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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文山东寿光人,1923年7月2日生于农家。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但仍供他到县城上学。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县城,他随学校迁到乡下。这时,安徽阜阳成城中学(国立22中前身)到沦陷区招生,他被录取,时年16岁。

学术贡献

防治小麦条锈病成效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刘汉文又回到西北农学院。这一年,全国小麦锈病大发生,减产60亿千克。为此,农业部成立了小麦锈病研究委员会,由西北农学院 康迪组织领导,刘汉文与李振岐承担研究。当时,国内对小麦条锈病菌越夏的研究尚属空白。

刘汉文等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在小麦收获前到太白山按不同海拔高度播种小麦,出苗后用病叶抖落法接种,以观察小麦条锈病的发生发展。为了解决防治这一历史性难题,刘汉文等又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多年考察与分析,陕西关中及北方冬麦区最大的越夏菌源来源区有两个:一个是青海晚熟春麦区,有200余万亩,分布在1800米的川地到2800米的深山中。在病菌越夏的关键时期有最大的菌源量,但冬麦区的小麦尚未播种,且距离较远,传来的菌源是无效的;另一个是甘肃陇东自生麦苗越夏区,直接越夏面积200万亩,扩大到间接越夏面积600万亩,分布的海拔高度较低,并且就在冬麦区内,在病菌越夏的关键时期菌源量并不大,但经过在自生麦苗上繁殖蔓延后,到冬小麦播种时已累积了大量的菌源。严重年份,黄粉遍地,实际上秋季已开始流行。因此,对北方广大麦区来说,甘肃陇东是菌源来源的关键地区。

关键地区找到后,刘汉文等继续深入陇东地区调查,提出了防治策略与技术措施。通过调查,明确了过早播种有害无益;生产上用的多是农家品种,农家品种早熟、易落粒、不抗锈;自生麦完全可以通过深耕、中耕或收细收活的措施解决。于是,他提出“控制陇东越夏菌源,保护广大麦区”的防治策略,并在农业部的支持下于1959年成立了陕、甘、宁三省(区)小麦条锈病联防区。联防区内采用了选用抗病品种,更换不抗病的农家种;调整播期,适时晚播;深耕、中耕除去自生麦等系列措施,经过5-6年的努力,终于在1965年以后改写了自1942年起每3年小麦条锈病流行一次的历史。与此同时,刘汉文根据陇东地区菌源形成的规律,提出了预测关中地区来年条锈病是否流行的测报方法。这一方法的提出,使测报时间达到9个月,而且经过20余年的验证未发生过差错。

防病治虫成效显著

50-60年代,刘汉文的工作都是俞启葆院长直接安排,而且都是生产中的重大问题。1969年,农科院实行百队蹲点,刘汉中被派到汉中勉县。勉县是1953年水稻白叶枯病最早传入的地方。后来由此传播到7个县的14万亩稻田。群众虽想了许多办法,但终未有效防治。刘汉中在没有研究条件的情况下,与地区农科所的陈嘉孚开始了对此病的研究与防治。他们走乡串户,逐田察看,发现病情轻重,都与秧苗有关,以深水育秧、田最重。他们认真总结了生产中使用的好的防治方法,提出杜绝菌源、湿润育秧、早施肥、早晒田等农业综合防治措施,并在明星大队示范,搞成样板,再向高潮区、全县、汉中地区推广。到1977年,这种病害得到有效防治,基本被消灭,以后再没有大面积发生。

1980年起,刘汉文主持陕西关中灌区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雪霉叶枯病和小麦吸浆虫的综合防治与推广。这是一个三农结合项目,即农业科研、教学、推广相结合。刘汉文与西北农大植保系、陕西省植保总站的科技人员一起,将单纯的一病一虫的防治研究改为三病一虫的综合防治研究,在各专项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在综合防治上采用了选用抗病(虫)品种、施足底肥、增施磷肥、冬灌后耙耱保墒、不春灌和不春施过多氮肥、除吸浆虫严重地区蛹期单用一次毒土防治外均于小麦扬花期将杀菌剂和杀虫剂混用一次解决全部病虫等多项措施。取边试验边推广,三年内使防治面积累计达800多万亩,取得了巨大效益。

科学家精神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1]。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科学家精神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2]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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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