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照
錢昌照（1899年～1988年），江蘇張家港鹿苑（原屬常熟）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錢昌照1918年在上海浦東中學畢業，1919年赴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1922年進牛津大學深造。建國後，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兼計劃局副局長，政協全國委員會財經組副組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華詩詞學會會長。1988年10月14日5時40分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1]
| 錢昌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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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錢昌照
別 名： 字乙藜，乳名鏞
出生地：江蘇省蘇州張家港市（原屬常熟）
出生日期： 1899年11月
逝世日期： 1988年10月14日
職 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
畢業院校：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牛津大學等
主要成就： 第一屆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第五至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目錄
個人簡介
錢昌照（1899年～1988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錢昌照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988年10月14日5時40分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錢昌照同志1899年11月生於江蘇常熟（現張家港鹿苑），1918年在上海浦東中學畢業，1919年赴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1922年進牛津大學深造。1922年參加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團到英國、美國、日本考察。回國後，他有志從事工業建設，但由於當時正值軍閥混戰時期未能如願。
1928年，錢昌照同志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1929年任國民政府秘書，1930年任教育部常務次長，1932年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副秘書長。此後，國防設計委員會改建為資源委員會，錢昌照同志任副主任委員。在抗日戰爭期間，他與主任委員翁文灝合作，吸收和培養了大批建設人才，在大後方興辦了一批工礦企業，並組織力量對各種資源進行勘探，為發展戰時生產，支援抗戰，作出了積極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後，錢昌照同志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他和副委員長孫越崎共同計劃進行經濟建設，開發資源，增強國力。但是國民黨當局蓄意發動內戰，使他們的計劃無法實現。錢昌照同志在失望之餘，於1947年春辭去了資源委員會的職務，1948年秋，出國至英國、法國、比利時考察工業生產。錢昌照同志在國外得知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消息深受鼓舞．決心回到祖國，在中共有關方面的幫助下，於1949年6月經香港到達北平，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同志的接見。
1949年9月，錢昌照同志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建國以後，錢昌照同志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兼計劃局副局長，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委員、法制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第三屆中央委員、第四屆中央常務委員、社會聯繫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對台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第五、六屆民革中央副主席。
40年來，錢昌照同志懷着強烈的愛國熱情，關心國家大事，參加社會實踐，深入調查研究，積極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特別是在經濟建設方面，他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建議，受到政府的重視和採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錢昌照同志衷心贊同改革和開放，並不辭辛苦進行實地調查，對海南島的開發提出很好的建議。他十分重視教育事業，認為教育是立國之本。直到病危之際，他仍然念念不忘開發海南和發展教育，這種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錢昌照同志一貫致力於祖國和平統一事業，他先後撰寫大量詩文，發表多次談話，期望在台灣和海外的親朋故舊，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努力。近年來，他為海峽兩岸出現的緩和氣氛感到由衷的欣慰，並不顧年老體弱，親自接待不少來自台灣和國外的親友，實事求是地向他們解釋政策，介紹情況，消除疑慮，增進共識。他對祖國統一抱有堅定的信念，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錢昌照同志是民革中央卓越的領導人，對民革的成長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十分重視民革在愛國統一戰線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中的作用，並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他珍惜民革的光榮傳統，教育黨員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發揮民革的優勢，努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事業服務。他關心年輕一代黨員的成長，鼓勵他們繼承老一輩的政治品德和工作作風，使民革的事業後繼有人。
錢昌照同志始終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深厚的感情，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堅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他真誠擁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高度評價十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認為沒有改革，中國就沒有出路。對於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困難和問題，他深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錢昌照同志酷愛讀書，知識淵博，對詩詞歌賦有很深的造詣。1987年被推為首任中華詩詞學會會長，並有詩集出版。他關心京昆戲劇的發展，經常參加文化界的活動，廣交朋友。他一生廉潔奉公，熱心公益事業， 曾多次捐資辦學，受到人們讚揚。
錢昌照同志是老一輩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在國內外享有盛譽。他的逝世，是愛國統一戰線和民革的重大損失。我們悼念錢昌照同志，要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廣泛團結各方面的力量，增強愛國統一戰線的凝聚力，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認真貫徹落實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為爭取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勝利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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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先母沈性元100周年冥誕，也是沈性元獎學金連續發放的第20年，該獎學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設立的第一個私人獎學金，於1999年更名為錢昌照、沈性元獎學金。
抗日戰爭時期，父親錢昌照住在重慶上清寺牛角沱資源委員會簡陋的辦公室內，指揮、經營和運籌着大後方的國營工業企（事）業。為躲避日寇轟炸，母親沈性元和我住在郊區歌樂山上，那是一處石頭結構的平房，解放後從父親「三反五反」交待材料中得知，蓋房子的錢是向孫越崎先生借的，直到1945年才還清孫伯伯的借款，也使我理解到當年母親為什麼那樣節儉的原因。平房東頭是一間客廳（連着飯廳），東牆上掛着一幅徐悲鴻先生為先祖父臨摹的油畫像（可惜1949年母親和我倉惶從台北出逃時未帶到香港），兩邊掛着父親描寫山中景色的一副對聯「迷離山色崇朝變，澎湃東流幾日清」，何人書寫已無從查考；記得曹禺先生（我稱他萬家寶伯伯）來山中寒舍小住並為我題紀念冊時改為「迷離山色終需變，洶湧東洋指日清」，時為1943年，太平洋戰爭已起，意指猖狂的小日本覆滅之日為期不遠也。北牆有一處壁爐，但只是聾子的耳朵，從未見它冒煙。壁爐上方掛有一方大理石，是雲南知名人士、七十年代從美國回歸大陸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繆雲台先生所贈，據云為傳家之物，一副天然的山水畫，遠山、白雲、輕舟、流水依稀可見，至今仍掛在我的臥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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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歌樂山，母親沒有讓我去上學，而是親自執教。說實話，我還真怕吃她的「板子」（當要犯錯誤時，必然會用手擰我的屁股）。為了讓我有外出活動的機會和興趣，規定每天採集兩樣不同的植物標本。於是，拿着一根棍子到處亂跑，在灌木叢中撥來撥去的少年每天出現在歌樂山各處的山坡上。過了一段時間，減為每天一片葉子，直到我對爬山真的有了興趣，每天下午不用采標本也會自覺出去鍛煉了。
父親當年雖貴為部級領導，手中掌握着大量建設資金（僅開發玉門油礦一項就向蔣介石要了五百萬美元），但母親和我平時在鄉下過着十分清寒的日子，我最盼望的是周末父親能回來，那樣才有肉吃。平素每晚喝粥，母親就吃點泡菜，而優待我一個生雞蛋拌在粥里。自奉甚儉，但對朋友所託卻毫不吝嗇。記得徐悲鴻先生有一位愛徒因肺病（當時稱TB）住在寬仁醫院，該生家境貧寒，營養嚴重不足，母親就每周燉一鍋牛肉湯用那種搪瓷提盒給他送去，我見了大咽口水，於是從此每晚的稀飯里就由雞蛋變成鵝蛋，據稱大於雞蛋至少一倍云云。為了節約和健康，母親還向徐道鄰的德籍夫人芭芭拉學會了做麩皮黑麵包，有時面發得不好，變得又黑又硬又酸，但仍逼着我當早飯吃，說是富有維生素B。為了能使我適應各種環境，母親訓練我耐寒，寒冬臘月也只能穿短褲（當然還配一雙長至小腿的布襪子），所以直到我的古稀之年仍很經凍，從未穿過毛褲。
建國後母親帶着我從台北經香港回到北京，她積極參加街道工作，十幾年如一日為街坊大爺大媽讀報，組織手工小組生產自救，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她積極配合父親，把解放後積累的大部分儲蓄捐贈和回饋給了社會。1986年母親去世後，父親就和我商量為她設一個獎學金，並於1986年秋親臨北航出席獎學金的首發儀式，這就是文章一開頭所說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歷史上第一個私人獎學金的來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