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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南模式

來自 網絡 的圖片

中文名稱: 蘇南模式

地區: 蘇州、無錫、常州等地區

提出時間: 20世紀80年代

提出人: 費孝通

20世紀80年代初費孝通首次提出的蘇南模式,通常是指蘇南的蘇州無錫常州南通等地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發展的方式。「蘇南模式」的概念最早見於費孝通教授1983年寫的《小城鎮·再探索》:「江蘇、無錫、常州、通州的鄉鎮企業發展模式基本相同,我稱之為蘇南模式。」其主要特點是:農民依靠自身力量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以集體經濟為主;鄉鎮政府主導鄉鎮企業發展;市場調節是主要手段。它是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實證模型之一。[1]

目錄

形成背景

名稱來源

1984年,費孝通教授首先提出了"蘇南模式"這一概念,指蘇州、無錫、常州大體相同的經濟發展背景和現實發展路子。蘇南地區位於太湖之濱、長江三角洲中部,人多地少,但農業生產條件得天獨厚。蘇南地區毗鄰上海等發達的大中工業城市和市場,水陸交通便利。蘇南地區的農民與這些大中城市的產業工人有密切的聯繫,接受經濟、技術輻射能力較強。同時,蘇南地區還是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祥地。早在計劃經濟時期,蘇南地區就有搞集體經濟的傳統和基礎,為發展鄉鎮企業積累了寶貴的經濟和必要的資金。蘇南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溫州模式則通過發展個體私營企業,通過市場化來促進工業化。兩種路徑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觀原因。

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蘇南各地在集體副業基礎上辦起了一批社隊企業,主要為本地農民提供簡單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這些小型社隊企業逐漸發展成為農機具廠,為集體製造一些農機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社隊企業發展的明確支持,促使社隊企業步入了一個大發展的階段。它們利用這一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特點,抓住市場空隙,迅速壯大起來。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大量技術工人節假日到蘇州、無錫等地,給蘇南帶來了信息、技術和管理經驗。因此,歷史上的積累和接受上海的輻射為蘇南地區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當時的短缺經濟,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擴張,對工業化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至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產值中已經占到了60%。

費孝通教授當時對"蘇南模式"的研究,有10個字的坐標,這就是:"類別,層次,興衰,布局,發展"。199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曾約見費孝通和錢偉長兩位先生深談長江三角洲的開發問題。費孝通適時提出"蘇南模式",正是聯繫到了國家的發展大計。

主要形式

蘇南地區採取以鄉鎮政府為主組織資源方式。

政府出面組織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資料,出資辦企業,並由政府指派所謂的能人來擔任企業負責人。這種組織方式將能人(企業家)和社會閒散資本結合起來,很快跨越和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實現了蘇南鄉鎮企業在全國的領先發展。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市場經濟轉軌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業,動員和組織生產活動,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優勢,因而成為首選形式。

形成原因

蘇南是指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三市所轄的地區,自然條件優越,有着悠久的開發歷史,是中國商品糧的主要基地; 人口稠密,耕地有限,農業勞動力的過剩高達一半以上,大量的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構成蘇南農村較早興辦鄉鎮企業的內在動因;

該地區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較早的地區,農村素有家庭手工業傳統,加之受近代工業文明的影響,蘇南農村的商品經濟意識較強,這些是蘇南鄉鎮企業發展的社會基礎;

蘇南地處集鎮密集地區,受城市經濟的輻射較強,交通運輸便利,文化發達,對輻射有較強的接收能力;

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城市知青、幹部的下放帶來了技術和管理知識,同時城市工業因動亂受挫,生產和生活資料供不應求,為蘇南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市場空間。

發展概述

蘇南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溫台模式則通過發展個體私營企業,通過市場化來促進工業化。兩種路徑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觀原因。

"蘇南模式"的概念1983年首次被費孝通先生提出,以集體經濟和鄉鎮企業為核心,追求村民共同富裕的特徵因為非常符合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所以備受追捧。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蘇南各地在集體副業基礎上辦起了一批社隊企業,主要為本地農民提供簡單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這些小型社隊企業逐漸發展成為農機具廠,為集體製造一些農機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社隊企業發展的明確支持,促使社隊企業步入了一個大發展的階段。它們利用這一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特點,抓住市場空隙,迅速壯大起來。改革開放初期,歷史上的積累和接受上海的輻射為蘇南地區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當時的短缺經濟,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擴張,對工業化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至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產值中已經占到了60%。

蘇南地區採取以鄉鎮政府為主組織資源方式。政府出面組織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資料,出資辦企業,並由政府指派所謂的能人來擔任企業負責人。這種組織方式將能人(企業家)和社會閒散資本結合起來,很快跨越和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實現了蘇南鄉鎮企業在全國的領先發展。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業,動員和組織生產活動,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優勢,因而成為首選形式。

發展路徑方向

蘇南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A、與城市經濟輻射密切相關,並逐步形成城鄉經濟一體化。蘇南鄉鎮企業一開始就是立足為城市經濟配套。與城市各種形式聯合創造的產值占蘇南鄉鎮工業總產值的1/3,與城市形成各種形式的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與科研機構形成科研--生產聯合體,形成依託城市,依託大企業和科研單位的互相滲透的城鄉經濟一體化。

B、蘇南模式是在傳統的社隊企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所有制形式上仍沿用公社時代社辦、隊辦兩級社隊企業。形成以鄉、村兩級集體所有制為主和戶辦、聯戶辦等多種層次。

C、蘇南鄉鎮企業以工業尤其是以非農副產品加工為主。這是因為蘇南農業儘管發達,但農副產品上交任務重,除口糧外,能留下自己加工的少,加上較普及的商品經濟觀念,突破了就地取材、加工、銷售的格局,走以非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的產業道路。

D、蘇南鄉鎮企業立足農村,支援農業。蘇南鄉鎮企業的原始積累來自農業,其所有者和職工大多是農村村民,並且大多是兼業農民,企業也是建在農村,從而形成蘇南鄉鎮企業在農村經濟中產生,反過來又繁榮農村經濟的良性互動局面。

積極方面

第一,鄉鎮企業可以從不多的社區積累中獲取原始資本,並可以依靠"政府信用"從銀行取得貸款,還可以無償或低成本占用社區內的土地資源,廉價使用社會區內的勞動力,從而帶來創業成本的節約。

第二,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譽,為企業取得計劃外的原料,促進產品銷售和處理商務糾紛,並幫助管理人員規避來自於財產轉移和國家政策歧視方面的風險,這也是許多私營企業寧願放棄部分財產控制權和收益權,爭當集體企業的一個主要原因。

第三,政府組織資源,企業規模一般比較大,可以生產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產品

第四,在鄉鎮企業發展初期,人們的產權意識、競爭觀念比較淡薄,平均主義思想嚴重。此時興辦社區成員名義所有、地方政府實際控制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社會比較容易接受。

此外,政企關係不明、社區成員共擔風險的特性,客觀上也使社區政府和企業決策者敢於大規模舉債,上一些技術含量高但風險大的項目,使蘇南地區在產業結構高級化、企業組織規模化方面領先溫州地區。但這種模式帶來的長期結果是,集體資源實質上成為政府的資源,個人的財產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民營經濟、基層企業家的力量得不到發展,市場活力長期受到壓制。

在蘇南,由鄉村集體支配資源,它們同時也是財富積累的主體。而在溫州,由個人積累財富和支配資源。有人認為蘇南模式是資源共享,但如何保證在資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個重要問題。這是因為,如果不能保證絕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到資源,那就是少數人獨享資源。

1998年,隨着中國進入買方市場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空隙的數量、形式和分布發生了本質變化,使在同一個空隙中生存的企業遇到前所未有的競爭,蘇南鄉鎮企業經歷了第一次改制。當時的做法大多是把鄉鎮企業改成集體控股的企業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後,鄉鎮村的地方產權制度問題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觀。由於設置"不可分配給個人的集體股"以及地方政府通過集體股掌握決策權等做法,地方產權制度以另外一種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特點

依靠農民,自力更生髮展商品經濟。具體表現在其發展過程中的"六自"即:資金自籌、勞力自招、原料自找、產品自銷、決策自主、風險自擔;

面向市場,參與競爭。注意從市場需要出發,優化鄉鎮企業的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在企業組織結構上,一方面通過小而專拾遺補缺,另一方面又通過上規模上水平取得規模經濟的優勢;

發揮地理優勢,依託城市,充分接收城市經濟的輻射,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

協調農村發展中的工業與農業關係,使鄉鎮企業的發展與農業的發展相互促進。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