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考古学会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来自搜狐网的图片

北京市考古学会于1994年成立。主办单位是北京市文物局。学会第一届理事长是张大中，第二届理事长是齐心，秘书长是苏天钧。

学会宗旨

团结本市从事、关心、热爱考古事业的各界人士与群众，协助文物考古管理部门和考古专业研究部门，宣传党和国家制定的文物考古工作的方针、政策、法令，普及文物考古知识，为提高考古^[1]学研究水平，推动北京文物保护考古事业的发展服务。

（1）贯彻“双百”方针，举办学术研讨会，专题报告会和座谈会与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2）组织、组建和汇总北京市各区县文物考古工作成果与经验；（3）有计划地组织培训专业考古业务干部，提高专业队伍素质；（4）积极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学会成立10年来，协助北京市考古和文物部门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和文物鉴定的指导，并协助《图说北京》、《京华旧事存真》等书的编纂工作，同时不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研究北京地区文化遗迹和遗存以及古都风貌保护问题。

开展专业考古工作研究和学术交流，以及咨询服务，进行专业培训工作，编辑专业刊物。

在崇文门和东南角楼之间，有一片广阔绿地，簇拥着北京现存最长的一段明城墙。绿地芳草萋萋，古树掩映；城墙斑驳，古韵犹存，古老的城墙与现代城市融为一体。

这段城墙历经五百多年风风雨雨，尽管在城市化建设中幸存下来，但到了1996年已岌岌可危，千万人的心为此牵挂，北京市民捐来40多万块城墙旧砖将其抢救。它重获新生的故事，不仅承载了历史记忆和乡愁，更承载了人们对古都文明的觉悟和尊重。

有人在明城墙上种菜

“城墙斑驳不堪，断壁残垣上，长满萎黄的枯草。夯土裸露，秋风吹过，沙沙地往下掉落。”虽然20多年过去了，单霁翔仍记得见到北京最后一段明城墙时的样子。

那是1996年9月的一天，北京火车站南边的一块地被一家房地产商相中，准备盖星级酒店。拆迁过程中，露出了一段明城墙。

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得知此事后，立即去现场踏勘。在拆迁现场，他看到了一处断壁残垣，彼时已面目全非。“有的地方，虽然城墙内外两侧的包砖尚存，但城心夯土已经被拆光、挖净。有的地段裸露出大面积的城心夯土层，仅存一侧的城墙砖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风化、腐蚀。”

令单霁翔意想不到的是，在靠近崇文门的三角地，留有夯土层的城墙上，居然有一块田地，“有人在明城墙上种菜！”

此情此景，让单霁翔心情沉重。他沿着城墙根儿走了几个来回，发现有的城砖上还有“万历”“嘉靖”的砖款，依稀可辨。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基础上依礼制而建造的都城。1368年，明大将徐达攻陷元大都后，将北城墙南移2.5公里；1406年，明成祖朱棣开始建宫殿、修城垣；1553年，明世宗朱厚熜为加强城防，增筑外城。三重半城墙环环相围，北京由此形成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的“凸”字形格局。

北京明城墙总长34公里，其中内城20公里，外城14公里。高大巍峨的城墙和城门，是昔日北京城的象征之一。

1924年，瑞典学者喜龙仁初到北京，立即为城墙和城门所倾倒。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他不吝赞美之词：北京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建筑——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新中国成立时，用夯土与青砖建造的城墙，已经历五百多年风风雨雨，年久失修。城墙又因为体量庞大，据守在城市中心，常被认为是城市交通痼疾的罪魁祸首。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方便交通，在城墙上开的豁口数不胜数。

上世纪6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中苏关系恶化。出于备战需要，北京地铁工程再次被提上议程。在规划地铁线路时，对于如何有效掩蔽，相关方面意见不统一。且按照中央指示，要以“尽量少拆民房”为原则，地铁建设线路的方案，先后出现了60多个。

线路规划时，一线地铁到达复兴门将折而向南，经象来街(即长椿街) 再向东，经宣武门、和平门、前门、崇文门到达终点北京站。

这条线路地处旧城区，地铁工程在这里进行敞口明挖，又牵扯一大批搬迁问题。在备战的情况下，无论是工期还是资金，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让规划人员左右为难。

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议可以把内城城墙和城楼拆掉，地铁沿着城墙修。如此一来，可以把拆迁数量减到最小。这个方案在当时看，确实是一个省时、省力又省钱的方案，一经提出就得到地铁领导小组的重视。

于是，历史向现实做出了让步。在修建地铁过程中，北京内城城墙和城楼逐渐被拆除。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毛泽东提出“准备打仗”。随即，北京开始拆城墙^[2]、取城砖、修建防空工事，每天平均有30万人参加义务战备建设。锹镐翻飞，尘土弥漫，北京的明城墙，走到了漫长岁月的尽头。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北京考古百年：新理论新技术拉近考古学与大众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