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客问（老舍）
作品欣赏
有人问我：你为何不把战前战后所写的杂文——大概也有几十万字了吧——搜集起来，出一两本集子呢？答以（一）杂文不易写，我写不好，故仅于不得已时略略试笔，而不愿排印成集，永远出丑。（二）因为写不好，故写成即完事，不留底稿，也不保存印出之件；想出集子也无法搜集。（三）在我快要与世长辞的时候，我必留下遗嘱，请求大家不要发表我的函信，也不要代我出散文集。我写信只为写信，三言两语，把事说明白就好，并不自印彩笺，精心遣词，仔细作字，以期传流后代。若把这样的信件印出来，只是多费许多纸，对谁也没有任何好处。至若小文，虽不能象函信那样草草成篇，但究非精心之作，使人破工夫读念，死后也不安心！若有人偏好多事，非印行它们不可，我也许到阎王驾前，告他一状，教他天天打摆子！
有以上原因，我也深盼朋友们不再向我索要短文，因为允许我安安静静的多写些别的，总比浪费笔墨时间有益处。
有人问我：你近来为何不写小说？你的剧本，不客气的说，实在不高明，为什么不放下剧本，而写小说呢？答以：这几年来的生活与抗战前大不相同了。在战前，我能闭门写作，除了自己或儿女们生病，我的心总是静静的，只要不缺柴米烟茶，我就能很起劲的干活儿。我是个喜静的人。在家里，我有干净的桌子，合手的纸笔，和可爱的花草，所以能沉得下心去写作。我是个喜清洁与秩序的人。不管喜安静洁整应身犯何罪吧，反正在那时候我的确写出不少东西来。抗战后，我不能因为忙乱混杂而停笔，但是在今夜睡床，明夜睡板凳，今天吃三顿，明天吃半餐，白天老鼠咬烂了稿纸子，夜晚臭虫想把我拖了走的情况中，对不起，我实在安不下心去写长篇小说。
我只好写剧本。（一）为练习练习。（二）剧本无论怎样难写，反正我们现在还不需要五十或六十幕长的作品；它的长短到底有点限制，有上四五万字即能成篇；且不管好坏，反正能写成就高兴。（三）剧本比小说难写，可是它也有比小说容易的地方。戏剧有舞台上的一切来帮忙，能将薄弱之点，填补得怪好的；小说则须处处周到充实，一丝不苟。剧本要集中兵力，攻击一点；只要把握着这一点，就许能有声有色。小说呢，要散开队伍去大包围；哪处有一个洞，便包围不上了。你或者可以因兴之所至写成一个剧本，而绝对不能草率的写成一部小说。因此，我就在忙乱中，马马虎虎的去写不象样子的剧本，以期略有所得，等到太平的时候，恢复了安静生活，再好好的去写一两个象样子的剧本，而不敢在忙中马马虎虎的写小说，招人耻笑——我不怕人家耻笑我的剧本，因为正在初学乍练。
不过，我打算，在今年秋后设法找个安静所在，去试写一篇长小说。一来是因为剧本写得不少了，理应换换口味。二来是要就此推开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不至于又因过于忙乱而再犯了头晕病——过去的两冬都因不小心而天地乱转，一休息便是几个月，希望这计划能够实现！
为省得答复友人的信，附带声明：这本小说，如能写成不预备在中国发表。大概是拿到美国去，想卖五十万美金。假若有人愿出五十万美金呢，在中国发表也可以。所以，请友人们先筹好这笔款，再赐示商议——随信祈附答复费十万元，否则恕不奉复！ [1]
作者简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满族，北京人(正红旗)。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赵子曰》、《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小坡的生日》、《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笔名来历，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等笔名。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庆春是谁。“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 [2]
他于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