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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会议专条》又称《中日天津条约》或《朝鲜撤兵条约》，是指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日本明治十八年）4月18日中国清朝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日本明治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中国天津签订的条约，该条约是为解决上年朝鲜甲申政变所引发的中日冲突的遗留问题而缔结的。条约规定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由第三国教官训练朝鲜军队，若朝鲜发生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出兵时须互相知照。由于该条约默认了日本与中国均有出兵朝鲜半岛的权利，故被认为埋下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祸根。

历史背景

朝鲜之乱

1882年（清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以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为契机，中日两国同时介入朝鲜问题，并展开竞争。中国清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为了强化对朝鲜控制，留驻6营3000士兵，1884年（清光绪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5月因中法关系紧张而调走1500人；日本也通过《济物浦条约》而取得驻军朝鲜的权利，起初为小仓镇台的1个中队，1882年11月变为广岛镇台山口分营的2个中队，1883年（清光绪九年，日本明治十六年）7月应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请求减为1个中队，1884年10月调换为东京镇台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的1个中队，驻军规模约200人左右。到了12月，就发生了朝鲜开化党主导的“甲申政变”，日本驻军自称应国王求助而介入政变、援助开化党，但两天后就被驻朝清军镇压，开化党人逃亡日本，汉城也发生朝鲜人（内含部分清军与华侨）攻击日本侨民的风潮。

日本反应

甲申政变的消息传入日本，引发群情激愤，大多数舆论呼吁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开战，东京各校学生们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日本明治十八年）1月8日在上野公园集会示威，将象征对中国轻蔑的猪头插在竹竿上，号召“膺惩清国”。一些政府官员提出更具体的措施，如太政官大书记官伊东巳代治主张立刻派遣军队到朝鲜扶植开化党政权，完成竹添公使未竟的“事业”；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判断清政府不会从朝鲜撤军，主张派遣军队占领朝鲜要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和战问题发生对立。自从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重信等自由派官僚出局以后，日本政府内部就呈现“萨长对立“的格局，在1885年实行内阁制的前夕，萨长两派的博弈更加激烈。碰巧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并引发排日风潮，萨摩系政客大多主张强硬政策，如农商务卿西乡从道在内阁会议上叫嚣对中国宣战，时任顾问的萨摩大佬黑田清隆更被认为是主战派的头目；而主导日本政府的长州系政客尤其是宫内卿伊藤博文、外务卿井上馨本来就是朝鲜事务的负责人，朝鲜出了事，他们最想做的就是掩盖真相、迅速解决，在谈判桌上为日本挽回颜面和利益，避免给萨摩系以把柄并放任其通过战争来取长州系而代之，因此他们力排众议，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伊藤博文甚至认为如果对清交涉有所闪失，他们就很可能失去日本的军心、民心，即便没有内乱也会使政府威信扫地，所以他认为只需跟朝鲜谈判解决了事，试图从根本上回避同清政府的谈判。

日本政府最终采取和平解决方针的原因除了伊藤和井上的坚持外，更重要的是日本本身羽翼未丰，在当时不具有与清朝决战的实力，而且财政困难、通货膨胀，也难以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另一个隐藏考量就是当时清朝正陷入中法战争之中，法军占领基隆，对台湾岛的野心昭然若揭，这是日本不愿意看到的，一旦中日开战，则可能使法国坐收渔翁之利，占领日本垂涎已久的台湾，而日本从法国手中夺取台湾自然比从中国要难得多。当时，法国驻日公使和驻华公使都向日本提出过军事同盟的建议，但日本政府反应冷淡。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最佳的选择就是利用清朝还在与法国战争的机会与之谈判，积极通过外交手段来谋求日本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反应

清政府在1884年12月10日接到袁世凯等驻朝清军将领对朝鲜政变的报告，于是派吴大澂、续昌赴朝善后，并警告他们“切勿与倭人生衅”；日本政府则在1884年12月11日从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那里获悉政变消息，13日接到其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报告，于是任命外务卿井上馨为特派全权大使，赴朝善后，要求朝鲜就政变后的排日风潮对日本谢罪赔款。结果吴大澂等在朝鲜可谓一筹莫展，没能阻止井上馨对朝鲜的勒索，导致1885年1月9日朝鲜与日本签订《汉城条约》，使日本成功推卸了自己在甲申政变中的责任，强迫朝鲜谢罪、惩凶、赔款并增筑日本兵营。

井上馨在朝鲜时，就通过随员井上角五郎向放出“将向中国讲理”的风声；1月19日，井上馨回到东京，22日与到访的新任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会谈时要求中国撤走驻朝清军。清政府得知后，认为“华兵驻朝，保护属藩，业已有年，又经朝王屡请留防，义难漠视，今该国乱党未靖，尤不能撤“，因此要求徐承祖继续与井上馨据理力争。但井上馨坚持要中国撤军，徐承祖判断难以说服日方，转而支持撤军，在1月30日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报告中认为有俄国在，日本必不敢在朝鲜轻举妄动，且中法战争正在进行，中国不宜再树一敌。 此议得到李鸿章的采纳，但立意与徐承祖有所不同，他指出：“庆军（指吴长庆麾下军队）戍韩三年，将士苦累嗟怨，稍缓本应撤换，但隔海远役，诸多不便。朝城各国官商毕集，口舌繁多，日人又从中播弄。统将刚柔操纵，难尽合宜，得人实属不易。如果日兵允即尽撤，我军亦未尝不可暂撤。”也就是说，李鸿章要求日军也同清军一起撤退才行，此外他还主张撤军后由中国推荐德国教官去朝鲜训练军队，中国军舰也时常巡航朝鲜，以维持对朝鲜的控制。他的这些主张在后来的天津谈判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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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会议专条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 1885年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条约的一句话，为甲午战争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