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寬
| 李子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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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李子寬 出生日期；1882年 逝世日期；1973年 出生地；中國 代表作品；《聖揆錄》、《百年一夢記》等 |
李子寬(1882~1973)湖北應城人。原名基鴻，法名了空，為太虛之得力在家弟子。早年在日本參加同盟會。西元1929年，皈依太虛，並任武昌佛學院院護。其後任漢口佛教正信會會長、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漢藏教理院院董等職。嘗從白普仁、貢噶、章嘉學習密法。1947年，太虛圓寂後，負責推進其未竟之弘法事業，致力於佛教文化社、《海潮音》及《太虛大師全書》之編纂等事。來台後，任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以台北善導寺為道場，努力推動太虛的弘法事業。1973年逝於台北，享年九十二。著有《聖揆錄》、《百年一夢記》等書。
目錄
個人簡介
李裕基，字子寬(1898-1982，蓉生五子)，晚清譴責小說家李伯元族弟。江蘇省常州市人。出生於青果巷李氏"思永堂"(今已不存)。1909年進入常州府中學堂(後改名為常州中學)，與瞿秋白、張太雷為同學。1915年於常州中學肄業。入上海大同學院學習。一年後，任常州私立女子職業學校教員。1916年冬考取天津大學第一預備班，次年9月選讀北京大學政治系。1921年畢業後，長期從事新聞工作。曾任北京《新社會報》編輯，參加創辦"國聞通訊社"，任上海分社主任。後兼《大公報》駐滬特派記者，《記者周報》編輯、《民國日報》編輯。1936年後任上海《大公報》副經理、經理。[1]
家庭成員
夫人劉令銘字式盤(1905-1955)上海愛國女校文科畢業。解放後曾參加街道工作。生三子二女。
長子李延寧(1924-1995)曾用名李揚，肆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曾任新華社國際部主任。
次子李延慶，現名李青1931年生。
三子李延褆，1939年生。
長女李馨，現名辛1927年生。
次女李馥，現名朴1928年生。
個人經歷
政界生涯
李子寬，名基鴻，號李子寬，法名了空，湖北省應城縣人，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出生。李氏世代書香，曾祖宗膺公是道光丁酉科舉人，祖父國霖、父親安文都是秀才。他以伯父安邦無嗣，幼年承祧。他六歲啟蒙，十歲依生父讀四書五經，十三歲生父棄世，從叔祖世藩習八股文，二十一歲中秀才，繼之考取官方主辦的公費留學，到日本入法政學校，三年畢業，一九〇五年回國。在校期間加入同盟會，辛亥年參加武昌起義，任鄂軍都督府參議。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南北議和，孫大總統辭職，李子寬偕田桐赴上海，迎孫公蒞鄂，隨行者有胡漢民、廖仲愷等。中國國民黨成立，委李子寬為交際幹事。一九一四年，赴上海，從事新聞工作，任海上通訊社編輯，暗中從事反袁革命。一九一七年，孫總理在廣州組織大元帥府。翌年，李子寬赴粵效力，任第二軍(軍長許崇智)秘書，兼任粵漢鐵路總局監督。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叛變，圍攻總統府，秘書長林直勉挽孫公趨珠海，登永豐艦馳赴黃埔，後泊白鵝潭。永豐艦所需一切補給，概由李子寬與居正、石瑛等負責籌措運送。
爾後，許崇智任粵軍總司令，任李子寬為五邑軍政處長，嗣任廣東全省籌餉總局長。一九二五年，廖仲凱遇刺，李子寬繼任廣東財政廳長。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李子寬隨軍至湖南。蔣總司令以蔣作賓為湖北招討使，李子寬為政治部主任。李子寬微服回武漢，策動守將劉佐龍歸順。北伐軍光復武漢，成立政務、財務兩委員會，李子寬任財務委員會秘書長。一九二七年，奉派赴閩，初任財政特派員，繼任福建財政廳長。翌年，奉召回南京，任財政部禁煙處長，未幾調任南京市財政局長。一九二九年，任湖北省財政廳長。一九三〇年，鄂省府改組，改任湖北省財政特派員，兼鄂岸榷運局長及輯私局長，兼任河南省財政特派員及河南鹽務局長，有"一官五印"之稱，烜赫一時。
一九三一年，李子寬奉調財政部裁厘辦公廳主任，計畫中國裁厘方案，百年秕政，一旦清除，此為李子寬對國家之重大貢獻。一九三二年，任李子寬為中國禁煙秘書長，推行禁絕煙毒工作。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李子寬奉派赴粵任廣東禁煙特派員。一九四〇年，任國防最高委員會黨政考核會政務處副主任。一九四六年，勝利復員，當選湖北應城縣國大代表。
佛法因緣
李子寬之信佛，始於一九一八年。蔣雨岩(作賓)假上海尚賢堂，邀請太虛大師與章太炎、王與輯等人演講，李子寬與會聽講，使他對佛教初生信心。一九二七年，廈門南普陀寺住持會泉任期屆滿，寺中推選繼任住持。這時是北伐期間，時有寺院為軍隊占用的事情發生。為保護寺產，南普陀寺所設的閩南佛學院教務主任常惺，提議聘請太虛大師繼任主持，有保護寺產的作用。會泉十分贊成，即由轉逢、轉岸、常惺三人到上海禮請太虛大師。太虛應允，但為求福建寺院獲得保障，他到福建後，先去福州拜訪福建臨時政治分會主席方聲濤。這時，李子寬由武漢初調福建，任財政特派員，太虛大師無意和他相遇，乃由李子寬居中協調，商得福建駐軍的譚總指揮出了保護福建省僧寺的布告，使福建寺院獲得保障，這是李子寬在佛教中初為護持三寶盡力。
一九二九年秋，太虛大師於游化歐美後歸來，在漢口佛教會講經，李子寬時在湖北任財政廳長，每日列席聽講，並於講經圓滿後皈依了太虛法師。皈依之後，他成了太虛大師最忠實的弟子，也是大師弘法上得力的助手。由於他在省府的地位，被選為漢口佛教正信會的會長(以後連任了十五年之久)，又擔任太虛大師所創辦的武昌佛學院院護。後來，太虛大師創辦世界佛學苑，李子寬也擔任董事。一九三七年抗日軍興後，李子寬初在廣東任職，未久到了重慶，時太虛大師駐錫四川北碚縉雲寺，並創辦了漢藏教理學院，李子寬亦被推為院董之一。一九四〇年，太虛大師發表《精誠團結與佛教之調整》一文，希望整理中國佛教，因之政府領導人曾召見蔣作賓與李子寬，詢以健全佛教組織之方案。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內政、社會兩部頒發訓令，佛教界組織"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指定太虛、章嘉、李子寬三人為常務委員，迨為一九四〇年徵詢方案之延續後果。一九四六年，勝利還都，李子寬協助太虛大師著手中國佛教的整理，李氏東奔西走，煞費心力，方期整理有成，不意太虛大師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在上海圓寂。繼之大陸局勢激化，整理佛教的工作也就無疾而終了。
赴台弘法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自大陸撤至台灣之前，李子寬以世界佛學苑董事的身分來到台灣，原想尋找適當地點，把世界佛學苑圖書館(設於武昌佛學院舊址)的圖書及《海潮音雜誌》、佛教文化社等太虛大師所創辦的文化機構，遷到台灣，繼續大師未竟的弘法事業。那時台北的善導寺，政府由日人手中接收過來，列為公產，但寺中房屋大部分被台北市政府軍事科、徵兵招待所、交通警察等機關占用，寺中只有台灣省籍比丘尼數人，維持香火。李子寬以為善導寺是台北首剎，觀瞻所系，有加以整頓的必要。後來得到孫張清揚居士捐助舊台幣一千萬元，李子寬自捐伍佰萬元，自比丘尼手中頂得善導寺的管理權，作為推動太虛大師弘法事業的道場。嗣後多方交涉，政府機關一一遷出寺院。一九四九年初，李子寬組織了善導寺的護法會，聘請太虛大師的弟子大醒法師任導師，同時《海潮音月刊》也由大醒主持在台發行。大醒未幾因病請辭，又聘南亭法師任導師，寺中法務乃逐漸展開。不過導師只負責講經說法、領眾梵修，寺中的行政事務皆由護法會管理。後來，南亭法師也辭導師職，寺中導師乃告空懸，這時佛教僧侶有非議李氏不該以居士把持道場者，李子寬博採眾議，聘請印順法師出任第一任住持，護法會也把行政管理等職權移交住持負責，外界議論漸息。後來，印順因海內外弘化事忙，不克兼顧，辭去住持，並推薦演培法師繼任。在此期間，又傳出住持與監院間相處不洽，護法會偏袒某方的事件，又為李子寬帶來許多困擾。幸而李氏法名了空，善取空義，事情化解開後，也就不再執著於心了。
主持會務
一九四九年播遷台灣，在來台的佛教徒中，具有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身分者，只有章嘉大師、東初法師與李子寬三個人。七月，發生了治安機關逮捕僧侶事件，大陸來台的慈航、星雲、律航等二十餘人遭到拘留。李子寬與孫張清揚居士等人多方奔走，設法營救。同時為了大陸來台僧侶身分合法化的問題，李子寬與東初、白聖、南亭等商討恢復"中國佛教會"，並先在善導寺內成立了"中國佛教會駐台辦事處"，推東初任主任，南亭任秘書，白聖任幹事，登記來台僧侶，設法維持其生活及道業。一九五二年，中國佛教會正式在台復會，章嘉當選理事長。事實上，此事幕後奔走推動者，以李子寬之力居多。章嘉大師是青海人，密教領袖，對於漢族佛教制度不甚了解，故會務均以李氏意見為依歸。
李子寬早年在廣州時，曾因故系獄，以誦《金剛經》得解。此後他以誦《金剛經》為常課，了知內外一切皆空及畢竟空義。他嘗釋《金剛經》為白話，名曰《白話金剛經》。一九三一年八月，太虛大師在北京講《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記錄結集成《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釋》，李子寬為紀念亡母七十冥壽，特印製三千本普贈親友，太虛大師為之作序。從民國十餘年(一九二二年)到六十餘年(一九七五年)間，差不多半世紀的時間中，李子寬居士是熱心護法的大德。尤其是在台灣光復以後，大陸人士初來台灣的那幾年中，他收回了台北名剎善導寺，協助中國佛教會在台灣復會，對於台灣佛教實有相當的貢獻。
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李子寬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二歲。
其子李天培是著名的國際光電專家。李敖在回憶錄中對他們一家有所記述。
《大公報》上海館經理
1936年任上海《大公報》副經理、經理。抗戰爆發，上海《大公報》停刊後留守上海並協助創建《文匯報》，後前往重慶，任《大公報》董監事聯合辦事處總書記(總經理助手)，負責制訂各處《大公報》的統一管理及規章制度等。抗日戰爭勝利後回滬，恢復出版上海版《大公報》，繼任經理兼發行人，並當選上海市報業同業工會理事長(報業公會會長)，任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理事，與新聞界知名人士共事。1953年上海《大公報》與天津《進步日報》(原天津《大公報》)合併，遷往天津出版後，任《大公報》上海辦事處負責人。1959年上海大公報停刊後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是政協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屆委員會委員和第二、三、四、五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同時擔任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收集、整理、編輯、出版了多輯上海文史資料。其著有《追憶學生時期之瞿秋白張太雷兩先烈》一文，是研究學生時代的瞿秋白與張太雷的珍貴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