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獨立運動
 |
湖南独立运动，現代有時簡稱為湘獨，是支持湖南省独立自治的政治運動。先是，在1903年，受欧榘甲主张广东独立的一书《新广东》启发，湖南革命党杨毓麟提出了湖南脱离清帝国独立建国的思想，并以“湖南人之湖南”为笔名写就《新湖南》一书。而后在中华民国初年，湖南左派人士包括彭璜、毛澤東等人曾經受当时湖南省的聯省自治以及制宪运动而推動該運動，主張建立「湖南共和國」，使湖南脫離中国北洋政府獨立。該主張並沒有獲得足夠支持，并随着国共两党在苏联支持下北伐，以湖南省宪法的废除而结束。美國漢學家裴士鋒認為，湖南獨立運動是受到湖南民族主義的啟發。民国时期的湖南省独立运动一定程度刺激了地方自治[1] 意识的普及和大众化。
聯省自治時期
中华民国初年，经过袁世凯称帝倒台后，受联省自治思潮影响，政治家与地方实力军人提出联邦制的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主张各省自治立宪。
1918年，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湖南烧杀抢掠，与民争利，被人民痛骂为“张毒”。张敬尧控制言论自由，把毛泽东才发四期的《湘江评论》封杀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7月14日，湖南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創刊，毛澤東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以宣傳最新思潮為宗旨」；毛澤東為創刊號撰寫創刊宣言及長短文二十餘篇，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8月中旬，由於湖南學生聯合會領導長沙群眾舉行焚燒日貨，張敬堯的軍警包圍湖南學生聯合會，脅迫彭璜停止反日愛國運動，張貼布告，解散學聯，查封《湘江評論》。9月，毛泽东在湖南联合教育界和新闻界发动“驱张运动”。9月5日，毛澤東致信黎錦熙，說《新湖南》從第七號以後由他主持編輯；信中還說：自己頗想研究國語，非將國語教科書編成，教育是沒有辦法的；至於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個「新生命」；9月中旬，毛澤東在商業專門學校召集原學聯骨幹醞釀驅逐張敬堯問題，指出北洋軍閥內訌是驅張之大好時機，湖南學生要做驅張運動之主力，當即布置：一、盡可能策動教員和新聞界人士支援學生驅張；二、指派彭璜和商專代表李鳳池等去上海，聯絡省外驅張力量；三、積極恢復學聯；9月21日、9月26日，毛澤東先後在長沙《大公報》發表《表同情於師範學生》和《原來是他》兩篇短文，對摧殘教育、毒打車夫等社會現象表示憤慨。10月22日，毛澤東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聯署發出公啟，揭露張敬堯派其私黨操縱改選並控制省教育會之內幕，反對張敬堯摧殘教育事業；公啟於1920年2月20日在《湖南》月刊發表。10月23日，毛澤東為問題研究會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規定研究會只限於「以學理解決問題」，不涉及「以實行解決問題」；章程引起北京學界的重視。11月中旬，毛澤東出席新民學會在長沙周南女校召開之修改會章和改選大會，根據新會章，會議選舉何叔衡、李思安任正副執行委員長，陶毅、周世釗、毛澤東、周敦祥、魏璧、陳書農、唐耀章、蔣竹如為評議員，會後即進行驅逐張敬堯運動，會友多數外出，會務停頓一年；11月16日，毛澤東領導被張敬堯解散之湖南學生聯合會骨幹分子，重建學聯，於本日召開成立大會，大會發表再組宣言，指斥張敬堯一類軍閥「植黨營私，交相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犧牲民意，草營民命，蹂躪民權」。同日毛澤東就轟動長沙城之新娘趙五貞因反對包辦婚姻在花轎內自殺事件，在長沙《大公報》發表《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一文；文章分析趙五貞自殺，希望熱心人要為一個殉自由、殉戀愛之女青年呼一聲「冤枉」，此後長沙教育界、新聞界和青年學生，紛紛著文，對趙五貞事件進行討論。12月1日，毛澤東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號發表《學生之工作》：學校減少教授時間，「使學生多自動研究及工作」，從事種園、種田、畜牧等事項，實行「工讀主義」；工作必須是為生產的、合於實際生活的；要使學生養成樂於農村生活之習慣，糾正學生畢業之後「多鶩都市而不樂田園」的時弊；並說，創造新學校、新教育，必須與創造新家庭、新社會相聯繫。要使家庭、社會進步，不可徒言「改良其舊」，必須矢志「創造其新」，才能達到。12月3日，毛澤東同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聯骨幹、積極分子在長沙白沙井開會，研究形勢，討論對策；12月4日，毛在楚怡小學出席長沙各校教職員代表和學生代表聯席會議，會議決定開展驅張運動，繼續發動全省學校總罷課、游行演說；之後毛澤東在楚怡小學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組織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常德、衡陽、廣州等地擴大驅張宣傳；12月6日，毛澤東率驅張請愿團離長沙赴北京，代表團在漢口停留10天左右，分頭動員旅鄂湖南學生一道驅張，聯絡湖北學生支持驅張運動，在赴京期間毛澤東等發表「快郵代電」，向全國揭露張敬堯在湖南的罪行；12月中旬，毛澤東從武漢繞道上海為赴法勤工儉學之蔡和森、向警予、蔡暢、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於蔡和森等啟程時間推遲，不能久待，即離上海去北京；12月18日，湖南驅張請願團到達北京，鄧中夏等十餘人到車站迎接，毛澤東到京後主持驅張運動，北京成為當時湖南驅張運動之大本營；12月22日，為揭露張敬堯之罪惡和宣傳驅張運動，毛澤東同張百齡、羅宗翰等組織平民通信社，毛澤東任社長，每日發稿分送京、津、滬、漢各報，將張敬堯禍湘之罪惡及各地驅張運動之消息，加以傳布。12月27日，平民通信社印發由毛澤東起草、以湖南旅京公民署名之呈文《湘人力爭礦廠抵押呈總統府、國務院及外、財、農商三部文》，揭發湖南政務廳長串通水口山的德籍礦師，同美商以合資辦理湖南白鉛煉廠名義，行抵押借款之實的罪行，要求政府迅電張敬堯，取消草約，交款退出，並撤懲礦務局長，「以儆官邪而維礦政」；12月28日，毛澤東出席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會，討論驅張辦法，參加者千餘人；12月31日，毛澤東同彭璜、張百齡等以湖南旅京公民名義，就張敬堯違禁運煙種事上書國務院，揭露張敬堯到湘後，大開煙禁，並勸民種煙，要求國務院「速即呈明大總統，將湖南督軍張敬堯明令罷職，提交法庭依律處辦，以全國法而救湘民」；12月，楊昌濟病重，在北京德國醫院治療，毛澤東到醫院探望，楊昌濟在病中給滯留上海之章士釗寫信，向他推薦毛澤東、蔡和森。
1920年1月23日，毛澤東父親毛貽昌在家鄉病逝，與母親文氏合葬於韶山土地沖；毛澤東在北京忙於驅張活動，未能回湖南奔喪。3月25日，湖南公民代表、教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共45人，由毛澤東領銜，向全國發出快郵代電，聲討被張敬堯收買之政客組織「保張團」——旅京湘事維持會，重申湖南人民「以驅張除奸為職志」；快郵代電4月1日在上海《民國日報》發表。3月，毛泽东和老师黎锦熙用信件详谈湖南省自治运动的问题，认为湖南至少应该得到联邦制的美国州分的地位：“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4月上旬，毛澤東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東街中老胡同商討結束在京驅張活動問題；會議決定，在北京的驅張代表，除留羅宗翰等少數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別到武漢、上海、廣東及回湘繼續進行驅張活動；毛澤東在北京組織驅張活動期間，同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有密切聯系，用心閱讀他們介紹之馬克思主義書刊；毛澤東熱心搜尋能夠找到為數不多之中文本共產主義書籍；毛澤東較多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影響，對社會歷史發展有比較正確理解。
1920年6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湘人為人格而戰》，說張敬堯禍湘；6月11日，直皖戰爭即將爆發，皖系無力挽回張敬堯失敗，當晚張敬堯出走，毛澤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谭延闿击败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6月12日，湘軍前鋒部隊進入長沙；6月14日，湘軍總指揮趙恒惕到長沙；6月17日，湘軍總司令、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延闓到長沙；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中主張湖南仿效朝鮮等國，尋求自決：
湖南自入民國，三被兵災，遭難最多，犧牲特大……同人之愚，以為欲建設一理想的湖南，唯有從“根本改造”下手，而先提出一最低限度且應乎時勢要求之條件，合省內外湘人之公意，剷除一切私見私利……論者謂湖南為東方之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為吾儕“理想湖南”之影相，從今日起，三千萬人滌慮洗心，向前奮進，未始無實現之一日。時勢明告吾儕，荒野之西伯利亞，已起風潮；已亡之朝鮮，亦求自決，大勢所趨，莫之能遏。返觀大湖以南，蒼梧以北，三湘七澤，風土雄厚，正吾人自治自決之舞臺……同人更有進者，湖南為全國之一部，湖南之改造即全國改造之一部，直接間接影響實多。
1920年6月23日，毛澤東以湖南改造促成會之名義復信湘籍老同盟會員、上海報人曾毅，提出改造湖南之主張；闡明湖南改造之要義在於「廢督裁兵」、「建設民治」；說中國20年內沒有實現「民治之總建設」的希望，在此期間，湖南應實行「自決自治」，「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築鐵路、汽車路，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信中向打著「湘事湘人自治」旗號之譚延闓、趙恒惕政府，提出兩點要求：「第一，能遵守自決主義，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將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義，自認為平民之一，乾凈洗脫其丘八氣、官僚氣、紳士氣，往後舉措，一以三千萬平民之公意為從違。最重要者，廢督裁兵，錢不浪用，教育力圖普及，三千萬人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此信6月28日在上海《申報》以《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為題全文發表。毛澤東主张湖南独立，提出了“湘人自決主義”的思想，並將湖南歷史追溯到鬻熊開國，將湘軍的曾國藩等人奉為湖南的近代先賢：
以現狀觀察，中國二十年內無望民治之總建設。在此期內，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劃湖南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處如一百年前北美諸州中之一州，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築鐵路、汽車路，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吾儕縮小範圍，講湖南自決自治。吾儕大膽昌言，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此吾人所謂湘人自決主義也。
湘人自決主義者，門羅主義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幹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仍抵抗之……嗚乎湖南！鬻熊開國，稍啟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黃、蔡邦之模範。
7月20日，湖南學生聯合會在長沙《大公報》發表《全體學生終止罷學宣言》：「現在湘局，雖僥幸解決，但來日方長，種種均待整理……雖然，我們此次的犧牲太大，所得的代價，殊不滿足。並且此次驅張，純係軍事上的色彩，轉足以重民眾的苦痛。自今以往，我們更應有徹底的覺悟，對於這種無價值的犧牲，絕對不幹。要救湖南，事事須靠著自己，沒再做無謂的周旋，向老虎嘴裡去請願。」。7月22日，譚延闓為防止直、皖、桂、粵各系軍閥勢力入據湖南，緩和湘軍內部之爭，利用湖南民意，發表被稱為各省自治運動「嚆矢」之禡電：督軍制固宜廢止，但廢其名而存其實，或更擴大其權力如巡閱使、軍區長，則流弊必更滋多；湘人此次驅張，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擬即採行民選省長制，以維湘局。7月25日，毛澤東與在長沙之湘潭教育界人士，在長沙大公報館開會，商討改進湘潭教育；會議決定成立湘潭教育促進會，毛澤東被公推為四籌備員之一，共同負責起草簡章；7月27日，湘潭教育促進會成立，毛澤東當選促進會文牘幹事；7月30日，湘潭教育促進會第一次幹事會議決定起草促進會宣言書，由毛澤東主稿。8月下旬，毛澤東在湘潭韶山休息；9月1日，回到長沙；8月上海「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擬定一個具有黨綱黨章內容之文件，並推陳獨秀擔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
1920年9月3日，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新開辟的「湖南建設問題」專欄，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堅持先分省自治後解決全國總建設之觀點，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國之主張：「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毛泽东主张中国应该像其他帝国一样解体为至少二十七个国家。
1920年9月5日，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於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中國如有徹底的總革命，我也贊成，但是不行……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龙兼公决定推出定期專欄“湖南建設問題”，以宣扬关于湖南未来应走之政治路线的觀点，由毛澤東、彭璜兩人主筆。專欄集中討論湖南是否该成为独立国，以及如果该往这条路走，该怎么做。毛泽东认为数千年来的中国都缺乏基础，因此必须打破统一的框架与巨响：“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國，盡可以說沒有中國，因其沒有基礎。說有中國也只是形式的中國，沒有實際的中國，因其沒有基礎……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我主張中國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由人民建設二十七個國。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覺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覺悟與否，我們不能必，所以只能單管我們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應該醒覺了！大組織到底無望，小組織希望無窮。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個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國來！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從湖南做起’。”
1920年9月6日、9月7日，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連續發表《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全中國無政府，全中國大亂而特亂。我料定這種現象至少尚要延長七八年。以後中國當大分裂，大糜爛，武人更橫行，政治更腐敗。……由武人、官僚的割據壟斷，變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這是必至之勢。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後，再有異軍蒼頭特起，乃是徹底的總革命」。9月13日，譚延闓以地方自治為名，企圖包辦「制憲」，召集官紳名流和省議員開「自治會議」，提出「湖南自治法」，省議會即以「民意機關」自居，並組織「自治研究會」；9月23日，譚延闓決定由省議會制訂一憲法會議組織法，召集制憲會議；後因輿論反對和湘軍內訌，制憲會議沒有召開。
而彭璜在毛泽东的“湖南共和国”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湖南的独立计划，认为湖南共和国应该建立为“非中国式非美国式的共和国”，并指出中文中的“國”字既可以指大一統帝國，也可以指自決之國。他解釋說：中國是大一統帝國，但湖南國是自決的民族國家。中华民国的政体只能让湖南亡国和战乱：
人太專注于這個‘國’字。所以一說到建‘國’，就發生破壞’大國’的恐懼。卻不知民族自決的建國，根本不同於帝國主義的建構，卻不知‘怕建小國破壞大國’的思想，就純粹是偶像的國家思想。”兩者南轅北轍，不可能東食西宿：“一個是附屬的，一個是獨立的。一個是因襲改良的，一個是根本改造的。一個是沒有獨立憲法的，一個是有獨立憲法的。一個是‘半’自治的，一個是‘全’自治的。所以要立’國’，就是要獨立，要根本改造，要有獨立憲法，要完全自治。
在19和20世纪之交，部分湖南革命者一直以“民族”等词语来描述湘人，以“民族主义”一词表达自己对湖南的忠诚和热爱之情。在毛泽东基础上，彭璜的湘独理论更加地激进，為了肯定湖南自中國獨立，他认为汉族的「名目」只是逼迫湘人顺服中国统一、压迫湘人獨立的工具，他從而將湖南人排除出漢民族之外，強調只有湖南民族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
深覺得這個籠統混雜的漢族名目，壓住了我們湖南人的向上，阻止了我們湖南人的進化，牽制了我們湖南人的發展本能！現在硬覺得我們湖南人不叫是漢族了！要不然，就是“非湖南人”不叫是漢族？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風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與本能。移言之，湖南地方的人民，是有一種獨立的“民族性’。這個“民族性”很不與各省同胞相類，所以認定湖南人與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原來是個解釋民族的莫大錯誤！……一地方人的要求獨立愈必要，我們湖南人對於湖南人的感情怎樣？我們湖南人對“非湖南人”的感情又怎樣？要是我們隨在留意，時很容易證明的。我是一個鄉下人，我從我的鄉村生活中間，看出了湖南人心中只有一個湖南，不有一個中國。我平日從省城回家去，鄉下人所與我交談的總是：“湖南的大局如何？不是袁世凱要血洗湖南？聽說北方要放個什麼湯薌銘作湖南都督？聽說陳複初有奸黨降了北方？這個畜生……湖南倒楣了，曾官保一輩的人都死完了。再也沒有這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