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诗
‘齐诗’[1]《诗》(《诗经》)今文学派之一。
汉时齐人辕固（?－?），又名辕固生所传的诗经。西汉齐国耏水（今山东省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人。汉景帝时官至博士、清河王太傅，成为官学。开创《诗经》的《齐诗》诗派。一些齐人因研究《诗经》而仕途显贵，都是辕固弟子。此后传‘齐诗’的有夏侯始昌、后苍、翼奉、萧望之、匡衡等。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和楚汉战争中，散失了很多先秦古籍。但《诗经》[2] 由于是口头传诵的诗，因此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汉代传习《诗经》[2]的学者有‘鲁诗’（鲁人申培）、‘齐诗’（齐人辕固生）、‘韩诗’（燕人韩婴）、‘毛诗’[2]（赵人毛公），即后世所谓的‘四家诗’。前三家在西汉时代即已立于“学官”（即由朝廷立为正式的学习科目）置博士，魏晋以后，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出现得较晚，东汉时方立于“学官”。魏晋以后直到现在，通行的《诗经》即为‘毛诗’[2]。四家诗均在注释中力图宣扬儒家思想，但对诗之解释大同小异。但毛诗一派却后来居上，影响颇大。
《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诗便逐渐衰落，传习的人少了，后来本子也先后失传了。现在我们所读到的乃是《毛诗》[2]，即由汉代毛公所讲解和留传下来的本子。
‘毛诗’晚出，却属古文诗学：‘毛诗’相传为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传，据称其学出于孔子弟子子夏（宋以后一般认为为伪托）。‘毛诗’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东汉时始盛行于世，当时的大学者郑众、贾逵、马融、郑玄都治毛诗。三家诗自魏晋后即无传者，并最终先后亡佚－‘齐诗’亡于三国魏时，‘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南宋之后，仅存《韩诗外传》[3]－而毛诗独盛。今本《诗经》，就是‘毛诗’。
‘四家诗’在诗义说明、文字解说方面，都有不同。三家诗虽亡，有后人搜集其中一些解释保存，清陈乔枞著有《诗经四家异文考》[4] 可供现代研究者参考。
目录
概述
喜引谶纬，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
《汉书·艺文志》[5]谓辕固生曾为《诗》作传，此派著录又有《齐后氏故》、《齐后氏传》、《齐孙氏故》、《齐孙氏传》、《齐杂记》等，至三国魏时，均已亡佚。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
史称‘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辕固的弟子鲁人夏侯始昌最为知名，始昌后来传授后仓。后仓传授翼奉、肖望之、匡衡;匡衡传授琅邪师丹、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满昌传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因此，《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
齐诗“四始五际”说的政治哲学揭秘
西汉今文经学《诗经》三家鲁诗、齐诗、韩诗，鲁诗传自鲁国人申培，齐诗传自齐国人辕固生，韩诗传自燕国人韩婴。古文经学有毛诗，传自大毛公和小毛公，大毛公名毛亨，小毛公名毛苌。毛诗最晚出。毛诗出而三家诗渐亡：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两宋之间。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对像是齐诗的一种衍生学术——“四始五际”说。关于“四始五际”说，因为历史上留存的资料少，学界一直不明其所以然。我们经过研究发现，这是借助解释《诗经》来立论的一种政治哲学，它迄今已经失传了两千年之久。
一、齐诗源流
齐诗传自汉初的齐人辕固生。辕固生是一位颇有风骨的人。他在汉景帝时为博士，曾经在景帝面前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的问题。当时黄生提出，汤武并不是革命，乃是一种篡弑。这种意见有明显的对现政权表示永远效忠的意味，但却违背了儒家经典的观点。辕固生听后立即反驳说，桀纣暴虐，天下民心皆归汤武，汤武按照人民的意愿诛杀桀纣，桀纣统治下的人民不为桀纣所使，都归附了汤武，汤武不得已而自立为王，这难道不是革命吗？黄生则提出，帽子再破，还是要戴在头上，鞋再新还是要穿在脚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有上、下之分。桀纣虽然失道，但毕竟是君上，汤武虽然圣明，毕竟是臣下。君主有过失，臣下不是加以匡正，以尊天子，而是因为他有过失而诛杀他，取而代之，这难道不是篡弑吗？辕固生回答说，如果非要这样说，那我们的高祖皇帝取代秦皇，即天子之位，那是对呢还是错呢？辕固生的风骨及其关于“汤武革命”的观点被后世齐诗一派所继承，比如后来齐诗的“四始五际”之说，虽然披上了术数的外衣，但骨子里仍是关于政治“革命”可能性的理论。
齐诗自辕固生三传而至翼奉，在这一诗学体系的授受过程中，不断地融入了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观念。齐诗学产生这样的变化与汉儒说经的方式相关。汉儒说经，喜言术数，《周易》[7]相关讨论中的阴阳观念、《尚书》中的“五行”观念、《春秋》中的灾异观念等等都被利用来构造术数理论。《诗经》本是上古的诗歌总集，并不适合构造术数理论，但在齐诗这里却构造了一个“四始五际”的术数理论。《汉书·翼奉传》[8] 记载翼奉上疏提到“五际”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翼奉所称之齐诗“五际”之说，今已不详。
关于“四始”、“五际”，《诗纬·泛历枢》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论述，今引录如下：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
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
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诗纬·泛历枢》所载不完全等同于翼奉的学术，但《诗纬·泛历枢》为齐诗的一个支脉则无疑义。鉴此，魏源的《诗古微》直接称《诗纬·泛历枢》为《齐诗纬·泛历枢》。因为只有《诗纬·泛历枢》关于“四始五际”说有完整的论述，我们的研究也主要以《诗纬·泛历枢》的资料为依据。
关于“四始五际”之说，晚清以及现代学者已有一些积极的研究成果，但他们多将它当作一种失传了的诗学理论，而在我们看来，它实际上是一个解释西周王朝兴盛、发展、衰落，以及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时机的政治哲学。
二、齐诗“四始五际”的理论模型
1.古人关于“四始五际”的不同解释。
古人论“四始五际”，往往把“四始”和“五际”分开说。关于“四始”有不同的解释，关于“五际”也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先来看关于“四始”的各种解释，约有四说：
其一，鲁诗的说法：以《诗经》中《风》、《小雅》、《大雅》、《颂》的首篇为“四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司马迁将《诗经》中《风》、《小雅》、《大雅》、《颂》的首篇称为“始”。但他并没有用“四始”一词来总括，所以这只是诗序的一种表示方式，以别于其他版本的诗序。这还是诗经学本身的问题，并没有与政治理论相联系。由于司马迁曾师事孔安国，而孔安国是鲁诗的传人，所以司马迁的观点可以看作鲁诗的“四始”说。
其二，韩诗的说法：以《风》、《小雅》、《大雅》、《颂》中的首篇连著后面若干篇为“四始”。魏源《诗古微·四始义例》考韩诗之说云：“韩诗以《周南》十一篇为'风'之始；《小雅》，《鹿鸣》十六篇，《大雅》， 《文王》十四篇，为二《雅》之正始；《周颂》当亦以周公述文武诸乐章为《颂》之始。”
其三，毛诗的说法：以《诗经》中的《风》、《小雅》、《大雅》、《颂》之全体为“四始”。《毛诗序》说：“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毛诗将《诗经》当作教科书，视之为政治实践的预备和开始阶段，因而把《诗经》中的四个部分：《风》、《小雅》、《大雅》、《颂》之全体称作“四始”。“以四者王道兴衰之所由。人君能行之则兴，废之则衰。故谓之'四始'。”(《诗疑辨证》卷一)这可以说是毛诗的“四始”说，这种“四始”说已经与政治问题相联系了。
其四，《齐诗纬》的说法：以《诗经》二《雅》中的四篇为“四始”。《诗纬·泛历枢》的说法：“《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这里提到了《诗经》中的四篇诗，即《大雅》中的《大明》篇和《小雅》中的《四牡》、《南有嘉鱼》、《鸿雁》三篇。因为它们与五行之始对应，所以被称为“四始”。
可以看出，“四始”之说鲁、韩、毛三家比较相近，都是从《诗经》篇章的本身出发，试图构建一种诗学与政治结合的理论。但《齐诗纬》却在二《雅》中挑选出四篇诗，并分别同十二地支和五行方位相联系，即它已被纳入到了十二地支的理论模型中。(详下)这是齐诗后学的一个分支，由于这一派诗学把《诗》与当时的术数理论结合起来，遂被后世认为虚妄不经，而加以摒弃。实际上，这一诗学建立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它试图揭示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的时机规律。
关于“五际”，约有三说：
其一，《汉书·翼奉传》颜师古注所引应劭的说法，以为“五际”即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际关系。这也是传统儒家的说法。
其二，《汉书·翼奉传》颜师古注所引孟康注《诗内传》的说法，以为“五际”是十二地支中的五项：卯、酉、午、戌、亥。考《前汉纪》卷二十五载“齐人辕固生为景帝博士，亦作《诗外、内传》”，这里所说的《诗内传》当是辕固生的《齐诗内传》。这就意味著辕固生之时已经有了“五际”的说法，翼奉的“四始五际”说实有所本。
其三，齐诗后学分支《诗纬·泛历枢》的说法，其“五际”是指“亥、卯、午、酉”，其中一际与二际重合于亥，没有“戌”的一际。
2.齐诗“四始五际”的理论模型。
下面将齐诗的“四始”、“五际”合并论述。如上所述，在齐诗之前，各家诗学理论中已有关于“四始”、“五际”的各种说法。齐诗是利用原有的概念，对之加以改造，创造出一种政治理论模型。在齐诗那里，“四始”、“五际”是打通的，被“一视同仁”地标示在十二地支的理论模型上。
汉儒喜爱以十二地支构建理论模型，如下面孟喜的十二月卦图就是如此。我们列出此图是作为一种参考，读者们不必关注图中的卦画，只注意十二地支的标示方法就可以了。
前人之所以没有解开“四始五际”的千古之谜，是由于将“四始”、“五际”分开来看，又迷惑于汉儒对“四始”、“五际”的不同解释，这样就把视线从十二地支圆图模型上移开了。而不借助十二地支圆图模型，齐诗“四始五际”说便无从索解。相反，如果将它移回到十二地支圆图模型上来，“四始”、“五际”的意涵便十分明白了。
我们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首先画一个圆周，将其分为十二等份，按顺时针顺序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标示。参考上引孟喜十二月卦图可见，子、午、卯、酉对应北、南、东、西四个方位。按一般的术数理论，北、南、东、西对应五行中的水、火、木、金。而在已经给出的十二地支圆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亥”在“子”之前，所以称为“水始”；“寅”在“卯”之前，所以称为“木始”；“巳”在“午”之前，所以称为“火始”；“申”在“酉”之前，所以称为“金始”，由此构成所谓“四始”。接著，我们可以标出“五际”的位置，根据《诗纬·泛历枢》所说，“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这也就是说，亥为一际和二际的重合，卯为三际，午为四际，酉为五际。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我们还可以将它看作一个理论模型的基座。需要特别指出，这是一个解释齐诗“四始五际”的示意图，图中的“十二支”不同于古人用以标示岁、日、时辰的“十二支”概念，它只是借助地支观念标示一个完整过程的示意图。
《南有嘉鱼》火之始《采芑》火《鸿雁》金之始《祈父》金《大明》水之始《四牡》木之始《天保》木午四际未申酉五际戌亥一际二际子丑寅卯三际辰巳阳谢阴兴阴盛阳微天门阴阳之际地门
剩下的工作，是按照《诗纬·泛历枢》的提示，将它所提到的《诗经》中的诗篇标在十二地支圆图的具体位置上。《诗纬·泛历枢》说：“《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因为这两段话中提到八篇诗，两次提到《大明》篇，相重复，且《大明》一篇，著落点在一际和二际的重合点亥上，所以，《诗纬·泛历枢》所说的“四始五际” ，只牵涉《诗经》的七篇诗，即《大明》、《四牡》、《天保》、《南有嘉鱼》、《采芑》、《鸿雁》、《祈父》。我们把已选出的《诗经》七篇填在十二地支圆图的理论基座上，即“亥”填《大明》，“寅”填《四牡》，“卯”填《天保》， “巳”填《南有嘉鱼》，“午”填《采芑》，“申”填《鸿雁》，“酉”填《祈父》。这七篇诗从《诗经》中特别挑选出来，究竟要表示何种意义，留到下一节再讨论。
三、齐诗“五际”论域下七篇诗的特殊意义
齐诗“四始五际”理论所关涉的七篇诗全部在《诗经》大、小雅中，之所以选出这七篇，是因为这七篇诗分别反映了西周王朝兴起、发展、鼎盛、衰落的不同阶段。这个不同阶段是用“五际”来表示的，而“四始”则是“五际”的前导。
1.“一际”与“二际”重合于亥，亥为“水之始”，配诗为《大雅·大明》篇。
所谓“亥为革命，一际也”，“亥”是十二地支中的最末一位，意味旧的周期即将结束，新的周期即将来临，象征旧王朝即将灭亡，新王朝即将兴起。这种新、旧王朝的更替就是“革命”。齐诗认为《诗经》足以反映政治变迁、王朝更替的规律，而表达旧王朝即将灭亡、新王朝即将兴起的诗篇就是《诗经·大雅·大明》。此诗共八章，其首章说：“天位殷适(嫡)，使不挟四方”，认为殷商的纣王(殷嫡)已经无法统治天下四方了。其第六章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这段诗翻译成现代语言，其大意是：上帝有命自天降，命令我们周文王，周原京师兴周邦。娶来新妇有美德，莘国长女嫁周邦，是她生了周武王。天保武王告天命：“你的使命伐大商。”《大明》一诗，其大要言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兴，从王季、文王，一直讲到武王，讲了一个周人崛起、直至取代殷商的过程。
“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一际”说的是人间，“二际”说的是天界，在时间上是重合的，意在说明周人“革命”有“天命”的依据。“商之亡，天亡之也。周之兴，天兴之也。”(《毛诗集解》卷三十)在十二地支的周期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巳”，一是“亥”。“巳”为地支的第六位，象征阳气已尽，过“巳”则阴气当令，故“巳”又称“地门”；“亥”为地支的第十二位，象征阴气已尽，过“亥”则阳气当令，故“亥”又称“天门”。“天门”是天神所出入之处。“神在天门，出入候听”，是说天神出入此间视察人间帝王兴衰得失，善则昌之，恶则亡之。
值得注意的是，“五际”之中，后三际都在圆周上端、左端和右端的中点上，唯独前两际非但不在下端的中点上，反而在亥的时位上自相重复，这是为什么呢？下端中点“子”位，被术数家认为是“凶”位，商纣王就亡于甲子年，所以为后世王者所忌。且术数家通常也忌讳子午对冲，所以“子”的时位上常空而不用。
2.三际在卯，卯为木，在东方，为阳气渐升，君子道长之时，配《小雅·天保》篇。以《小雅·四牡》篇为前导。
我们先从《四牡》篇看。《四牡》在寅，为“木之始”，是“四始”之一。《四牡》是一首什么诗，何时所作？《毛诗序》说：“《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悦)矣。”郑玄《笺》说：“文王为西伯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来于其职，于其来也，陈其功苦以歌乐之。”按照郑玄的说法，是文王为西伯时之诗。但此说遭到后世一些学者的质疑，如明代朱朝瑛《读诗略记》卷三说：“《序》曰：'劳使臣之来也。'使臣所之，必非一国。诗中但称'周道'，则是武王、周公之诗，非文王率叛事纣之诗明甚。”我们以为朱朝瑛所言甚是，《四牡》应为周朝建立以后才创作的诗篇。《四牡》共五章，其首章说：“四牡，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监，我心伤悲。”这段诗翻译成现代语言，其大意是：四马奔跑不停蹄，周道蜿蜒又漫长。难道我不把家想？王室差事未完成，我的心里好悲伤。这是天子慰劳使臣劳苦的诗篇，天子体谅这些使臣的辛苦，因而站在使臣的角度描写使臣内心的苦痛。因为有这些属臣辛劳奉献，参与王者的创业过程，才使王者的基业得以建立和巩固。在这个意义上，《四牡》篇是《天保》篇的前导。
《小雅·天保》篇在卯的位置上，如果我们将十二地支圆图中的卯与酉作一连线，正好将圆图分作上下两个半圆，上半圆为阳，下半圆为阴，“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卯的时位也许可以借助《周易·泰》卦《彖传》来认识：“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代表了社会政治正处于一个蒸蒸日上的状态，是一个开始全面体现正能量的时期。所以处于“阴阳交际”的“卯”的时位表示，此时西周王朝的政治已经完全巩固。而《小雅·天保》篇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特点。按照传统的解释，这是君臣宴飨时所歌之诗，《小雅》开篇自《鹿鸣》以下五篇诗，是君主慰劳臣下的，而第六篇《天保》是臣下答谢君主的诗。《天保》共六章，其首章说：“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这段诗翻译成现代语言，其大意是：上天已保定你的王位，政权如此牢固。它使你的国家强大，让你得到所有的福禄。它使你的国家富饶，让其物产丰足。在齐诗“五际”说的结构中，《天保》一诗表示周王朝建立政权后，受到天下臣民真心的拥戴。
3.四际在午，午为火，在南方，此时“阳谢阴兴”，阳气盛极将衰，配《小雅·采芑》篇。以《小雅·南有嘉鱼》篇为前导。
先从《南有嘉鱼》篇看，《南有嘉鱼》在巳，为“火之始”，是“四始”之一。《南有嘉鱼》是一首什么诗，何时所作？《毛诗序》说：“《南有嘉鱼》，乐与贤也。太平之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疏解说：“作《南有嘉鱼》之诗者，言乐与贤也。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职禄，皆有至诚笃实之心，乐与在野有贤德者共立于朝而有之，愿俱得禄位共相燕乐，是乐与贤也。”《南有嘉鱼》共四章，其首章说：“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这段诗翻译成现代语言，其大意是：南方有好鱼，群群相逐随。君子有好酒，嘉宾宴饮乐传杯。在齐诗“五际”说的结构中，《南有嘉鱼》表示西周王朝已达太平盛世，明君之德光被天下，朝无旷官，野无遗贤，人尽其用。此时可视为西周的全盛时期，不一定专指周公、成王之时。此时虽然距离极盛之时尚差一步，但到了极盛之时，便会盛极转衰，那未必是好事。而西周极盛之时是以《小雅·采芑》一诗来表示的。
现在来看《小雅·采芑》篇。“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午”正是丽日中天之时，但同时也是“阳谢阴兴”，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我们看到，《小雅·采芑》篇正在这个时位上。《小雅·采芑》是一首什么诗，何时所作？宋欧阳修《诗本义》卷十三说：“《采芑》，宣王南征也。其诗称述将帅师徒车服之盛、威武之容，而其首章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者，言宣王命方叔为将，以伐荆蛮，取之之易如采芑尔。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菑亩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获也。其言采芑，犹今人云拾芥也。”这是西周极盛之时，威加四夷，所向披靡。《采芑》共四章，其首章说：“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这段诗翻译成现代语言，其大意是：芑菜肥时来采芑，在休耕两年的田埂里，在休耕一年的垄中央。大帅方叔来阅军，三千战车称盛强，甲坚兵利操演忙。方叔亲自来统帅，车乘挑选青黑的马，四匹骏马真雄壮。车身铺上红色的革，车上挂著竹编的帘，车厢蒙著鲨鱼的皮，马胸前的铜饰光熠熠。诗中极夸宣王中兴之盛威。西周王朝共有十二位君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宣王之前，西周王朝一度衰落，至宣王励精图治，有文、武、成、康之遗风，西周王朝再次恢复了强大，史称“宣王中兴”。可是，好景不长，宣王喜欢炫耀武力，最后也败于武力。宣王晚年，西周转衰。所以，虽当正午之时，而在齐诗“五际”的运数中却已排在了第四际。这种安排显然是寓有政治深意的。
4.五际在酉，酉为金，在西方，此时正是日薄西山之时，“阴盛阳微”，配《小雅·祈父》篇。以《小雅·鸿雁》篇为前导。
先来看《小雅·鸿雁》篇。《鸿雁》在申，为“金之始”，是“四始”之一。《小雅·鸿雁》是一首什么诗，何时所作？欧阳修《诗本义》卷六说：“厉王之时，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兴，遣其臣四出于野，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使皆得其所，其所遣使臣，奔走于外，如鸿雁之飞，其羽声肃然，而劳其体也。”《鸿雁》一诗共三章，其首章说：“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这段诗翻译成现代语言，其大意是：鸿雁远飞翔，翅羽唆唆响。使臣离家踏征途，辛劳于野收寡孤。可怜那些穷苦人，无家无室命真苦。西周王朝在周厉王时发生了第一次政治危机，“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虽经宣王中兴，将流民招还并妥善安置，但这次危机还是透露了西周王朝衰落的征兆。宣王中兴或者只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
再来看《小雅·祈父》篇，《祈父》篇在酉的时位上，“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祈父》是一首什么诗，何时所作？祈与圻、畿相通假，所以“祈父”又称“畿父”，是执掌兵权的大司马。《毛诗序》说：“祈父，刺宣王也。”郑玄《笺》：“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则职废。”周宣王喜好炫耀武力，四方征伐，宣王三十九年，王师战于千亩，一败涂地。失败的主因在于领兵的大司马用非其人。《祈父》一诗共三章，其首章说：“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这段诗翻译成现代语言，其大意是：大司马！我本是君王的好卫兵。为什么让我陷入忧患，又到处征戍不得安宁？西周王朝这一次兵败，大伤元气，由此而迅速衰落。宣王之后便是幽王，幽王好色败德，烽火戏诸侯，遭骊戎之难，诸侯不能施助，西周王朝遂亡。
以上分析了齐诗“四始五际”的七篇诗，这七篇诗成为西周王朝兴盛、发展乃至衰落的一个历史缩影。到这里，“四始五际”的理论并没有终结，它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时机的规律问题。
四、关于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时机的理论模型
《诗纬·泛历枢》还有这样一段话：“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四始五际”是齐诗通过术数形式所建立的一种十二地支圆图理论模型。为什么建立“四始五际”便会“八节通”呢？究竟什么是“八节”呢？古人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也就是十五日为一气，二气也就是三十日为一月，三气也就是四十五日为一节，二节九十日为一时，八节为四时，即三百六十日，一岁成。这里的“八节”实际是指三百六十度的一个圆周，就是在圆图上作“四始五际”的标示，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关键是后两句：“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为了理解这两句，我们画了一个“革政革命图”如左：
下面尝试提出对这个图的理解。所谓“卯酉之际为革政”，“革政”就是政治改革。“卯酉之际”相当于圆图的上半部分，犹如时钟从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的时段，比喻一个王朝从崛起到尚未没落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中，王朝都有政治改革的机会。如果将这个时段再分为卯午、午酉两个时段，卯午为最佳的政治改革时段，因为这个时段百废待兴、人心思治，王朝政治正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呈现，社会各阶级间不存在尖锐的矛盾，所以政治改革在这个时段比较容易成功。但也因为这个时段社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并不十分强烈，历史上在这个时段进行改革的政权并不多，故需要有远见的政治家未雨绸缪，能在这个时段进行周密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改革。历史上周公的“制礼作乐”、商鞅的变法改革都是在这个时段进行的，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午酉时段，是王朝盛极而衰的时段，社会上已经积压了许多问题和矛盾，有些社会问题和矛盾还相当尖锐。虽然这些问题和矛盾可以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和消除，但这种政治改革本身已经具有风险性，因为这个时段同时也是酝酿“政治革命”的时期。所谓“午亥之际为革命”，这好比是时钟从中午十二时到下午五时的时段。而“午酉”时段，犹如时钟从中午十二时到下午三时的时段，正包含在“午亥之际”当中。历史上王莽篡汉后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应该就处在这一时段，因而直接引发了“赤眉绿林”起义，导致王莽新朝的迅速灭亡。所以在这样一个时段进行政治改革，要有高超的政治艺术，能巧妙地规避政治风险。而进入酉亥时段，则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完全丧失，回天无力，历史便会进入改朝换代的一个新的轮回之中。
邱浚曾说：“先儒之论，欲销变于未然，而臣为此说，欲应变于将然。销未然之变，非上知不能；应将然之变，虽中才可勉也。 ”(《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二)此思想对于把握和运用“四始五际”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时机规律，或许不无益处：那就是，在社会上人们思想比较统一、人心思治之时进行政治改革，“虽中才可勉也”；而在人们思想分歧较多、社会问题和矛盾比较尖锐之时进行社会改革，则“非上知不能”。
齐诗“四始五际”说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难题，向无善解。其主要原因是齐诗早亡，所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而仅留下的几段话又层层包裹在术数的形式中，迷离惝恍，不知所云。我们将它还原于汉代术数学的语境中，发现了它的秘密，领悟到所谓齐诗“四始五际”说并不是用以解释《诗经》的诗学理论，而是传达一种政治哲学的理念，即借助当时流行的十二地支圆图的术数模型，以《诗经》大、小雅中的七篇诗为史例，阐述西周兴盛、发展乃至衰亡的历史过程，其最终目的在于揭示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的时机规律。它之所以要选择一种术数形式来表达，恐怕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因为直接将它说出难免招来杀身之祸。这在当时已有先例，如眭孟、京房妄发政治预言，皆被处死。齐诗“四始五际”说虽然不属政治预言，但敢于测断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时机规律，也为当时政治之所忌。所幸，齐诗“四始五际”说的骨干材料都还在，我们据之可以揭示其本来的面目。
【参考文献】
[1]古籍：《周易》[7]，孔颖达《毛诗正义》，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诗纬》，魏源《诗古微》，黄中松《诗疑辨证》，李樗、黄櫄《毛诗集解》，欧阳修《诗本义》，邱浚《大学衍义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