿昔日的辉煌抵挡现实的发展。这犹如一个人,如果整天去回想昔日如何打过腰提过气,甚至陶醉在以往的时光里,岂能有出息?所以,“古已有之”这种心态,表面上看,似乎是骄傲自大,但其实反映出来的,则是内心的自卑,其结果,必然导致自我封闭的后果。他们因无法与强者为伍而感到自卑,因自卑而拒绝接受其它任何先进的文化。他们明白:科学技术会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则会导致思维方式转变,最终可能导致制度文明发生变化,故而畏之如虎。

所幸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已经融入了世界民族之林,在器物文明上,我们追赶的脚步不断加快,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民族自信心也随之不断增强,“古已有之”逐渐变成了“人有我有”甚至“人无我有”了![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