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母亲看病的那一天(15)朱灿铭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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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母亲看病的那一天》是中国当代作家朱灿铭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带母亲看病的那一天
我不知道,2013年10月25日那一天,对于一般人是否有着刻骨铭心的特殊意义,也许只是漫长岁月里最寻常不过的一天,平淡得不需要留下任何记忆。而对于我来说,除却母亲去世那天以外,那是最痛苦、最无助的一天。
十月份的天气,变化也无常,酷热的夏正向悲凉的秋过渡。那些天,风很大,气温骤降,秋寒乍来。母亲也早早地添上了衣服,对于身体虚弱的母亲,保暖很重要。母亲是癌症病人,不幸中带着些许幸运。我儿子出生那年,母亲被诊断为食管癌早中期。先是接受手术治疗,再经历化疗、放疗,还有每隔半年一次的检查,有些幸运,近五年里,身体状况很是稳定。
可是,我根本没有想到,母亲的身体会再次出现问题。母亲电话里告诉我,一股针刺般的疼痛,从脚底直通脊椎,肩背也疼得厉害,添加衣物与换贴虎皮膏药,也无济于事。我告诉母亲,准备请假带她去看病。母亲再三叮嘱,要我安心工作,不能轻易请假,只需等上几天,双休日看病也不迟。
那一天是周五,离双休日只有一天。可是,前一天晚上,父亲告诉我,从出现腿脚发麻,短短的三天内,母亲就已瘫痪在床,半身不遂失去知觉,大小便不很通畅。周五早晨,当我准备回老家接母亲时,父亲打来电话让我暂回单位,不要耽误工作,由他带着母亲去看病。
还在车上颠簸之时,我的手机响了。一股不详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急忙忙掏出手机一看,是父亲打来的电话,全身触电一般颤抖,脑袋嗡嗡作响。我抖索索地伸出手指,接通电话。父亲告诉我,医生查看了母亲的情况,认为病情危重,县医院医疗条件落后,必须立即送到省城治疗,要我赶紧回去。
中途下了车的地方,正是在一段曲折的山路,山风呼啸而过,刮起满天的尘土,还夹杂着残花落叶,落得我的头上、身上满是。而落在我心上的,尽是哀伤。等车回城的间隙,通过电话,火急火燎地请假,安排工作。等了一会,恰遇顺风车,将我带回老家,再包车奔向省城。十里不同天,出发时还是阴风阵阵,省城却是秋阳当空。一下车,一股热浪就裹住了人,眼前宏伟的医院大楼,应是给了熙熙攘攘的人,以热烈的希望吧。
母亲个子高,虽然常年患病,父亲照顾好,调理有方,体重仍有百二十斤。我打开后座车门,大姐费力地将母亲挪到车门处,又搭手将母亲伏在我的背上。我背着母亲,就像小时候母亲背着我一样。只是半身失去知觉的母亲,像座山那样重,每走一步,我都要花上很大的气力。不过,母亲也养育了山一样的我。
背着母亲来到电梯口,黑压压的一群人,围得水泄不通,进退两难。等着电梯上下几次,已近半小时,我的腿已经开始发软,额头上的汗成串地往下滴。母亲心疼我,一边自责,一边要我将她放下。母亲见我不肯,挣扎着往下溜。大姐连忙丢下手中物品,从后面托住母亲的臀部,让我轻松了许多。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乘上电梯。上到十三楼,看过医生,拿上核磁共振检查申请单,去另一所中午不停班的医院做检查。
顾不上吃午饭,衣衫汗湿的我再次背起母亲,下楼、乘车、下车、挂号、交款、排队,等上近一个小时,才将母亲送进检查室。因要分别检查胸、背部,母亲无法自主翻身,为了检查顺利进行,须有人辅助。我知道电磁辐射可能危害健康,但我还是拒绝了大姐留下照看的建议。检查室里,硕大的圆鼓形的机器,发出巨大声响,以至于刺得耳膜发疼。看着母亲在机器里来回进出,双泪长流,双手合十,祈求好运。机器里闪着光,长短不一,飘忽不定,一如我的心情。
做完检查,吃几口面包,再等上一段时间,才拿到检查报告。我那原先美好的愿望,就如这张薄薄的纸片,苍白无力。检查报告上的内容,字字如针,刺得眼疼心痛。大姐轻声向我询问,我只是摆了摆手,没有言语,因为母亲就在身边。
又一口气喝了大半瓶矿泉水,背着母亲坐上出租车,赶回原先的医院。大姐陪着母亲,在一楼缴费大厅里休息。为了节省等电梯的时间,沿着楼梯跑上十三楼,气喘吁吁地递上检查报告。医生细看了一遍,指着“胸椎、肋骨呈虫蚀性骨质,脊椎椎管里有阴影,不排除是肿瘤的可能”,不无遗憾地告诉我,母亲的高位截瘫、大小便失禁,是椎管里的肿瘤压迫神经的缘故。癌细胞已经扩散,母亲只有三至六个月的生命,可以考虑回家静养,做好心理准备。我使劲地抓住医生的胳膊,泪流满面,乞求医生再想想办法,即便是耗尽家财,也不放弃治疗,只求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医生写下便条,向我推荐了放疗科的一位医生。
我拖着灌了铅的双腿,无力地从楼梯往下走,泪眼婆娑的。上下楼梯的人,看着一路哽咽的我,投出了异样的眼光。而我,索性一屁股瘫坐在台阶上,抱紧双腿,埋头大声痛哭,无奈、自责、愧疚、痛苦,一齐涌上心头。不知哭了多久,一只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慢慢抬起头,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叔站在眼前,善解人意地安慰我要坚强。我停止了哭泣,忍住泪,感激地点了点头。起身,擦干眼泪,整理好衣衫,挤出笑容,笑嘻嘻地走到母亲面前。
“儿子,眼睛怎么红了?”
“先前风沙迷了眼。”
“是病治不好了吧,不要伤心,妈妈都六十一了,就是死,也是常情。”
“真不是,您看医生开了住院证明呢,还要去另一个科室看看,对症处理。”
我弯下腰,用手背抹了下眼睛,背着母亲,一路找到了放疗科,寻到那位医生。
“没有床位,住不了院。”
“走廊加床,也行。”
“没有多余的病床。”
“我自己买床。”
“有规定,不行!”
从办公室的窗户往外看,天开始变暗了,加上高楼的遮挡,看不见远去的道路。我也看不见我们的路在何方,母亲还没有住下院,而病情却不能再有耽搁。我只好放下母亲,安顿在走廊的长椅上歇息,再寻求医生通融。医生办公时,我安静地赖在桌边。他去哪儿,我也跟着去哪儿,与医生耗着时间与毅力,只为得到一张救命的床位。
突然,母亲低声呻吟着。大姐过来告诉我,母亲小便涨得厉害,小腹像个鼓囊囊的球。我背起母亲进了卫生间,找来凳子,放下母亲,留下大姐帮忙。等了十来分钟,大姐出来说母亲尿失禁。我连忙背起母亲去找医生,医生说院里规定,没有入院,就不是科室的正式病人,如果治疗出现误差,他个人无法承担责任。尽管再三央求,医生可能看惯了生死,很是泰然。大姐哭着,“扑通”一声跪下乞求。我忍着悲愤,扶起大姐,竭力用平缓的语气据理力争:虽然没有正式住院,但是如果病情加剧,在医院里得不到救治,造成无法逆转的后果,医院包括医生个人,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医生向陈姓护士讲明情况后,她帮助了我们,给母亲插上了导尿管,又热心地指导我们如何看护截瘫病人,使用热水瓶捂肚子时须裹上毛巾。母亲腹部的皮肤,就是被热水瓶烫伤的。护士大姐甜美的笑容与声音,在这个充满悲观失望的秋日,多了些春天般的温暖和希望。
刚解决小便问题不久,还未松口气,母亲又说大便胀痛,仔细询问,才得知母亲已有多日没有大便。取来开塞露,不曾有用。情况紧急,又得去找医生。
“开塞露不管用,就得灌肠,需要在病床上做。没有病床,做不了。”
“办公室里不是有床吗?”
“不行,办公室的床是检查专用,灌肠不卫生,气味浓,办公室里会无法办公,再说清理也不方便。你去和其他患者商议,借用下病床。”
我一路小跑,挨个病房寻找空床,在走廊尽头的病房里,终于找到一张床位,那是治疗结束外出散心的患者空下的。我赶紧转回来,背起母亲,找到那位好心的陈姓护士,为母亲灌肠,解决内急。
正在灌肠,即将下班的医生找到我,说很是同情我们的遭遇,又出于对病患的负责,特事特办,持病情危重证明,办理手续,暂且挂床。当前可在院外租房,带上药剂,去诊所输液,按时来院里接受放疗,待有空床位,像我母亲这样的危重病患,会优先安排入院。
奔波一天的太阳,早已落山,享受着歇息的轻松。我拖着疲倦的身子,背着母亲走出了医院。路上,已经没有了摩肩接踵的人群,只有一辆辆穿梭而过的汽车,留下一个个长长的叹息。大姐扶着母亲坐在路边,我去医院对面的深巷里寻住处。这是间破陋平房,每日十五元的房租。房子阴暗潮湿,飘满了公用卫生间的骚臭味,没有窗户,没有空调、风扇、电视机,只有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一方破旧的小桌,还有两张脏兮兮的床。再放上晚间买回的轮椅,房间就被塞满了。
吃过打包回来的快餐,伺候母亲上床休息。大姐用毛巾裹住热水瓶,给一直叫冷的母亲捂上,哄着母亲入睡。夜渐渐深了,母亲也睡熟了。我和大姐没有睡意,也没有说话,在萧瑟的秋夜里,一阵阵哀伤的抽泣,是那样的清晰与悲凉。
那一天,虽然与寻常日子一样,标准的二十四小时,但对于我来说,却是如此的漫长与难熬。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可贵。人只有战胜绝望,才知道看到第二天的日出,都是满满的幸福。带母亲看病的那一天,让我真切地明白,健康地活着,就是最完美的人生。[1]
作者简介
朱灿铭,70后文学爱好者,业余时间喜欢创作古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