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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圣经翻译指《圣经》在中国翻译的历史沿革。中国圣经译本的数量难以确考，迄今有据可查者即达百余种，其中包括汉语深文理(文言文)、浅文理(半文半白)、官话(白话文)、方言译本、盲文译本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译本等。

《圣经》是基督教重要的经典，在基督徒心中，《圣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其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其具体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即犹太教的《圣经》，是从犹太教承受下来的。《新约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共27卷，包括记载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传为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和《启示录》。

背景介绍

最早关于圣经中文翻译的记载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载景教主教阿罗本( Alopen)于唐贞观九年(635年)抵长安传教，译出景教经典若干卷。早期圣经中文翻译均由罗马天主教人士完成。元朝来中国的意大利人约翰·孟德高维诺在书信中提及曾将《新约》及《圣咏》(即《诗篇》)译成当时的官方文字鞑靼文(即蒙古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罗马天主教圣经译本，但未能流传。

元朝，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科维诺主教上于1305年1月8日从北京寄给罗马教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已将全部《新约》和《圣咏》译成中文，并请人用最优美的书法抄写完毕”。但未见流传。明末清初，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传教，未见圣经中文译本出版。在他们的中文着作和供信徒诵读的问答中引用了部分经文，大致分为：圣经经句诠解，如利玛窦的《天主实义》(1595年)，阳玛诺的《十戒真诠》(1642年)等；圣经史实描述，如庞迪我的《受难始末》，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1635年)等；局部圣经译文，如阳玛诺的《圣经直解》(1636年)，利类思的《弥撒经典》(1670年)、《司铎日课》(1674年)、《圣母小日课》(1676年)、《已亡日课》等。

明代传教士利玛窦于1584年出版《琦人十规》，论及“十诫”和其他经文。在170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白日陹( Jean Basset，即巴设)把《拉丁文通俗译本》转译为中文，其中包括四福音书、保罗书信以及《希伯来书》，该译本未出版；1739年，其手稿由英国人和治孙带到伦敦，存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但是否为巴设所译，尚待考证。

18世纪末，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贺清泰亦将《旧约》和大部分《新约》据《拉丁文通俗译本圣经》为中文，名《古新圣经》，其章节与拉丁文圣经不同，且未全部翻译，未刊行，亦未得流传。早期译本还有阳玛诺《圣经直解》和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等。以上诸译可视为圣经中译的前奏。

发展历史

圣经中译史通常以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入华为起点，此后圣经中译本多由新教人士完成。1813年，马礼逊将《新约》译成于澳门，同年出版于广州;《旧约》系其与米怜合译，1819年译成。全书定名《神天圣书》，于1823年在麻刺甲(今马六甲)出版。与马礼逊几乎同时，马士曼于1822年在印度出版其与拉撒尔合译的《马士曼译本》。二者合称《二马译本》，为近代圣经中文翻译定了基础。此后，《马礼逊译本》由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和马礼逊之子马儒汉修译成为《四人小组译本》；《新约》由麦都思主译，1837年以《新遗诏书》为名在巴塔维亚(今雅加达)出版；《旧约》大都由郭士立执笔，1846年以《旧遗诏书》为名出版。后郭士立又修译《新遗诏书》，改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出版，该译本曾为太平天国起义军采用，流传于民间。

《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口岸，美英传教机构决定重译《圣经》，以适应进一步传教的需要。译经委员会决定由各地传教士分头译经，再由代表委员会审定；后几经周折译成3个本《代表译本》(1852年)、《裨治文译本》(1862年)和《高德译本》(1868年)。以上译本均以文言文译成。中国海禁开放和太平天国运动后，在文字上，较通俗易懂的浅文理逐渐取代文言，同时白话文也日趋盛行。这两种文字的圣经译本开始出版；最早的浅文理译本为杨格非的《新约》译本(1885年出版，1889年修订本)，继而有包约翰，白汉理合译的《新约》(1889年)和施约瑟翻译的《新约全书》(1902年)；白话文(官话)译本有:《麦都思一施敦力官话译本》(1857年)、《施约瑟旧约官话译本》(1857年)、《杨格非官话译本》(1889年)。在此前后，传教士还完成了一些方言译本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本(即“部落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多数采用汉语，也有以罗马字母注音者。

中国近代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当推《官话和合本》，1919年2月出版，此后很快在国内广泛流传，销量远胜于其他版本，逐渐成为中国教会唯一采用的版本，该译本为中国教会开创了白话文译经的新纪元，并对“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产生显着而积极的影响。它的问世也标志着西方传教士中文译经的结束。此后，中国圣经学者独立译经工作成绩显着。20世纪30-70年代初，《王宣忱译本》、《朱宝惠译本》、《萧铁笛译本》、《吕振中译本》等华人译本相继问世。

天主教方面，19世纪末，天主教方面有两位神父着手翻译圣经：王多默(正名未详)先后于1875年、1883年翻译四福音书和《宗徒大事录》。同时，辛方济(正名未详)四福音书。这些译文均未问世，译文直至1949年存于上海徐家汇图书馆。189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德雅(J. Dejean)出版他翻译的《四史圣经译注》。1897年耶稣会会士李问渔翻译和出版《新经全集》。1913年，马相伯翻译出版《新史合编直讲》，译文雅而达；还出版《救世福音》（1937年）和《批注四史圣经》(1948年)。1919年，耶稣会会士萧静山翻译出版四福音书，随后出版《新经全集》(1922年)，译文简洁通顺，语气热切动人，在中国天主教会中通行。1932年，耶稣会会士巴鸿勋(J. Bataille)翻译出版《新经合编》。

1923年，巴外方传教会会土卜土杰( Bousquet)翻译《新经公函》和《若望默示录》；欧声石( L.Aubazac)先后于1915年、1927年翻译保罗书信及宗徒公函。此外，在耶稣会士狄守仁(P.Petit)领导下，耶稣会士也出版《福音》(1940年)、《新经全书》(1949年)、《宗徒大事录》(1955年)及《罗马书》(1956年)。吴经熊于1946年译出诗体《圣咏译义初槁》(即《诗篇》)，1949年又译出《新经全书》，李山南，申自天等人合译的《新经全书》亦于1949年出版。现今华人天主教普遍使用的《圣经》为《思高译本》(1968年)。1979年，香港同时推出3个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中译本》和《圣经新译本》。其中《现代中文译本》影响最大，是一部由新教学者主笔、天主教学者参与审定的中文圣经。1987年，两教派人土联合从原文译经，目前这部合一译本的译事仍在进行中。

俄罗斯东正教于1715年派遣第一届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正式传教。19世纪后期第一次将圣经翻译为中文。其中有一本《新约》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十四届传教士团团长、神父古里·卡尔波夫所译；另外一本《福音义解》的部分内容可能出自神父米哈伊尔所编《福音书》，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十六届传教土团神父弗拉维昂·高连茨基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十三届第十五届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祭司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指导下，用汉语编写而成。尚待考证这两本书译自的圣经版本、翻译原则、出版时间。此外，东正教翻译《诗篇》，由巴拉第·卡法罗夫翻译，未出版。圣经中文译本从语言角度可分为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两大类。汉语译本从语体角度可以分为三类：文言译本，即深文理译本；半文半白译本，即浅文理译本；口语体译本，包括官话译本(亦称白话文译本)和方言译本(亦称土白译本)。从文字角度分为汉字译本、国语注音字母译本、由传教士创造的教会方言罗马字译本、王照注音字母本及中外文对照本。此外，还印刷过盲文版汉语圣经。就版本而言，有单卷本、多卷本、《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新约附诗篇》、《新旧约全书》等，总数达千种以上。1949年前，在中国影响最大、出版销售各种版本圣经的主要机构有：美华圣经会、大英圣书公会和苏格兰圣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