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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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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10年
国籍	中国
职业	历史学家

瞿同祖（1910年7月12日——2008年10月3日），出生于长沙。是20世纪卓越的社会史与政治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学从事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瞿同祖的祖父瞿鸿禨曾任光绪时期的军机大臣，亲自为瞿同祖开蒙。其叔父瞿宣颖指点瞿同祖古文、汉赋与历史。

1930年，瞿同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瞿同祖与同门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等皆生于狗年，四人被师母冰心戏称为“吴门四犬”。1934年，瞿同祖以《周代封建社会》获得学士学位并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教授和杨开道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社会史研究。1936年瞿同祖硕士毕业。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陶希圣和杨开道为之做推荐序，很快成为了国内若干大学的指定参考书。

抗战爆发后，瞿同祖应吴文藻和费孝通邀请，于1939年任云南大学社会、政经、法律三系讲师，后升任副教授、教授，并于1944年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期间，他撰写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于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为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赢得国际声誉，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

1945年春，经费孝通联络，应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者魏特夫的邀请，瞿同祖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并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员杨联升教授及哈佛法学院梅伦教授（Arthur von Mehren）共同开设“中国法律”一课。1962年瞿同祖用英文创作完成《清代地方政府》，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当时“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 1962年，瞿同祖应威廉·荷兰的邀请，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亚洲系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

1965年，瞿同祖辗转回国。此时文革即将爆发，没有人能够为他安排工作，在5年的时间里无事可做。1971年，湖南文史馆终于接受他为馆员。瞿同祖与夫人赵曾玖一道应约翻译了《艾登回忆录》，作为内部历史资料参考。1972年，瞿同祖的英文著作《汉代社会结构》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6年，瞿同祖被借调到了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瞿同祖及其著作，开始逐渐引起了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注意。2006年，瞿同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2008年10月3日，瞿同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季羡林、周一良等甄选，推出了北大学生应读的30本书书目，其中包括《周易》《史记》《红楼梦》，也包括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单列出的人文作者中，出生于20世纪的只有梁启超、鲁迅、冯友兰、瞿同祖，而瞿同祖是当时唯一尚健在的作者，这本《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则是他在半个多世纪前完成的。

1965年，瞿同祖学术声誉正隆，他辞去了海外教职，辗转回到了大陆。等待他的，将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后，在长达40余年的岁月里，瞿同祖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及社会生活领域，均保持了缄默状态。瞿同祖的学术生涯在盛年时被腰斩。当他在湖南长沙无所事事之际，在大洋彼岸，他此前参与的“中国史研究计划”仍在结出硕果，其英文著作《汉代社会结构》1972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以研究中国水利工程的文化意义著称，同时兼任“中国史研究计划”的总监，他认为，瞿同祖的工作已经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魏特夫且表示：“瞿教授在与他早些时候返回中国大陆的妻儿会合之前，完成了他的工作。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在这个计划里面，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发展都留下了印记。尽管我与他见解不同，但我仍然尊重他阐发自己观点的自由，就像我对待一个自由世界里面的自由学者所应该做的那样。”

世家

“瞿同祖不能够算是同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

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远不会因为受到一点挫折而走向偏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赵向记者描述。

1910年7月12日，瞿同祖出生于长沙。祖父瞿鸿禨是晚清重臣，曾任光绪时期的军机大臣。他曾经三次向慈禧保荐康有为，参与筹划预备立宪，并与另一位权臣岑春煊配合，试图扳倒袁世凯而未果。事情虽败，而其影响所及，却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变。

瞿同祖是其嫡孙，瞿鸿禨亲自教授，为其开蒙。除了让瞿同祖为《论语》断句，还以朱笔写正楷，让年幼的孙子在上面描摹。

瞿同祖的叔父瞿宣颖先后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著有《汉魏六朝赋选》、《中国社会史料从钞》等。他指点瞿同祖古文，给他讲汉赋，还教他历史。

幼承庭训，瞿同祖的文史知识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他还在中学时便自学了《尚书》，而《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连韩愈都认为它十分难懂，称其为“佶屈聱牙”。

1936年，瞿同祖硕士毕业，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金钥匙奖，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华大学图书馆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亲笔赠书，上书“西南联合大学惠存，著者敬赠。”该书由陶希圣和杨开道为之做推荐序，很快成为了国内若干大学的指定参考书。罗隆基后来告诉瞿同祖，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但瞿同祖本人并不苟同，他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书。他在燕京大学的最大收获是赵曾玖，1932年，赵曾玖从培华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年8月，两人共结连理。不久，抗战爆发，瞿同祖南下避乱，并应吴文藻和费孝通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期间，他撰写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当时的写作条件极其艰苦，为了躲避空袭，瞿同祖和费孝通等一起住在了云南呈贡县的农民家里，每个礼拜都骑马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城里去上课，上完课又坐火车，再骑马回来。1947年，《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为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赢得国际声誉，后者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而当此书还在征订单上时，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提前预订了。这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者，不断追问自己的中国学生林毓生，这本书有无到货？以及他对于该书的意见。

1945年春天，经费孝通联络，应魏特夫的邀请，瞿同祖携赵曾玖及子女抵达美国纽约，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瞿同祖的研究日臻化境，美国《亚洲研究学报》赞扬他的新作《清代地方政府》，认为其“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

归来

1956年，新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到纽约拜见胡适，请他推荐一位旅美中国学者到该校任教。胡适推荐了瞿同祖。瞿、曾两个家族本有联姻之谊，瞿同祖去探访了曾约农。两人在旅馆里共进了早餐，但瞿同祖谢绝了曾约农的邀请。胡适后来途经哈佛大学，与瞿同祖、杨联升、何柄棣等见了一面，还当众提起了这桩憾事。1958年，胡适本人去了台湾，荣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瞿同祖心之所系的，是岸的那一边。早在1949年冬天，赵曾玖便携一双小儿女回到了中国大陆。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当时只有十岁半，虽然会说中文，但一个中国字不会写。瞿家与俞平伯家是世交，瞿泽祁便拜俞平伯为师，由俞平伯教他学习中文。谈及母亲1949年返回大陆的原因，瞿泽祁告诉记者，就是想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1965年，瞿同祖从加拿大经欧洲，辗转回到了中国大陆，还背回了不少唱片，他酷爱古典音乐。但是他所面临的，绝非是浪漫情致：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学术研究已濒临瘫痪，没有人能够为他安排工作。

而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在那个年代，与黑户无异。瞿同祖完完全全地浪费了自己的时光，在宾馆里一住就是5年，没有书看，没有朋友，生活没有着落，几乎花光了带回来的美元。

接待他的是华侨事务委员会。华侨委员会让他到湖南去，说那边有义务安排你的工作，等他到了湖南，湖南方面又表示，你还是回北京吧，我们安排不了你。瞿同祖满怀报国热情，却无用武之地。在这个过程中，他大病一场。1969年，瞿同祖在长沙犯胃病，大出血，报病危，被送到湖南湘雅医院抢救。1971年，湖南文史馆终于接受他为馆员，该馆起初建设的目的，便是安置闲散在社会上有声望的文人耆宿。其馆员中既有翰林、进士、举人，也有作家、艺术家、国大代表、国民党参议员等。身为晚清翰林的后裔，瞿同祖拿着每月六十多块钱的工资，除了参加“学习”，没有做过任何研究。幸运的是，他没有挨整，而当时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都遭遇了特务嫌疑。

1976年，尚在湖南文史馆工作的瞿同祖与夫人赵曾玖应约翻译《艾登回忆录•清算》。这是一本内部发行的读物，共52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册，艾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左右手，并被内定为其继承人，他自1935年起数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其后又任首相，对英国外交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翻译此书主要是作为内部历史资料参考。这是瞿同祖回国十年后第一次跟“学问”沾边，而且与其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但瞿同祖还是很高兴，他后来曾表示，“当时翻译出版这本书，是没有报酬的，但我很乐意，因为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出力，所以，好容易有这件事，我欣然接受。”

淡出

瞿同祖回国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为了与妻儿团聚。1976年，赵曾玖病逝。1949年归国后，她从北京被发配到贵州，上个世纪70年代初，才退休回湖南，与瞿同祖团圆。因为战争及动乱，他们结缡四十余载，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8年。文革期间，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这个曾跟着俞平伯学习中文的孩子，亦被发配到了东北林区。

而此后的日子里，瞿同祖不得不回答一个持续经年的疑问。在一次访谈中，他终于爆发了，“有人提问很不合理，像文革时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我是一个中国人，回国来还要联系吗？！”

1976年，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听说了瞿同祖的际遇，爱惜人才的李新，将瞿同祖借调到了近代史研究所，且于1978年，为之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瞿同祖年近七十，方回归到学术圈内。他始终记得燕京大学师友的鼓励，再写一本好书。为此，他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数据，但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不得已而放弃。1981年后，瞿同祖的胃病多次复发，数次住院，没有治愈。直到他在协和医院碰到张孝骞，解放前张孝骞就曾经给瞿同祖看过病，张孝骞一针见血，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引起的。瞿同祖从此彻底放弃了写书，结果十多年病都没有复发。 此后，除了偶尔出席国际会议，他再无著述。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健曾经多次访问过瞿同祖，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瞿同祖从来不刻意计划做什么，也不会主动去创作，如果开会需要投文章，他也是写完就扔，从来不保存。瞿同祖也很少去单位，在近代史所，年纪轻一点的后辈几乎没有见过他。他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学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招过学生。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向记者表示，父亲的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如果他要收学生，倘若不能够亲自教授指点，他是宁肯不做这件事的。瞿同祖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仍然听古典音乐，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瞿同祖及其著作，开始逐渐引起了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注意。但他成为一个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人物，他以社会学出身，在法学界闻名，研究汉代与清代社会，最终又在近代史所落足。其跨越不同领域的博学，反而成了分工日细的学术界的“边际人”，这妨碍了他成为单个学科的“大师”。

2006年，瞿同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端认为，大可以去掉“荣誉”二字，因为从某种程度看，瞿同祖在某些著述上的贡献，并不逊于其鼎鼎大名的同门费孝通。

薪火

瞿同祖仍然保有海外声名。老朋友们仍然记得他。1999年，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译本出版，即赠送给瞿同祖。孔飞力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于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教授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而上个世纪80年代，瞿同祖曾经到香港大学讲学，用英语为该校师生作了一次关于“清代司法”的演讲，引发了轰动，香港媒体连续追踪报导。

“他隐姓埋名太久了。”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林端说。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已经开始翻印瞿同祖的书。林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台湾大学就读，学校附近，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盗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林端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居然还有机会拜访这位前辈。

1999年林端初访大陆，偶然得知瞿同祖仍然健在的消息，他立即登门拜访。2005年，他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举办讲座，以《瞿同祖与戴炎辉的法史学：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为题，而这恰恰曾经是瞿同祖当年拒绝的教职。林端“揣测”了瞿同祖后半生辍笔的心境，“所有的学者学术生命到一个高峰以后，都会有一个自我内在的压力，比较普通的东西，他可能自己也不满意。”

生命的光亮阶段已然走过，瞿同祖与世无争，缄默到底。林端认为，瞿同祖回到大陆，其后半生清淡无为，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既然被大环境左右，没有办法随心所欲，便做一个隐逸之士，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世界里去。林端钦佩这样的“狷者”，因为无论入世还是退隐，进出之际，都需要强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信心。而他认为，这种自信，源于真正的学贯中西，是传统中国与西方现代性的天作之合。

2007年3月起，赵利栋对瞿同祖进行了数次访谈，他惊讶于瞿同祖的平和与谦让，对介入社会关系始终不热衷，仍保有学术的气度和求真的勇气。97岁高龄的瞿同祖，每次访谈完毕，一定站起身，拄着拐杖送到门口。令赵利栋印象深刻的，是瞿同祖依然清晰的思维，他将瞿同祖在访谈中的观点论述与其数十年前的著作一一对照，文字竟然无误，可见其当年著文用功之深，均已铭刻在心。而在多次交流中，赵利栋从未主动涉及瞿同祖归国后的话题。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爱国而报国无门，不问名利，但求努力工作而未果，他不愿触及这份时代造成的隐痛与焦虑。而瞿同祖亦从未向外人公开过自己的想法。当他预感到赵利栋将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一次，凌晨5点，他拨通了赵利栋家的电话，详尽解释了自己当年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经历；还有一次，瞿同祖委托儿子瞿泽祁，告诉赵利栋自己半生蛰伏的缘由，瞿同祖表示：“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