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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君 故乡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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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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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名》中国当代作家李汉君写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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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故乡的名

从每一个名字中,都能读出时代和文化信息。

故乡的名

国人历来重名,有道“名不正则言不顺”,就是说,名字若来路不正,再说别的,就算说得再怎么好,也都枉然。所以,弄清当地的那些名号,往往能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文化、习俗,甚至名物特产。而作为故乡之子,对于老家历史上那些曾经出现过、或者至今仍在沿用的名号,就更有考察的义务和必要了。

我的故乡位于哈尔滨松花江段左岸,是一座新兴城市,上个世纪初才开埠,而在此之前,这里人烟罕至,榛莽遍地,一片蛮荒。

她是在中东铁路修建的过程中诞生的。

1896年6月,沙俄以共同抵御日本侵占作为借口,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中俄密约》),取得了东北境内的铁路修筑权。

1898年,俄国人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至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至大连,开始修筑中东铁路。

1901年3月,由哈尔滨至沙俄乌苏里斯克一段铁路竣工。这时,哈尔滨便被确定为中东铁路的附属地,沙俄原驻海参崴的办事机构也迁到了哈尔滨,于是俄国人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建设也随之揭开了序幕。

而三年前,即1898年的4月,俄罗斯铁路勘察队的施德洛夫斯基来到了哈尔滨,他“通过马家沟渡口来到南岗高地(今霁虹街),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在前方不远处是一条江,沿着这条江伸延着一条比较狭窄的高岗(今兆麟公园至九站一带),在这条岗上有一座营盘(今空调机厂处)。在今兆麟公园处有三两间草房,在今承德广场附近有一个较大些的村庄(即哈尔滨渔村,后称傅家店)。在南岗高地和江沿高岗之间,是一片宽阔的低洼地,其间有一些漂浮黄草的小岗地,没有任何直接前往岸边的道路。”

这就是120年前的哈尔滨。与哈尔滨一江之隔的左岸,就更加荒凉了,完全是一片不曾开垦的处女地。

1901年,随着哈尔滨开始兴建,一位姓周名冕的人,渡过松花江,踏上了今天昌五镇这片荒原。

周冕时任大清国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他是奉命前来放荒开埠的。

朝廷此刻决定开垦由肇州直隶厅管辖的这片土地,也许是为了抗衡俄国人的大量涌入,也许是出于巩固边防的战略需要,总之,这片沉寂的土地,获得到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开发机遇。

那应该是一个秋天的早晨,风清日丽,雪白的云朵从头顶缓缓飘过。一只云雀箭一般直插蓝天,发出一阵悦耳的鸣叫,两只圆滚滚的鹌鹑,带着幼鸟,盘旋在草尖上方。这个季节,甩手无边的大草原,已然呈现出一派老绿色,但各种野花却争奇斗艳,开得正酣,甜根草、益母草、马兰、狼毒、野韭菜、黄花菜、打碗花、曼陀罗,漫山遍野,一片连着一片,一忽,这里花枝招摇,一忽,那边花浪涌动,白的,犹如繁星点点,黄的,好似一地鹅绒,它们恣意地盛开着,疯长着……

这时,一片草地上,早已人马聚集,火具齐备,几十号大清兵丁列好了队伍,一个个扎束停当,神情庄重。周冕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却不畏秋寒,只在平时穿着的马褂外,披上了一件黑斗篷。他在队伍前巡视了一通,然后立定,讲解了一番注意事项,随后右手一挥,发出了烧荒的号令。很快,人员按照风向四下散开,各就其位,但听得一声号炮,熊熊大火便燃烧了起来。霎时间,荒原上火蛇乱蹿,热风扑面,到处是哔哔剥剥的响声;旷野中火线成阵,浓烟翻腾,四下皆乌乌通通的黑雾。风起云涌,人欢马跃,亘古沉寂的莽原上,燃起了一场从未有过的燎原大火,烧出了一片焦黑的沃土。

百草灰飞,万木涅槃,一方热土即将诞生。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

周冕在大地上早已划定了井田格,从南至北,依照《千字文》命名荒段;由东而西,用数字排列一方方“井”号。当大火烧至“荒”字第五井时,周冕忽然锁紧了眉头——“荒字不吉啊!”他的心中,这片土地,未来该是一片兴旺之地,将要立起的,应为一座繁华之城。他想了想,决定将“荒”字更换为“昌”字,“昌字五井”——这便成了后来昌五镇的名字。不久,肇州直隶厅在昌五镇确立四门,设置了“肇东分防经历衙门”(俗称“肇东分防所”),负责管辖肇州直隶厅所属的东部一带,包括今天肇东全境以及哈尔滨、呼兰、安达的一部分地域。昌五四角设有炮台,城内棋盘街布局,中间十字主街分别为拱辰街、昌明街、升平街、紫气街。民国元年(1912年),肇东分防所改制为设置局,民国三年,升格为县。康德四年(1937年)十二月三日,已是满洲国的伪政府,将县衙迁到了中东铁路上的“满沟站”,也就是如今肇东市府的所在地。

肇东,虽说辟于蛮荒,但开埠之初,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其肇者,始也,正也,寓意万有之起始,万物之发端,而其内里,则又包含了一股凛然之气。也许正因如此吧,故乡自“周冕放荒”、开衙建署以来,人口四方汇聚,居民五音杂厝,但始终民风质朴,百姓良善,一直都以淳厚方正为习尚。但实际上,当初为肇东命名,却是极随意的,不过因为她位于肇州直隶厅以东罢了。这个“东”字,本意只是用作方位词的。但我却更愿意接受《说文解字》上的另一个义项:“东,动也”。所谓动者,显然就是说:凡事之起始,都要靠行动,基业是创出来的,好日子是干出来的,有所作为,方可立足于这片土地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肇东”二字作此一解,该是一个多么好的名字啊,它似乎预示着,这里将会有一个开天辟地的未来。

确实,肇东的开埠,在本地史上,真可算得上是一场“破天荒”了!

原来,此地过去归属于哲里木盟,并无正式的名号,当地有人称之为“满沟”。 按照字面解释,无非是说此里地势低洼,一下雨,到处积水,沟满壕平。而有的人却认为,“满沟”这个名字,只是“蒙古”二字的谐音。还有的人,将这里称呼为“甜草岗”。这是因为,此地盛产一种“甜根草”,就是中药里的“甘草”。甘草被医家陶弘景尊为“国老”,说“此草最为众药之王,经方少有不用者。”甘草遍地皆是,拿把铁锨,随处都可挖到。但如今,随着草原变为了耕地,“甜根草”已经难得一见了。

蛮荒之地,自然少有人文史迹。至今仍能见得到的,只有两处遗迹:一处是肇东城区西南四十五公里,踞松花江边五公里处,有一座古城池,相传是金兀术的妹妹为驻防而兴建。因城池周长八里,故而俗称“八里城”。据年长者说,解放前夕,城内仍有遗存的庙宇,但现在,却只剩下土城基依稀可见了。二是清光绪九年(1883年),蒙古郭尔罗斯后旗的扎萨克府(旗公府),由公营子迁到了“八里城”东北十几公里处。因札萨克旗长有“辅国公”的爵位,此地便被呼为“公爷府”,老百姓则叫它“老爷屯”。到了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因施行县旗分治,旗公府迁走了,当年的那些建筑,不久也就无影无踪了,只剩下了一处徒有其名的遗址。

开埠之前,松嫩平原上的这片土地,除了少数几座村落,到处都是荒草甸子。甸子上因为盛产碱草和苜蓿,便成了蒙古郭尔罗斯后旗的牧场。那个时候,荒原上狼奔獐跃,榛莽丛生,行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都杳无人烟。但因没有文字记载,这里荒凉的程度,却不得而知。但清初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却描述了宁古塔一带的情况,可作参考:“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转引自李兴盛《东北流人史》98页)宁古塔康熙朝便有将军镇守,为清代著名的流放地。余秋雨曾写过一篇《流放者的土地》,追思清代来此的那些南方人的悲惨命运。宁古塔今名宁安,距肇东城四百二十公里,两地相距并不算特别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年这里蛮荒的程度,甚至可能过于宁古塔。

自从肇东建县以后,便有了“三肇”一说。所说的“三肇”,即指肇东、肇州、肇源三县。肇东居于中东铁路线上,肇源紧临松花江,而肇州,在这两县之间,却仅靠公路相连。“三肇”之中,肇东因得铁路之便,在后来的发展中,一直居于首位。

肇东迁来“满沟站”,已是伪满时期了,因而,当初城市的规划和设置,据说还有日本人参与其中。

那天——姑且算它是旧历的三四月份吧,在一个极寻常的日子里——寻常得没人留意到那是几月几号,一辆进站的绿皮火车车厢里走下来几个人,有两三个身着马褂,头戴黑貂皮帽,手上都拿着一根“文明棍”,一看都有些来头。其中,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人。这几个人,都是满洲国哈尔滨市政厅请来规划新县城的。他们下了火车,被人引领着,进了一座临时借用的、车站“老毛子”职工的俄式住宅里。第二天,一行人便从火车站出发,向东行至一条河沟边,转天,又从火车站向西,走出去四五里地……他们依据当时的水纹资料,决定将主城区设在铁路以西。

“既是开埠,设置城区街道尤为关键,列位说说,可有什么好主意?”为首的这人宽面厚唇,浓眉大眼,神情不怒而威。他说着话,从衣袋里掏出一盒满洲烟草株式会社的协和牌香烟,举着给每个人递过去,但他们都摆了摆手。“都不抽啊?”他一颠烟盒,将蹿出半截的那支抽出来,叼在嘴上,划了根白头洋火,点着了。他吸了一口,抬眼看了看其他几个人,示意大家说话。

一个脸颊瘦削,蓄着山羊胡子,戴一副水晶石圆片墨镜的老者,先是干咳了一声,又习惯的把怀表上的铜链向衣襟里掖了掖,这才慢悠悠地说道:“建区西向,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即为新城,一起始,务必要体现出尊奉天地的意思,以承天地之精华,开万世之福祗。此乃百年大计,万万不可稍有疏忽!”

“那是,那是。”几位纷纷点头。

为首的就拿过铅笔来,在一张白纸上先画了个圆点,说:“这是火车站。”又接着依次画了七道竖线,然后在这七条线中间,又画了一条贯通的横线,与那个圆连接上。画完,他用铅笔指着草图说:“由火车站向西,设街数为七,一来暗指西方,二来,也合于月运二十八天之基数。”

“同意!”那个日本人似乎很兴奋,“七,也是上帝的休息日,是个极幸运的数字……”

“七在佛教,更是圆满之意。”老者瞥了一眼那个日本人,马上接了一句。

“纵者为街,横者为路,新京、哈尔滨也都这样命名街道。据此,这七条就称它为街,这条横的,称之为路,可好?”

大家又都点头称是。

这时,那位老者拿过铅笔来,在第四条竖线处,于那条横线的两侧,各划了一条斜线,然后把那张纸一转,大家立即就看出来了,街道组成了一个“奉”字。

老者接着说:“辟出这两条子午街,便可奉天居地,万福滋生,再设路宽为三,即为一生二,二生三,繁衍生息,万世不绝矣!”大家照例点头称是。

“NoNo。”那个日本人连连摆手,“这座大东亚共荣圈里的城市,大大的,三十米的街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看到它未来的发展。”

“一座县城,街宽三十米,足矣!”这是众人的意见。

但那个日本人却说:“我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我留学欧洲,专业就是城市规划。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不打算放弃自己的主张。”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为首的那人头脑很灵活。他眨了眨眼,便说:“一般的街道,三十米宽足够了,但往长远打算也并没有错。这样吧,这条横贯东西的大街作为主街,修得宽些,六十米,这也是个大顺之数……”

于是规划成型,一座县城的格局就确定了下来。

接着,这几个人又为每条街道都取了名字。横贯东西的大街为正阳路,其余的,因为车站前面可能要建有广场,暂不命名,纵向的几条街名分别是:二合、三友、四明、五权、六法、七治。这几个名字,由“合”起始,终达于“治”,中间有友民、开明、赋权、遵法,也算作体现了当时的新思潮。后来设立的学校,也都以街道命名:二合小学、三友小学,四明小学。但解放以后,人们却只呼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只以数字代名字了。街道形成不久,许是人们不习惯称呼“正阳路”,于是也叫作了“街”——正阳大街。当时,人们口中的“街”,是念“该”这个音的。如今,人们却无不庆幸那条正阳大街的宽阔,街面主路可画双向八车道,即使城市人口现在已经到了三十多万,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但街道一点也不显得逼仄,保证了交通的顺畅。

城市渐渐有了模样。正阳大街两侧的街面上,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店铺多为红砖墙,但却千篇一律都粉刷成柠檬黄色。那种颜色,在阳光下显得十分明亮而又清爽,看着,让人倍觉温暖。那种颜色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抹不去的底色。不独是我,移居瑞士的作家赵淑侠,当她1986年回到故乡的时候,也曾沿着这条正阳大街,找寻记忆中的柠檬黄。

“街道完全变样了。”她立在街头沉思着说。“什么地方还保留着刷成柠檬黄的那种房子吗?”她转过头问陪同的邓市长。邓市长摇了摇头:“你说的,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些房子现在早都被翻建了,新建筑物的立面上,现在使用的都是新材料,已经没人再刷房子了。”

“那种颜色是我儿时记忆中最漂亮的颜色,去国几十年,却怎么都忘不掉。我也曾在欧洲许多国家里找寻过,却从未见到过那种颜色的房子。这次回来,没能看见,也算作是个遗憾啊……”

赵淑侠一家是日本关东军占领肇东时离开故乡的,几十年都没有回来过。她对家乡的记忆,都是幼时的印象。但无论如何,这次返乡,让她仍然十分激动。数年后,我看到了她在大陆发行的一本名叫《情关》的书,其中有一篇《松花江畔是我家》,所写的,就是这次返乡见闻。其中她写到了正阳街,说:“肇东只有一条柏油路,叫正阳大街——这个名字对我可是太熟悉了,伯父和父亲不知对我形容过多少遍。他们就是在这条街上跑着长大的。正阳街是小城的灵魂,路宽八米、道分三条,中间以两排白杨树相隔,街两边是店铺、机关办公室、两三家饭馆、一家旅馆、一家银行。有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关紧着门,仿佛无人居住的样子。其中有排黄色的房子,破烂不堪,上面‘照相馆’三个字已经模糊,我立刻想起以前从长辈们的口里听到的:‘肇东只有一家照相馆,全县的人都是他的主顾。’当然我家的人也是这家照相馆的主顾,曾踩过这块土地,于是赶快叫小妹给我摄影留念。”

这段文字中,对街宽的记述显然是错的。实测得知,正阳街宽61.5米,二合街宽31.7米。这时的肇东,再也不是她儿时记忆中的那个肇东了。

的确,这座小城开埠时间虽短,但却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解放以后,随着人口的剧增,主城区先是有了南二横街、南三横街,后来,居民区逐渐向西延伸,很快辟出了一大片新地号。新地号上人口稀疏,建房者往往都要在房前屋后圈出一个大园子来,或以树枝编篱,或插柳条为墙,园内种上蔬菜,以能自给自足。大家你圈这儿,他圈那儿,房屋横不成行,竖不成列,形成的街巷,宽窄也都不同,更没办法取直。这里,不要说街巷无名,就连整个这片地方也没有名字,只以“新地号”呼之,等于是无名之名。后来,正阳大街也开始继续向西延伸,但却并没有取直,而是贴着新地号的北边,折向了西南方,街宽也陡然缩窄了大约三分之一。这段后续的正阳大街,两侧形成的南北向街道,很长一段时间也都没有名字,只以数字称呼:八道街、九道街……十六道街、十七道街。直到九十年代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才开始为这些街道取名,例如福民南路、福民北路,如此等等,原有的老街名,也得到了恢复。

这座小城没有真正的河流。铁东区那条河,起初只是一条排水沟,雨季用来泄洪,平时没有水,所以大家都叫它“东旱河”。七十年代,大庆为了泄洪,把这条旱河加宽、挖深,从青肯泡一直向南,直通哈尔滨呼兰区二道河。于是这条河就有了一个新名字:肇兰新河。“肇”与“兰”,只是两个地名的简单并列,不像江南许多名字那样,含着浓厚的文化韵味,如木渎镇典出吴越之争,甪直镇则借用独角兽甪端;而杭州的“龙翔桥”、“凤起路”、“九溪烟树”、“龙井”一类的名字,则更显出其文化底蕴了。

肇东也没有山。五十年代居民嘴里的“南小山儿”、“北小山儿”,其实根本不是山,只不过是地势略高的土岗子。前些年在城北的郊外堆起了一座土山,高52米,取名“肇岳山”。这个名字令人感到费解的是那个“岳”字。查了一下,历史上只有两处名为“岳山”的地方。一处在陕西宝鸡市宝鸡县新街乡的庙川村。此山之所以以“岳”为名,是因为山脚下有一座隋代兴建的“吴岳庙”,故而也称吴山。另有一处则见于《山海经▪大荒南经》:“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这座山的本名为狄山,因何典故又被称之为“岳山”,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了。但现在,这个“岳”字,在词典里“泛指高山”,却是毫无异议的。如此一来,说“岳山”,就好比说“茗茶”一样了。“茗”本来就是茶的意思,有人说指晚茶,有人说指茶芽,古代更有劣质茶一说,但不管怎样,“茗茶”二字并用,并无“名茶”之意,倒有“茶茶”之嫌了。

肇东开埠以来,虽然时间短暂,但我们从这些名字的变化上,却可以看出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仔细琢磨一番,还真能感受到时代的不同。[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