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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北京各校学生经过秘密筹划，于5月4日举行示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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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Fourth Movement)，是1919年5月4日起始于中国北京的一场爱国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

• 广义的五四运动，是1915年到1926年之间的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为引路者，探索中国的强国之路。

• 五四运动，ㄧ开始以学生为主力，举行大规模的罢课、游行、演讲、示威活动，后期受到社会下层工人和爱国认识支持和响应，出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工人罢工。

背景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巴黎和会”，中国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废除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并将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收回。但这一提案被拒绝，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在压力之下，当时参加和会的北洋政府官员准备在合约上签字，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奋，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贴，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合法条件。但结果，英、美、法、日、意五国不顾中国呼声，在4月30日终于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人的不满。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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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表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要求。他们举着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严惩国贼”等口号的小旗，发表演说、喊口号、游行示威，到各国公使馆以及总统府请愿。他们要求惩办曾经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量借款的官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还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愤怒的学生还冲进位于北京赵家楼的曹汝霖宅，放火将其烧掉，学生冲进曹宅没见到曹汝霖，只见到章宗祥，将他痛打一顿。在愈演愈烈的抗议运动中，教育部官员和员警先后到场干涉，抓捕了部分学生，但是运动仍然持续。

这股学生运动从北京传遍全国各地，从学生扩散到各阶层民众。广州、上海、天津等地的学生在当地游行，而市民、工商业者也以游行、罢工等形式加入抗议运动。

曾任袁世凯政府工商总长的企业家张謇给徐世昌、段祺瑞等官员发电报，要求政府应该解决外交失败，而不是对付学生。割据地方的军阀吴佩孚则联合湖南各派将领发表通电，希望政府听取民意，坚持到底。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营救被捕学生四处奔走，在7日学生被释放之后辞职抗议。

五四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但虽然中国代表并未签字，日本仍然霸占了山东的权益。直到1922年，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才将青岛交还中国，但仍控制胶济铁路。

学生代表

• 罗家伦(1896-1969)，《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五四游行总指挥。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首任校长。逝世于台北。
•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研究历史语言。逝世于台北。
• 段锡鹏(1897-1948)，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会长。江西永新人，字书贻。逝世于上海。
• 许德珩(1890-1990)，江西省九江市人。创立九三学社。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 张国焘(1897—1979)，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五四运动中，自发产生了两位影响最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和罗家伦。这两人当时都是国立北京大学的在读学生，经历了这一场运动后，两人的名字，几乎举国皆知，享有巨大的声望。要是投身政界，可以说，这两人都有着很高的起点，然而，他们二人却最终都选择了学术为主的道路，并辛苦耕耘一生，为现代学术在中国的开枝散叶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四精神概念的提出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开拓精神、不断拼搏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顾兆熊，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在1919年5月4日天安门集会游行后的第五天，5月9日《晨报》的“评坛”栏上发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评论，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有关“五四”的文献资料：

顾兆熊称5月4日的行动为“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是铲除“旧秩序”与恶社会，建设新秩序、新社会的“示威运动”﹔是反对“旧道德”（“被动的道德”“旧时之伪道德”），提倡“新道德”（“主动的道德”）的“示威运动”﹔是“良善分子与恶劣分子”的“可贵”的“决斗”。他从这场运动展望国家的未来，对前途充满憧憬：“吾观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种趋势。倘再输以详确之学说，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则将来之社会，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

顾兆熊把5月4日的集会游行界定为“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而所谓“运动”至少有以下二种涵义：一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二是为目标进行的努力和抗争。中国国民可算是由害怕帝国主义、怨恨帝国主义到反抗帝国主义了，这是我国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声。顾兆熊把集会示威游行上升到“运动”的层面，这个“定性”充分表现了一位北大教授的敏锐和卓识。

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对顾兆熊所说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作出了更准确、更鲜明的历史定位。他在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提法更简洁、更清晰、更嘹亮。尤其是他提升出来的“精神”两字，其意义极其深远。

罗家伦郑重提出：“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感情”的，也是“理知”的﹔不仅仅是“青年运动”“政治的运动”“国家的运动”“国民运动”“民族运动”“打破恶社会制度的运动”，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折射出来的最可宝贵的是一种“精神”！

罗家伦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为“三种”：

• 第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
• 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
• 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并三呼万岁：“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社会裁制的精神万岁！”“民族自决的精神万岁！”

张东荪是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上海《时事新报》的主编。5月27日，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时评”栏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虽说该文比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晚一天发表，但“五四精神”的这一提法，比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更鲜明、更凝练、更科学。

张东荪将“五四运动”精神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所谓“雪耻”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谓“除奸”，指的是“改造腐败不中用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