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
留学生涯
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县唐家弄一书香门第。祖父叶佳镇曾获得国子监簿街封赏，官至五品；父亲叶景沄是1894年甲午江南乡试第15名举人，曾任敬业学堂校长、清华学堂国文教员、上海教育会会长等职务，参与编纂上海县志。
1907年，叶企孙到父亲主持的上海敬业学堂读书。
1911年初，清政府将游美学务处改为清华学堂，叶企孙报考清华学堂获得录取，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
1911年10月因武昌起义爆发，清华学堂停课，叶企孙转读江南制造局兵工中学。
1913年夏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再次报考并被录取。
1918年6月毕业于清华学校毕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
1920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
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珀西·布里奇曼
叶企孙入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高压物理创始人珀西·布里奇曼。 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叶企孙主要完成了两件工作。
第一件是，在哈佛教授威廉·杜安指导下，叶企孙与H.Palmer合作用X射线测定普朗克常数，于1921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A re-measurement of the Radiation constant, h, by means of X-Rays"（《用X射线法重新测量辐射常数h》），其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2位[a]。
第二件工作在导师珀西·布里奇曼指导下，开展测量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材料磁化率的影响的研究，工作于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于1925年发表[b] [5]。 此两件工作均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并非独立完成。
桃李满天下
他终身未娶，无儿无女，但却桃李满天下。
他为新中国培养了79名院士，无党无派，最终却沦为国家罪人。
第一位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人，是他的学生林家翘。
第一位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的中国人，是他的学生戴振铎。
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当时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是他力排众议，让华罗庚在清华数学系任教，又送往剑桥大学深造。
与华罗庚齐名，就读于清华数学系的陈省身，同样受益于他的谆谆教诲，日后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现代微分几何之父。
获得2015年雨果奖（科幻文学领域最具权威的奖项之一）的中文小说《三体》，以一位名叫叶哲泰的物理学家作为肇始。
在文革中，他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批斗致死。他叹道：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抗战前的发展
1924年4月叶企孙获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其间经东大化学系教授任鸿隽介绍加入中国科学社，担任《科学》杂志编辑。
1925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应聘物理学副教授，把刚从东南大学毕业的赵忠尧、施汝为带到清华担任助教。
1926年清华学校大学部调整，开设学系。叶升为正教授并继梅贻琦担任物理系主任。
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出任理学院院长，被推举为决定学校重大政策的7位评议员之一，此后一直是清华大学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
叶企孙住在原为外国教授住宅的清华北园7号，有工人负责饮食。清华的几个单身教授也前往一同吃饭，并趁吃饭之机商议校政，策划教育改革。这样的一个“少壮派”教授群清华校史称之为“北园7号饭团”。
1926年到1937年间，叶企孙先后聘请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著名教授到清华任教。以吴有训为例，吴曾经协助导师阿瑟·康普顿验证康普顿效应。
1931年叶企孙在德国，通过赵忠尧的介绍，聘请到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进行研究工作。他随叶企孙到清华制造仪器设备，直至抗战开始才转至协和医学院工作。吴有训回国后一年多时间内曾转任多家大学老师，叶企孙以比自己的薪水还高的薪水将他聘请过来。另仅有初中文凭，由熊庆来提携的华罗庚，也是在叶企孙的支持下进入清华，从助理员做起担任教职，后更被叶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抗日战争至中共建国前
是一位爱国者
叶企孙是一位爱国者。他青年时期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便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自发表现。在以后岁月里，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3]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叶企孙对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的愤慨；面对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的步步扩大，他竭力主张抗击。
1933年热河轻易失守，他十分气愤，和另外四位清华教授一起联名提请召开临时教授会议，给国民政府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谴责不抵抗行径，甚至呼吁严究“蒋委员长”、“宋代院长”的责任。
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叶企孙起草电文，和梅贻琦、陶孟和、胡适、张溪宕等北平教育界人士联名通电全国，声明“华北民众无脱离中央之意”，揭露日伪汉奸分裂中国的阴谋。
1936年绥远抗战，叶企孙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支持学生赴绥远劳军。同年11月和12月，二十九军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两次对抗性军事演习，他和学生一起前去慰问演习将士。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的一位学生还记得他当年在课堂上讲过的话：你们学物理不能光搞理论，打起仗来，你们也得做些实事，比如提高蒸汽机效率等。
获得2015年雨果奖（科幻文学领域最具权威的奖项之一）的中文小说《三体》，以一位名叫叶哲泰的物理学家作为肇始。在文革中，他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批斗致死。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奉命南迁，与北大、南开一起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9月，叶企孙抵达天津，准备乘船南下，但不幸染病，只得滞留天津住院治疗。
一生解不开的结，是他的学生熊大缜
幸蒙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清华物理系助教熊大缜的细心照料，病情才较快好转。熊是江西南昌人，1913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叶、熊二人，相交甚笃，关系非同一般。叶企孙养病期间，清华大学决定在津设立临时办事处，负责帮功清华的师生员工南下和照管清华在天津的财产。办事处由叶企孙领导，熊大镇协助。就在这时，面对全国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熊大缜毅然决定弃教从戎，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从个人感情和熊大缜本人的前途考虑，叶企孙不同意他前往冀中，然而“事关抗日，事关民族救亡，我无法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
熊大缜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冀中根据地，先是在冀中军区修械所担任工程师，不久即任军区印刷所长。由于熊精明能干，又有专业知识，1938年6月，吕正操（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员）任命他为军区供给部长。熊任职后，办起了冀中军区兵工厂，动员了一批技术人才到冀中参加抗日。还组织起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地雷、雷管和短波通讯工具等。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购买了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装备电台的原材料等。他们研制的烈性炸药，成功地炸毁了日军的机车。在熊大缜的领导下，冀中军区的兵工生产一度搞得非常出色，配合部队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吕正操说，“熊大缜为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熊大缜放弃了赴德留学的机会，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吕正操将军麾下担任供给部部长。熊大缜利用清华所学，为部队制造炸药、雷管、无线电发报机等军用物资，为地雷战提供武器装备；而老师本人则守在津门，为熊大缜提供支援。
叶企孙的悲剧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中共“锄奸队”展开政治运动，将熊大缜诬陷为特务，未经调查核实，用石头砸死。（熊大缜为了给解放区节省子弹，自己提出这样的行刑要求） 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坚持为熊大缜奔走鸣冤，反令自己锒铛入狱。
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位七旬老者被指控为反动权威，“国家罪人”。
他变成了熊大缜变成中统特务的介绍者，惨遭毒打，脊骨受创，大小便失禁。
在听说两弹元勋[姚桐斌]]被乱棍打死，爱徒赵九章含恨自杀之后，他精神崩溃，出现幻觉。
文革后期获释，他一度在中关村大街上乞讨，双腿肿胀，身子屈成九十度。
文革结束，他亦长逝。据说临死之前，口中还在喃喃：“回清华，回清华……”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此人死讯，所有报刊均不予刊登。
1938年4月初，熊大缜派人到天津与叶企孙联系，请求帮助，希望他为冀中介绍技术人才和购买军用物资，叶企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叶企孙奔波于天津、北平之间，物色技术人才，动员他们前往冀中投身抗日。他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门本中（阎裕昌）、胡大佛、顾宗直等多人到熊大缜那里工作，他们中的多数后来成为冀中军区兵工生产的骨干。当冀中出现技术上的困难时，叶企孙本人一度也曾有过去冀中服务的考虑，但由于各种原因终于未去，坚持留在平津，冒著生命危险，为冀中购买军用物资，其中有医药、炸药原料、无线电零件、制备雷管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铂丝、电动起爆器等等。购买这些物资所用款项三万多元也由他四处募捐筹集，其中有清华大学基金一万元，清华子弟学校的基金一万八千元，余为私人捐款，他本人手中的积蓄五百元全部拿出。
他在天津英租界内还领导了为冀中制造炸药和装配电台的工作，参加者有林风（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等人。
1938年9月，叶企孙接到梅贻琦来信，通知他前往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另有两项理由也促使他南行。一是他为冀中筹借的资金已用罄，在日军占领下的平律无法再筹集，购买军用物资事难以继续进行，他决定去南方后继续为抗日筹款；二是他在天津的活动已受到日本人的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可能。
1938年10月5日，他离开天津，取道香港赴昆明。叶企孙到后方后，和冀中抗日根据地一度仍保持著联系，他还想办法为冀中筹集资金，购买制造军事装备的物资等。他还著文介绍冀中的抗战情况，高度评价了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
1939年春的锄奸运动中，熊大缜被指控为国民党派遣特务，被冀中军区锄奸部逮捕。严刑之下，熊大缜“供”出了叶企孙是“国民党C.C.特务”（这就埋下了引发叶企孙晚年悲剧的最直接的动因）。受熊案株连的有几十人，平津去的学生和科技人员全遭逮捕。熊大缜被野蛮处决后，共产党上级组织派人到冀中重新审查此案，认为是除奸扩大化的做法，其余人才被释放。造成熊案的原因主要是国共合作气候的变化和党内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感。熊大缜的死是令人痛心的，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后熊案才获平反！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近清华园，此时的叶企孙依然故我，他一生没参加任何党派，也不追随任何党派。他没有上国民党派来“抢救”教授的飞机，留在清华园，等待解决，因为他相信共产党也是要办教育、搞科学的。
1949年后至文革前
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1949年5月，叶企孙欣然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1950年3月又被教育部任命为改组后的清华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员。组织上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配合工作，主观上他也想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而且也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他所坚持的学术独立、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工作方法及办学方针，与党的要求有一定距离。
1952年，对于上级下达的院系调整方案，他认为不妥，出于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他自己搞了一个清华大学的调整方案，结果遭到从上到下的批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是有抵触情绪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自觉不自觉地跟上了潮流，而他成了“落伍者”，他被指责为对“思想改造”没有热情，“分不清敌我界限”，比如梅贻琦是上级点名要批判的“敌人”，而叶企孙竟对他留恋，并为他的一些言行辩护。解放初，国内在对萨本栋的评价上颇有争议，一些名学者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有抵毁萨的言行，叶企孙一生难得撰文，这时却站出来写了“萨本栋先生事略”一文，高度评价萨本栋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和清华物理系的贡献。当然，他这样做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更为激烈的指责和批评。面对现实，他不再作无谓的声辩与反抗，他把别人批评他的话收集整理后，做了两次公开检讨，总算被允许“通行”。
调北大物理系任教
1952年10月，院系调整后，叶企孙被调到北大物理系任教，从清华大学负责人到北大的一个普通教授，职位是下降了，但他十分情愿，因为在他看来，在新形势下，思想不与上级领导合拍，工作很难进行。能以摆脱领导工作而致力于教学和研究，实在胜过违心的盲从。
到北大后至文革开始这一时期，他的生活还算安稳，没有大的波动。公开场合，他不与人争，以求安甯。甚至在学术会议上他也很少发言，而把精力放在教学和读书上，以求为国家多培养些有用人才。周围的人总的来说对他还是尊重的，有关方面也希望让他的威望和学识发挥一些作用。他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表面上，他对许多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采取静观态度，然而他的内心是有一杆秤的，对各种社会现象，他都进行严格衡量，时时在私下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看法，他认为李森科学说是伪科学，他主张学术研究应该兼容并蓄，自由发展，而不是搞什么“阶级斗争”；他对我国在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颇有意见，认为这对我国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许多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书，他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书完全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等基本假设之上的，人们必须先接受这些基本假设才行，大鸣大放时，他有先见之明，认为说了也没用，还可能会带来麻烦，从而没有成为“右派”，但他对于右派所受到的处理方法坚持认为不妥，在路上碰到右派学生也不避嫌，主动接近，给他们以安慰；“浮夸风”盛行时，他每日看报旁边必放著纸和笔，对报纸公布的统计数字，一再核对检验，不受欺骗。
那些年里，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著一个，但叶企孙因为没有进行正面对抗，平安地度过了十几年，他头脑中绷紧的弦有些放松了，再加上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和正直感，“文革”前险些惹祸上身：1965年，《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物理学家贩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有关方面召集北京的一部分著名科学家开展讨论，绝大部分科学家在当时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说了一些套话，机械地说明唯物辩证法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叶企孙是唯一公开站出来唱反调的人!他觉得那样去理解科学发展和评价著名科学家恐失之于教条。“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体分析，给予正确评价”。并提出话难：“科学史上确有些例子，表明一个有唯心观点或形而上学观点的科学家也能做出重要贡献，为什么是这样？”许多人为他的这一举动而担心，还算侥幸，“文革”随后爆发，这件事便被冲淡了。
文革至逝世
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
十年动乱开始时，叶企孙尚未受到冲击，仍在坚守著教学岗位。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6月，国家经委、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翻出熊大缜案批斗吕正操时，前往北大叶企孙家中进行所谓调查，被北大的红卫兵组织获悉，立即贴出了“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继而开始了对叶企孙的揪斗、审查，并被关进牛棚。肉体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他精神近乎崩溃，得了幻听症，天天“听”到造反派们在广播里点名批判他并能对他的一切行动做出反应，多么绝望的感觉!然而1968年6月28日，更大的厄运降临，中央军委办公厅竟将他逮捕，关押时间长达一年多，1969年11月放回北大。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他后来也绝口不提，说是已答应过要保密。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在里面写过不少交待材料，因为其中一些被装入他的档案；在此期间他患了前列腺肥大症，放出后已两腿肿胀，步履艰难。
叶企孙被送回北大后，学校继续对他的“特务问题”进行审查，工资停发，只发少量生活费，家已被抄，而且住房也已易主，他被安排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除了饱受物质生活方面的困苦外，更难堪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无休止地“交待”，“悔过”，人性遭到空前毁灭！就在如此境况下，他仍以坚韧的毅力，顽强地支撑著，他从不因委屈而向任何人倾诉，而是默默地忍受著一切，这种“濡”味，这种“达观”，曾让不少人百感交集，心酸难禁！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与另一位物理学老前辈饶毓泰作比较，深有感触地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象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然而，正是这种塑性对他晚年的悲剧起著相当的深化作用。
1972年5月，有关一方面对叶企孙的“C.C.特务”问题，做出了“查无实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以示“宽大”。他恢复了教授待遇，住进北大公寓。这时他的前列腺肥大症已是很重了，行走不便，因小便失禁，无法就床安寝。
1973年教授体检，医嘱需动手术治疗，并警告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肾脏随时可能坏死，然而叶企孙认为自己的病状是人体自然衰老现象，他说，“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无须治疗。”在他看来，他一生要做的事已基本做完，即使做手术治疗能延长几年寿命，也无多大意义。何况，几年来，他已尝够了世态炎凉，一些本来应该帮助他而且也有能力帮助他的人，避之犹恐不及，提起他的名字就讳莫如深，更不必说主动来过问他的病情，这就更加速了“不可逆过程”的进展。
惨淡地告别了人世
1977年新年伊始，中华大地已绽出几丝春的暖意，但在叶企孙的生命历程中，却是最寒冷的冬日，疾病一误再误，生命的活力终于耗尽，1月9日有人发现叶企孙说话混乱，11日完全昏迷，12日才被送到北大校医院，因情况危急，马上送到北医三院，但却不让住院，只准在观察室停留，不得已走后门才算弄到了病床，然而为时已晚矣。[4]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带著所谓“历史问题”的尾巴，惨淡地告别了人世。 叶企孙去了，然而以他为主角的悲剧却仍在继续，北京大学有关方面为再次表示“宽大”，根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办法，于1977年1月19日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从此之后的近十年间，他的名字和事迹很少有人提起，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叶企孙这个人一样。
终于得以平反
1986年8月，在吕正操将军的努力下，河北省委做出了为熊大缜平反的决定，至此，叶企孙的所谓“历史问题”终于化为乌有！
这种结果虽然是公正的，但却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某几个人已经死了，而另外几个人还活著！[5]
他和熊大缜终于得以平反。此时距离他去世，已十年之久；而他的学生熊大缜，冤死已近五十年。
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学者联名呼吁，请求清华大学为他树立铜像。
1995年，铜像落成。
一生培养79位院士的大师—叶企孙
叶企孙，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清华大学校长，一生培养出了79名院士。
叶企孙，13岁成为清华大学第一批学生，20岁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又考取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20世纪20年代他与合作者对普朗克常数作了精确测定，其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16年之久，开创了高压磁化的正确方法。
27岁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学系，30岁创建了清华理学院，创建了算学、物理、化学等6个系，清华以此成为全国顶尖高校。
1968年，70岁的叶企孙含冤入狱，出狱后，破衣烂衫在大街上流浪乞讨为生，没有人知道，这位佝偻着背的老人，竟然是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宗师。
他终生未婚，没有子女，却为泱泱大国培养了万千英才。23岁成就享誉全世界，盛名时拒绝诱惑归国，一生奉献给了清华，培养出像李政道、钱三强、华罗庚、杨振宁等79名院士。
叶企孙先生是时代的先驱，是民族的脊梁，他身上难能可贵的品格、人性光辉值得我们后人去铭记去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