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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急用忍原是康熙帝赐给皇子胤禛（之后是为雍正帝）的座右铭，但现在一般用来指中华民国政府的对中国大陆投资政策之一。1996年9月14日，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在台湾经营者大会上所提出的对台湾企业界投资中国大陆的主张。行政院长萧万长亦于1998年强调检讨调整“戒急用忍”政策的前提是“中共消除对我敌意，结束敌对状态并存，尊重两岸对等分治，以平等互惠对待我，不再阻挡我方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台商投资权益经过协议获得确切保障，而且不影响台湾经济稳定发展”。

台湾政党轮替前的对中国大陆投资政策

目前可以看到早在1987年，孙运璿就在《天下杂志》的专访中提出类似戒急用忍的观点。（〈孙运璿：对中国大陆经济过度依赖将产生危机〉）

在1990年代，当时总统李登辉和行政院长郝柏村因应台塑在中国大陆大规模投资的海沧计划，下达三大通牒。若台塑与中国大陆签订海沧计划的协议，政府将停止台塑股票交易、下令相关银行冻结台塑集团资金、与限制台塑集团高层主管出境等三大禁令。台塑企业为求生存，只得忍痛放弃投资。

在台湾政党轮替前，针对投资大陆的主张除了戒急用忍外，还有曾任民进党党主席的许信良主张的“大胆西进”及民进党在经由辩论后产生的“强本西进”；大胆西进派认为台商大举西进后，可以在大陆发挥相当的影响力，进而成为台湾的保障（但在大陆的一党专制下，资本家与工商业对政治军事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而戒急用忍派则认为依赖大陆劳力与市场会妨碍台湾的自主性与多重安全；而且台商反而很容易成为中共在台湾的代言人，过度西进会让代言人的政经力量过于强大，而造成不对称的影响。

1994年底人民币大幅贬值45%，中国大陆大量吸引各国投资，东亚各国资金开始失血。

1996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国民大会答复国大代表国是建言时指出，“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同年9月14日，李登辉即提出“戒急用忍”主张，之后并明确界定：“高科技、五千万美金以上、基础建设”三种投资应对大陆“戒急用忍”，以免台湾丧失研发优势以及资金过度失血。此项政策发表后，即遭到工商业界的质疑，并引发“国家及社会安全与企业利益间如何取得平衡”的辩论。

萧万长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是以戒急用忍为两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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