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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君 故鄉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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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的名
圖片來自免費素材圖片網

《故鄉的名》中國當代作家李漢君寫的散文。

目錄

作品欣賞

故鄉的名

從每一個名字中,都能讀出時代和文化信息。

故鄉的名

國人歷來重名,有道「名不正則言不順」,就是說,名字若來路不正,再說別的,就算說得再怎麼好,也都枉然。所以,弄清當地的那些名號,往往能有助於認識和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地理、文化、習俗,甚至名物特產。而作為故鄉之子,對於老家歷史上那些曾經出現過、或者至今仍在沿用的名號,就更有考察的義務和必要了。

我的故鄉位於哈爾濱松花江段左岸,是一座新興城市,上個世紀初才開埠,而在此之前,這裡人煙罕至,榛莽遍地,一片蠻荒。

她是在中東鐵路修建的過程中誕生的。

1896年6月,沙俄以共同抵禦日本侵占作為藉口,與清政府簽訂了《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又稱《中俄密約》),取得了東北境內的鐵路修築權。

1898年,俄國人以哈爾濱為中心,東至綏芬河,西至滿洲里,南至大連,開始修築中東鐵路。

1901年3月,由哈爾濱至沙俄烏蘇里斯克一段鐵路竣工。這時,哈爾濱便被確定為中東鐵路的附屬地,沙俄原駐海參崴的辦事機構也遷到了哈爾濱,於是俄國人開始大量湧入,城市建設也隨之揭開了序幕。

而三年前,即1898年的4月,俄羅斯鐵路勘察隊的施德洛夫斯基來到了哈爾濱,他「通過馬家溝渡口來到南崗高地(今霽虹街),看到了這樣一番景象:在前方不遠處是一條江,沿着這條江伸延着一條比較狹窄的高崗(今兆麟公園至九站一帶),在這條崗上有一座營盤(今空調機廠處)。在今兆麟公園處有三兩間草房,在今承德廣場附近有一個較大些的村莊(即哈爾濱漁村,後稱傅家店)。在南崗高地和江沿高崗之間,是一片寬闊的低洼地,其間有一些漂浮黃草的小崗地,沒有任何直接前往岸邊的道路。」

這就是120年前的哈爾濱。與哈爾濱一江之隔的左岸,就更加荒涼了,完全是一片不曾開墾的處女地。

1901年,隨着哈爾濱開始興建,一位姓周名冕的人,渡過松花江,踏上了今天昌五鎮這片荒原。

周冕時任大清國黑龍江鐵路交涉局總辦。他是奉命前來放荒開埠的。

朝廷此刻決定開墾由肇州直隸廳管轄的這片土地,也許是為了抗衡俄國人的大量湧入,也許是出於鞏固邊防的戰略需要,總之,這片沉寂的土地,獲得到了一次千載難逢的開發機遇。

那應該是一個秋天的早晨,風清日麗,雪白的雲朵從頭頂緩緩飄過。一隻雲雀箭一般直插藍天,發出一陣悅耳的鳴叫,兩隻圓滾滾的鵪鶉,帶着幼鳥,盤旋在草尖上方。這個季節,甩手無邊的大草原,已然呈現出一派老綠色,但各種野花卻爭奇鬥豔,開得正酣,甜根草、益母草、馬蘭、狼毒、野韭菜、黃花菜、打碗花、曼陀羅,漫山遍野,一片連着一片,一忽,這裡花枝招搖,一忽,那邊花浪涌動,白的,猶如繁星點點,黃的,好似一地鵝絨,它們恣意地盛開着,瘋長着……

這時,一片草地上,早已人馬聚集,火具齊備,幾十號大清兵丁列好了隊伍,一個個扎束停當,神情莊重。周冕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雖然已經年過半百,但卻不畏秋寒,只在平時穿着的馬褂外,披上了一件黑斗篷。他在隊伍前巡視了一通,然後立定,講解了一番注意事項,隨後右手一揮,發出了燒荒的號令。很快,人員按照風向四下散開,各就其位,但聽得一聲號炮,熊熊大火便燃燒了起來。霎時間,荒原上火蛇亂躥,熱風撲面,到處是嗶嗶剝剝的響聲;曠野中火線成陣,濃煙翻騰,四下皆烏烏通通的黑霧。風起雲湧,人歡馬躍,亘古沉寂的莽原上,燃起了一場從未有過的燎原大火,燒出了一片焦黑的沃土。

百草灰飛,萬木涅槃,一方熱土即將誕生。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周冕在大地上早已劃定了井田格,從南至北,依照《千字文》命名荒段;由東而西,用數字排列一方方「井」號。當大火燒至「荒」字第五井時,周冕忽然鎖緊了眉頭——「荒字不吉啊!」他的心中,這片土地,未來該是一片興旺之地,將要立起的,應為一座繁華之城。他想了想,決定將「荒」字更換為「昌」字,「昌字五井」——這便成了後來昌五鎮的名字。不久,肇州直隸廳在昌五鎮確立四門,設置了「肇東分防經歷衙門」(俗稱「肇東分防所」),負責管轄肇州直隸廳所屬的東部一帶,包括今天肇東全境以及哈爾濱、呼蘭、安達的一部分地域。昌五四角設有炮台,城內棋盤街布局,中間十字主街分別為拱辰街、昌明街、昇平街、紫氣街。民國元年(1912年),肇東分防所改制為設置局,民國三年,升格為縣。康德四年(1937年)十二月三日,已是滿洲國的偽政府,將縣衙遷到了中東鐵路上的「滿溝站」,也就是如今肇東市府的所在地。

肇東,雖說辟於蠻荒,但開埠之初,卻有了一個非常好的名字。其肇者,始也,正也,寓意萬有之起始,萬物之發端,而其內里,則又包含了一股凜然之氣。也許正因如此吧,故鄉自「周冕放荒」、開衙建署以來,人口四方匯聚,居民五音雜厝,但始終民風質樸,百姓良善,一直都以淳厚方正為習尚。但實際上,當初為肇東命名,卻是極隨意的,不過因為她位於肇州直隸廳以東罷了。這個「東」字,本意只是用作方位詞的。但我卻更願意接受《說文解字》上的另一個義項:「東,動也」。所謂動者,顯然就是說:凡事之起始,都要靠行動,基業是創出來的,好日子是干出來的,有所作為,方可立足於這片土地上,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輝煌!「肇東」二字作此一解,該是一個多麼好的名字啊,它似乎預示着,這裡將會有一個開天闢地的未來。

確實,肇東的開埠,在本地史上,真可算得上是一場「破天荒」了!

原來,此地過去歸屬於哲里木盟,並無正式的名號,當地有人稱之為「滿溝」。 按照字面解釋,無非是說此里地勢低洼,一下雨,到處積水,溝滿壕平。而有的人卻認為,「滿溝」這個名字,只是「蒙古」二字的諧音。還有的人,將這裡稱呼為「甜草崗」。這是因為,此地盛產一種「甜根草」,就是中藥里的「甘草」。甘草被醫家陶弘景尊為「國老」,說「此草最為眾藥之王,經方少有不用者。」甘草遍地皆是,拿把鐵杴,隨處都可挖到。但如今,隨着草原變為了耕地,「甜根草」已經難得一見了。

蠻荒之地,自然少有人文史跡。至今仍能見得到的,只有兩處遺蹟:一處是肇東城區西南四十五公里,踞松花江邊五公里處,有一座古城池,相傳是金兀朮的妹妹為駐防而興建。因城池周長八里,故而俗稱「八里城」。據年長者說,解放前夕,城內仍有遺存的廟宇,但現在,卻只剩下土城基依稀可見了。二是清光緒九年(1883年),蒙古郭爾羅斯後旗的扎薩克府(旗公府),由公營子遷到了「八里城」東北十幾公里處。因札薩克旗長有「輔國公」的爵位,此地便被呼為「公爺府」,老百姓則叫它「老爺屯」。到了偽滿康德二年(1935年),因施行縣旗分治,旗公府遷走了,當年的那些建築,不久也就無影無蹤了,只剩下了一處徒有其名的遺址。

開埠之前,松嫩平原上的這片土地,除了少數幾座村落,到處都是荒草甸子。甸子上因為盛產鹼草和苜蓿,便成了蒙古郭爾羅斯後旗的牧場。那個時候,荒原上狼奔獐躍,榛莽叢生,行走幾十里甚至上百里都杳無人煙。但因沒有文字記載,這裡荒涼的程度,卻不得而知。但清初有一本叫做《研堂見聞雜記》的書上,卻描述了寧古塔一帶的情況,可作參考:「寧古塔在遼東極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積雪,非復世界……說者謂至半道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飢人所啖,無得生也。」(轉引自李興盛《東北流人史》98頁)寧古塔康熙朝便有將軍鎮守,為清代著名的流放地。余秋雨曾寫過一篇《流放者的土地》,追思清代來此的那些南方人的悲慘命運。寧古塔今名寧安,距肇東城四百二十公里,兩地相距並不算特別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當年這裡蠻荒的程度,甚至可能過於寧古塔。

自從肇東建縣以後,便有了「三肇」一說。所說的「三肇」,即指肇東、肇州、肇源三縣。肇東居於中東鐵路線上,肇源緊臨松花江,而肇州,在這兩縣之間,卻僅靠公路相連。「三肇」之中,肇東因得鐵路之便,在後來的發展中,一直居於首位。

肇東遷來「滿溝站」,已是偽滿時期了,因而,當初城市的規劃和設置,據說還有日本人參與其中。

那天——姑且算它是舊曆的三四月份吧,在一個極尋常的日子裡——尋常得沒人留意到那是幾月幾號,一輛進站的綠皮火車車廂里走下來幾個人,有兩三個身着馬褂,頭戴黑貂皮帽,手上都拿着一根「文明棍」,一看都有些來頭。其中,還有一個西裝革履的日本人。這幾個人,都是滿洲國哈爾濱市政廳請來規劃新縣城的。他們下了火車,被人引領着,進了一座臨時借用的、車站「老毛子」職工的俄式住宅里。第二天,一行人便從火車站出發,向東行至一條河溝邊,轉天,又從火車站向西,走出去四五里地……他們依據當時的水紋資料,決定將主城區設在鐵路以西。

「既是開埠,設置城區街道尤為關鍵,列位說說,可有什麼好主意?」為首的這人寬面厚唇,濃眉大眼,神情不怒而威。他說着話,從衣袋裡掏出一盒滿洲煙草株式會社的協和牌香煙,舉着給每個人遞過去,但他們都擺了擺手。「都不抽啊?」他一顛煙盒,將躥出半截的那支抽出來,叼在嘴上,劃了根白頭洋火,點着了。他吸了一口,抬眼看了看其他幾個人,示意大家說話。

一個臉頰瘦削,蓄着山羊鬍子,戴一副水晶石圓片墨鏡的老者,先是乾咳了一聲,又習慣的把懷表上的銅鏈向衣襟里掖了掖,這才慢悠悠地說道:「建區西向,這固然是不錯的。但即為新城,一起始,務必要體現出尊奉天地的意思,以承天地之精華,開萬世之福祗。此乃百年大計,萬萬不可稍有疏忽!」

「那是,那是。」幾位紛紛點頭。

為首的就拿過鉛筆來,在一張白紙上先畫了個圓點,說:「這是火車站。」又接着依次畫了七道豎線,然後在這七條線中間,又畫了一條貫通的橫線,與那個圓連接上。畫完,他用鉛筆指着草圖說:「由火車站向西,設街數為七,一來暗指西方,二來,也合於月運二十八天之基數。」

「同意!」那個日本人似乎很興奮,「七,也是上帝的休息日,是個極幸運的數字……」

「七在佛教,更是圓滿之意。」老者瞥了一眼那個日本人,馬上接了一句。

「縱者為街,橫者為路,新京、哈爾濱也都這樣命名街道。據此,這七條就稱它為街,這條橫的,稱之為路,可好?」

大家又都點頭稱是。

這時,那位老者拿過鉛筆來,在第四條豎線處,於那條橫線的兩側,各劃了一條斜線,然後把那張紙一轉,大家立即就看出來了,街道組成了一個「奉」字。

老者接着說:「辟出這兩條子午街,便可奉天居地,萬福滋生,再設路寬為三,即為一生二,二生三,繁衍生息,萬世不絕矣!」大家照例點頭稱是。

「NoNo。」那個日本人連連擺手,「這座大東亞共榮圈裡的城市,大大的,三十米的街寬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看到它未來的發展。」

「一座縣城,街寬三十米,足矣!」這是眾人的意見。

但那個日本人卻說:「我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我留學歐洲,專業就是城市規劃。我的意見是正確的,我不打算放棄自己的主張。」

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為首的那人頭腦很靈活。他眨了眨眼,便說:「一般的街道,三十米寬足夠了,但往長遠打算也並沒有錯。這樣吧,這條橫貫東西的大街作為主街,修得寬些,六十米,這也是個大順之數……」

於是規劃成型,一座縣城的格局就確定了下來。

接着,這幾個人又為每條街道都取了名字。橫貫東西的大街為正陽路,其餘的,因為車站前面可能要建有廣場,暫不命名,縱向的幾條街名分別是:二合、三友、四明、五權、六法、七治。這幾個名字,由「合」起始,終達於「治」,中間有友民、開明、賦權、遵法,也算作體現了當時的新思潮。後來設立的學校,也都以街道命名:二合小學、三友小學,四明小學。但解放以後,人們卻只呼頭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只以數字代名字了。街道形成不久,許是人們不習慣稱呼「正陽路」,於是也叫作了「街」——正陽大街。當時,人們口中的「街」,是念「該」這個音的。如今,人們卻無不慶幸那條正陽大街的寬闊,街面主路可畫雙向八車道,即使城市人口現在已經到了三十多萬,路上車水馬龍,川流不息,但街道一點也不顯得逼仄,保證了交通的順暢。

城市漸漸有了模樣。正陽大街兩側的街面上,店鋪一家挨着一家。店鋪多為紅磚牆,但卻千篇一律都粉刷成檸檬黃色。那種顏色,在陽光下顯得十分明亮而又清爽,看着,讓人倍覺溫暖。那種顏色成了我童年記憶中抹不去的底色。不獨是我,移居瑞士的作家趙淑俠,當她1986年回到故鄉的時候,也曾沿着這條正陽大街,找尋記憶中的檸檬黃。

「街道完全變樣了。」她立在街頭沉思着說。「什麼地方還保留着刷成檸檬黃的那種房子嗎?」她轉過頭問陪同的鄧市長。鄧市長搖了搖頭:「你說的,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些房子現在早都被翻建了,新建築物的立面上,現在使用的都是新材料,已經沒人再刷房子了。」

「那種顏色是我兒時記憶中最漂亮的顏色,去國幾十年,卻怎麼都忘不掉。我也曾在歐洲許多國家裡找尋過,卻從未見到過那種顏色的房子。這次回來,沒能看見,也算作是個遺憾啊……」

趙淑俠一家是日本關東軍占領肇東時離開故鄉的,幾十年都沒有回來過。她對家鄉的記憶,都是幼時的印象。但無論如何,這次返鄉,讓她仍然十分激動。數年後,我看到了她在大陸發行的一本名叫《情關》的書,其中有一篇《松花江畔是我家》,所寫的,就是這次返鄉見聞。其中她寫到了正陽街,說:「肇東只有一條柏油路,叫正陽大街——這個名字對我可是太熟悉了,伯父和父親不知對我形容過多少遍。他們就是在這條街上跑着長大的。正陽街是小城的靈魂,路寬八米、道分三條,中間以兩排白楊樹相隔,街兩邊是店鋪、機關辦公室、兩三家飯館、一家旅館、一家銀行。有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關緊着門,仿佛無人居住的樣子。其中有排黃色的房子,破爛不堪,上面『照相館』三個字已經模糊,我立刻想起以前從長輩們的口裡聽到的:『肇東只有一家照相館,全縣的人都是他的主顧。』當然我家的人也是這家照相館的主顧,曾踩過這塊土地,於是趕快叫小妹給我攝影留念。」

這段文字中,對街寬的記述顯然是錯的。實測得知,正陽街寬61.5米,二合街寬31.7米。這時的肇東,再也不是她兒時記憶中的那個肇東了。

的確,這座小城開埠時間雖短,但卻一直處在變化之中。

解放以後,隨着人口的劇增,主城區先是有了南二橫街、南三橫街,後來,居民區逐漸向西延伸,很快辟出了一大片新地號。新地號上人口稀疏,建房者往往都要在房前屋後圈出一個大園子來,或以樹枝編籬,或插柳條為牆,園內種上蔬菜,以能自給自足。大家你圈這兒,他圈那兒,房屋橫不成行,豎不成列,形成的街巷,寬窄也都不同,更沒辦法取直。這裡,不要說街巷無名,就連整個這片地方也沒有名字,只以「新地號」呼之,等於是無名之名。後來,正陽大街也開始繼續向西延伸,但卻並沒有取直,而是貼着新地號的北邊,折向了西南方,街寬也陡然縮窄了大約三分之一。這段後續的正陽大街,兩側形成的南北向街道,很長一段時間也都沒有名字,只以數字稱呼:八道街、九道街……十六道街、十七道街。直到九十年代成為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才開始為這些街道取名,例如福民南路、福民北路,如此等等,原有的老街名,也得到了恢復。

這座小城沒有真正的河流。鐵東區那條河,起初只是一條排水溝,雨季用來泄洪,平時沒有水,所以大家都叫它「東旱河」。七十年代,大慶為了泄洪,把這條旱河加寬、挖深,從青肯泡一直向南,直通哈爾濱呼蘭區二道河。於是這條河就有了一個新名字:肇蘭新河。「肇」與「蘭」,只是兩個地名的簡單並列,不像江南許多名字那樣,含着濃厚的文化韻味,如木瀆鎮典出吳越之爭,甪直鎮則借用獨角獸甪端;而杭州的「龍翔橋」、「鳳起路」、「九溪煙樹」、「龍井」一類的名字,則更顯出其文化底蘊了。

肇東也沒有山。五十年代居民嘴裡的「南小山兒」、「北小山兒」,其實根本不是山,只不過是地勢略高的土崗子。前些年在城北的郊外堆起了一座土山,高52米,取名「肇岳山」。這個名字令人感到費解的是那個「岳」字。查了一下,歷史上只有兩處名為「岳山」的地方。一處在陝西寶雞市寶雞縣新街鄉的廟川村。此山之所以以「岳」為名,是因為山腳下有一座隋代興建的「吳岳廟」,故而也稱吳山。另有一處則見於《山海經▪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這座山的本名為狄山,因何典故又被稱之為「岳山」,如今已經不得而知了。但現在,這個「岳」字,在詞典里「泛指高山」,卻是毫無異議的。如此一來,說「岳山」,就好比說「茗茶」一樣了。「茗」本來就是茶的意思,有人說指晚茶,有人說指茶芽,古代更有劣質茶一說,但不管怎樣,「茗茶」二字並用,並無「名茶」之意,倒有「茶茶」之嫌了。

肇東開埠以來,雖然時間短暫,但我們從這些名字的變化上,卻可以看出人們的思想觀念、文化素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仔細琢磨一番,還真能感受到時代的不同。[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