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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改正
图片来自social-studies-magazine

地租改正 （日文假名：ちそかいせい，罗马拼音：Chisokaisei ）为1873年 （明治6年 ）由明治政府推行租税制度的改革。借由改革，日本首次确立土地私有权利，因此地租改正同时具有改革土地制度的性质。

关于旧贡租、田租

地租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大和政权时代，将收获的稻米供奉给神明的习俗仪式“田力 （たちから ）”。大化革新后，日本学习唐朝制度，形成律令制度，租税制度同样仿效唐朝的“租庸调”制，并将“田力”编整为其中的“租”。此处的“租”，是指针对田地 （口分田 ）的收获进行课征的租税，在明治时代以前多称为田租、贡租等。

丰臣秀吉推行的太阁检地，将土地的生产力以石高 （糙米的生产量 ）表示，并课以相对应的年贡。此外，在检地帐上登录土地的直接耕作者，作为承担租税的负责人。

地租直接向耕作者──百姓征收其生产物 （实物纳税 ），收获量就今日而言就是课税标准。另外，缴纳借由村请制度，以村为单位统括进行。

地租改正的研讨

从明治初期开始，在大藏省与民部省即商讨新税制的导入：在全国土地的赋税之中，以货币方式收取一定额度。

1869年（明治2年），陆奥宗光向中央提出改革租税制度的建言书，主张确立土地等级制、统一税制、货币纳税，认为应“改正古来检地之通弊”。同时，神田孝平也在1870年（明治3年）提出“田租改革建议”，提案改革贡租，匡正各藩间税务不均，以成公正之税制。然而，一来土地税收属于大名等地方领主的权限，二来必须进行大规模检测以取代过往的检地，因此政府内部分成正反两派难有定论。

1871年（明治4年）推行的废藩置县后，扫除了地方领主，反对派丧失了重大立论基础。同年9月，大久保利通（大藏卿）与井上馨（大藏大辅，后来的大藏次官）就废止田畑永代卖买禁止令的方针（“地所卖买放禁分一收税施设之仪正院伺”）向正院谘询，伴随此禁止令的废止，正式确立并加快了地租改正的进程。

1872年陆奥宗光向太政官上呈“田租改革建议”，随后受井上馨拔擢，从神奈川县令升任大藏省租税头，与松方正义一同策画制定地租改正法案。

经纬

1873年 （明治6年 ）7月28日制定太政官布告第272号[1]，当中的地租改正条例具体规定地租改正法 （内含上谕与土地收获的3%作为地租等条例 ），明治政府从翌年著手地租改正。

明治政府一开始担心检地工作会受到农民的反对，采取农民自我申告的方式。意即，农民自己丈量土地、计算面积与收获量，地方政府依照地方官心得书清点后发行地卷 （改正地卷 ）。然而此方法难以达成全国统一征收公平租税的目标，且从1874年改租结果显示出无法确保预定租税额度的问题。同时，也因政府高层间的政争“大藏省分割问题”使改革蒙上阴影 （测量机构与税额计算机构的分离 ）。

有鉴于此，1875年 （明治8年 ）明治政府在内五省与大藏省之间设置地租改正事务局，以此机构为核心，地租改正的推行方式转趋强硬 （明治8年太政官达第38号 ）[2]。过程中，府县官厅以事务局估计平均收获量作为绝对的审查条件，申告额不足时，便即强迫变更。强硬的措施，加上不问是非地否定农民付出劳力与费用计算出的地价，致使以伊势暴动为首的大规模暴动陆续在各地爆发 （地租改正反対一揆 ）。受此影响，明治政府在1877年 （明治10年 ）1月决定将地租从3%降额为2.5%。

其后，明政治府的强硬态势虽持续至1878年 （明治11年 ），在税收到达到预期后即渐趋缓和。1880年 （明治13年 ）耕地宅地的改正作业完成，地租改正成为历时约7年的大事业。

旧贡租与新地租的差异

如前所述，江户时代为止的贡租是以米缴纳的实物纳税制度，生产者即为纳税者，同时制度每个地区存有差异。借由地租改正，改成全国统一的课税制度，由土地所有者缴纳与土地价值相对应的金钱。

新地租的要点如下：

• 取代实际收获量，以对应土地生产力的地价作为课税标准。
• 废除以村为单位的赋税体系，以个别的土地单位进行课征。
• 税率为地价的固定比率 （3%：推算以“不减旧来之岁入为目的” ）
• 纳税义务人并非耕作者，而是藉发行地卷确认的土地所有人 （地主 ）。
• 统一全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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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代】213 地租改正と秩禄処分【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