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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蜗居在夷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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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蜗居在夷陵》中国当代作家元辰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之蜗居在夷陵

五一记事:我之蜗居在夷陵

4月30日睡得早了,五一节清晨六点多醒来,再无法入睡,起了床,独自下楼打水烧水,调制一天的茶饮。两人每天要饮一升左右茶水,不喜杯煮茶叶,必按家常茶道的方式,将茶汁沥出,盛入保温杯中,随时饮一口。

沥好茶,老伴也早起下楼。吃了早餐,两人便出门向右,去看菜地的四季豆、豇豆、黄瓜、南瓜、茄子、包谷苗,新栽的活没活,已活的要不要浇水。不大一片菜地,在绿树、民房、高楼的簇拥中,经过陆续打理,干净、整洁。南瓜秧已长出绿藤,四季豆已攀援栈子,包谷苗新栽两日已全部成活;田边的梨树已经结果,柚子树正在谢花,车厘子的青果渐渐长大,两株月季进入繁花期,连十来株艾蒿也长得青支绿叶。温和的阳光从高楼和树木、民居的顶端投射过来,田园里生机一片。

老伴说,已经准备的十来株辣椒秧下午来栽,现在围着住地转一圈吧。菜地就在七里岗与发展大道交叉路口不远。七里岗正对面是萧氏茶叶工业园和萧氏茗邸小区,路口左手是黄金卡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我们沿发展大道向东走一百多米到罗河路口,再沿罗河路向南,到玫瑰城西大门对面的石拱桥向西,走一百多米就上七里岗路,二百来米就可回家。

我们边走边拍照片。阳光明媚,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人的精神也特别好。眺望绿柳重掩中的老伴父母老家,仰望萧氏茗邸和玫瑰城高楼分割成各种形态的蓝天,俯看罗家小河里的水鸟,平视垂柳掩映中的黄金卡四组移民小区,一种美好在心中涌动:为什么不写写、拍拍蜗居之地四周的环境呢?我们是夷陵区数十年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老伴1970年参加工作,1971年就来到小溪塔,在商业战线工作了一辈子;他的父亲20世纪70年代初就任小溪塔小公社书记,后任小溪塔镇委副书记、镇人大主席团主席,1978年从丰宝山搬家来黄金卡四组;我1982年转业安置到宜昌县委宣传部,后任县委政研室副主任、主任,宜昌县劳动局、夷陵区劳动和社会保险局局长,2001年底提前退休,2003年在黄金卡购买私房并过户重起,把蜗居安置于此已20年。夷陵城市发展,不仅有我们微薄的智力和体力贡献,而且一直享受着夷陵城市发展的回报啊。

回到家门前,20年前栽下的桂花树、柚子树已经长成胸径20来厘米的大树。桂花树高达三楼窗户,柚子开满繁花,可是超过历来结52个柚子的一年。左右各一棵自生的枇杷树,结果多年,今年所结果实已经微黄。不过。门前道路的拓宽、美化即将动工,这些大树也可能不复存在。即使这样,我们也会支持合理的改造方案。改造之后,环境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和老伴都是土生土长的夷陵人,夷陵是我们的父母之邦。虽然老家都不在小溪塔,但小溪塔也是因修建葛洲坝工程宜昌县城搬迁,才成为新的县城;我们在小溪塔生活的时间,远比在老家生活的时间长。老家难忘,儿时难忘,父母之恩难忘,生活在小溪塔的成年岁月一样难忘,况且,老伴父母的家早在45年前就搬到了小溪塔。我们1974年在小溪塔相识,1976年底结婚,1977年有了我们的儿子、双方家庭的头孙子,并在小溪塔把他养育成人。儿子1995年进入湖北大学计算机系,199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计算机专业,2002年应聘到华为公司工作,每年寒暑假或春节回家团聚,都在小溪塔。

2003年,老伴因独子不在身边,不愿入住分配在丁家坝松湖花园的房改房。已经退休的我咨询过房改办以后,经老伴家人介绍,购得黄金卡四组的私人房,办好过户与重建手续,交了各种费用,在老伴二弟的指导下,自己设计、拟定建筑合同和施工方案,联系工程队,采取一次性付款方式卖了房改房,重建住房。

签好合同,当年5月开工。我天天蹲在工地,吃住在岳父家。儿子参加工作不久,支持一万元,另给三千元母亲买洗衣机。11月完成土建任务,我和老伴入住顶层,从岳父家引火种,开始简易装修。铺设三层楼的地面砖、地脚线,花岗岩楼梯板,门前花岗岩阶踏、后院和车库的花岗岩拼接地板,三层楼的天花板木质走檐和门窗包边、室内隔断墙,三楼书房的书柜、两家卧室的大立柜。除楼梯间仿瓷涂料包在土建程中以外,室内的水泥搓墙的内墙涂料一直没做。直到2005年底为准备儿子结婚,我和老伴才从深圳赶回,做了三楼的仿瓷涂料。

2004年初儿子回家过春节的时间很短,我们带他去了我读华中师范大学干部中文专修科时的同班同学刘志华家,转达了刘志华女儿刘黎黎华中师范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尚未落实工作并愿意和儿子谈恋爱的意向。我和老伴建议他邀请刘黎黎去深圳就业。同年4月,刘黎黎到深圳找工作,跟儿子有了接触,后来留在深圳一家通讯器材公司工作,跟儿子正式谈起恋爱。7月老伴和刘黎黎的妈妈黎长芬结伴去深圳,儿子与刘黎黎在华为公司职工宿舍接待并陪同两位母亲一周,正式确定恋爱关系。

2005年初,儿子要我和老伴提前到深圳过春节,并帮他看管新购两室一厅住房的装修。我因受聘担任三峡夷陵网总编一职,无法提前离开,便送老伴上开往广州的货车,先行到达深圳。我没想到老伴那么能干,在深圳照看从未干过的房屋装修,买材料、谈价、更换,两个多月干得如鱼得水。我放假后买了腊月28日下午的机票,背了熏好猪肉的一半,抵达深圳。刘黎黎已回宜昌陪爸爸妈妈过春节,老伴和儿子接到我以后,一起从机场坐的士回华为公司的职工宿舍。

在华为职工宿舍住了一晚,第二天便搬进儿子的新家过春节。三人世界,菜做得不多,却都是我们最爱吃的,可以说是几十年中最简朴最温馨的春节。初四刘黎黎归来,老伴做了她最爱吃的鱼,四个人在一起,眼看一双儿女即将进入婚姻的殿堂,我和老伴心里自然是甜蜜蜜的。儿子和媳妇上班,我也准备返回夷陵。老伴和儿子都不同意。儿子说,一家人在一起多好,今后的日子有多长谁能说得准?你都退休了,还有什么放不下?想干什么就在我这里干,不一样吗?我只好发电子邮件向三峡夷陵网辞职,和老伴一直待到11月才赶回来,为他们新婚装房。

2006年初儿子和媳妇回来过春节,可是假期只有几天,举办婚礼根本来不及。反正他们已是合法夫妻,那就以工作为重吧。没想到儿子“今后的日子有多长谁能说得准”的话一言成箴,我欠下他和儿媳一场婚礼。

2006年秋天儿子休息日外出海钓,摔了一跤,右小臂骨裂。透视拍片时,医生发现他患有多发性骨质疏松症,疑为多发性骨髓瘤。二人上网一查,得知此病为癌中之癌,数十种白血病中最厉害的一种,哭成了泪人儿。我接到电话,立即让他回家,同时联系战友王德金,请他夫人黄祖玉带我们去蓉城找曾经治愈过此类病症的医生就诊。我知道这是一场残酷的赌博。西医完全没有办法,而且治疗过程十分遭罪,我不愿意将他丢在冰冷的隔离间,让他一个人承受绝望的痛苦,唯有向中医求一线之机。乘飞机来去,一月的药要一万八千多,加路费、诊疗费每月近三万。刚起了房子,存款不多,我借了岳父六万,儿子岳父刘志华支付了三万。

儿子在家治疗期,我们重建了一楼后院的厕所,整改了一楼的厨房。三个月在家治疗,我每日负责熬药,带他做气功梳理。恢复倒也看得见成效。但是,儿子只请了三个月假,他又太爱他做的这一份工作,假如强行留下,他也会崩溃。请教医生,认为可以边上班边治疗,只要不太累就行。岳母提出,她过去和女儿一起照顾,并和刘志华一起陪他们过春节。我们当然不好反对。

到深圳以后,初期反馈的情况很不错,2007年元旦医生在王德进家中见到他,说和好人差不多了。春节之前,儿子说,因为去成都看医生带了大包小包的药出汗,然后又去理发、去南京签约购房合同,回来感冒了,要我们过去。但是,春节前后公路、铁路、航空都一票难求,根本无法过去。正月初三,儿子的小舅看我们实在可怜,决定和小舅妈一起开私家车送我们过去。到达后,一看儿子病成那样,原讲好的三千元路费也不肯要,更不肯在深圳玩,当晚就带儿子的岳母回宜昌。

我和老伴住下以后,除了每天大罐大罐熬药,精心调理生活之外,还要及时与医生联系,每日拍照片传过去,每天一个小时做气功导引,定期汇款,坐的士到机场取药,给儿子做思想引导,中间还请医生飞深圳一次。每月药费就要三万多,钱早已不够用,儿子把全额付款购置的两室一厅房子卖了,租住别人的房子,才有了药费。

但是无论儿子怎么听话,医生和我们怎样努力,儿子终于没有走过6月7日。一家三口全崩溃了,抱在一起痛哭。但是我作为父亲,不能倒下,儿子的后事还必须由我来料理。又费九牛二虎之力,和儿子单位的治丧小组、和单位投保的保险公司、和深圳与夷陵的殡葬管理所、民政局反复洽谈磋商,才落实将儿子遗体运回夷陵安葬和大病治疗保险、因病死亡保险赔付两件事情落实,并在夷陵区殡葬管理所内的凌霄厅举行追悼会和下葬仪式。而后若干年,我和老伴都每月逢七日雷打不动去长青园看儿子。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才不得加大间隔时间。老伴和我的眼泪已流干。儿媳也连续三年的清明节从深圳赶回来吊唁。

在痛苦的深渊中不知过了多少年,在亲人们的劝告下,我们才做了住房二楼和一楼的内墙抹白,添置了二楼的床铺,做了二楼书房的书柜。购房、过户、重办改建手续、土建、装修、改造、添置家具,前前后后共花费30万元左右,才有现在这个样子。所喜的是20年来没有进行过坡面房顶和外墙的翻修,连一块瓦也没换过。移居20年,儿子已去世16年,我已经75岁,老伴已过70岁,我们的一生也将在此终结。哪怕遭遇人生最大的不幸,我们对所居之地的热爱、对亲人及邻居们的感恩、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受,是不会变的。我们相信,住地未来会越来越美好,住地的人们会感到生活越来越美好。[1]

作者简介

元辰,本名袁国新,夷陵人,1948年生,湖北省作家协会。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