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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土地设计研究所组织申请和承担国家自然基金委、国家部委及地方省市土地生态[1]方面的研究课题;开展国内外土地生态规划与设计的理论和规划实践研究和总结。主要研究方向:土地生态设计,城市生态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基础设施规划,生态用地研究等。近年来承担课题包括: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我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关键技术与保护战略研究”;“北京市浅山区土地利用战略规划”;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专题之“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战略研究”等。

研究方向

北京大学土地设计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土地生态设计,城市生态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基础设施规划,生态用地研究等。

近年来承担课题包括: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我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关键技术与保护战略研究”;“北京市浅山区土地利用战略规划”;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专题之“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战略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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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策略

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土地利用活动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正规制度与嵌入村落社区的非正规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宏观和微观层面各种正规与非正规制度机制的缺失都加剧了微观层面的不可持续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县域乃至全国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模式,从而为理解中国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2]提供了第一手的实证资料。

胡玉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次土地制度的变革不仅促使土地及土地之上其他自然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且也引发了土地利用实践乃至乡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进而影响到了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内蒙古一个村落60年土地利用实践及其生态后果的考察,本研究重点探究了不可持续发展背后的一些制度性因素。

研究揭示,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土地利用活动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正规制度与嵌入村落社区的非正规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宏观和微观层面各种正规与非正规制度机制的缺失都加剧了微观层面的不可持续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县域乃至全国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模式,从而为理解中国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第一手的实证资料。

本课题的调查村位于内蒙古东南部半农半牧地区。在过去60多年中,这个贫困县的贫困村不但见证了国家农地制的历次重大变革,也见证了村民赋予其地方化含义的过程。村里的人地关系已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

时光倒回60多年前,村里一些地方还曾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由于数十年不停地垦荒连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天然草场一直在萎缩,目前仅剩下两片种有灌木的公有地,而且牧草已变得十分稀疏而低矮。村里农业资源禀赋很差,大部分耕地属于“靠天吃饭”的旱地,最近10年连年不断的干旱等气候变化严重加剧了当地生态危机。

土地利用活动状况及问题分析

在集体化与改革时期,由于持续或不可持续地利用土地资源的活动及其背后的驱动力不尽相同,村民个体与群体的命运乃至大自然的遭遇也迥然有别。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这“三驾马车”将村民紧紧拴在集体农田和村界范围内,社员的口粮、现金及其他生活用品全赖在集体劳动中赚取工分来换取。生产队负责统一经营土地并安排日常农活。

农地的经营方式一直较粗放,种植结构单一,土地上的产出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普通社员既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也没有经营权,因而并不怎么关心土地的利用、保护及投入与产出效率。“大呼隆”集体劳动和“大锅饭”分配模式的弊端在这里也暴露无遗。到了集体化末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成为许多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挣扎在生存边缘又别无其他生计来源的村民不得不向大自然伸手去索取。人们的一个集体回应便是过度使用周遭的公有地资源,特别是牧草。村民们上工前或下工后一有工夫便争先恐后去割草,到冬天农闲时几乎是全村倾巢出动,每家每户院里常常堆起“一座小山头”。到了上世纪70年代已普遍使用铁耙,因而常将牧草连根拔起,以至于“到处都被搂得溜光溜光的”。这种竭泽而渔似的掠夺致使村里一些地方的地表植被和生态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1980年,村里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非集体化过程中,除了村民每人分到约7亩口粮田外,各队还留了少量“机动地”。自单干以来,口粮田大大小小的调整一直没停过,土地因而渐趋细碎化。去集体化前后,村里出现了又一次开荒高潮。此后越来越多不适宜耕种的边际土地被零星开垦出来成为承包地。由于对土地尤其是承包地缺乏长期预期,加之村里缺乏土地保护和投资的激励机制,土地利用中各种牺牲环境的短期行为在承包地利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较之口粮田,承包地的经营方式更为粗放,甚至是掠夺性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