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幾個房東——倫敦回憶之二（老舍）
作品欣賞
初到倫敦，經艾溫士教授的介紹，住在了離「城」有十多英里的一個人家裡。房主人是兩位老姑娘。大姑娘有點傻氣，腿上常鬧濕氣，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家務統由妹妹操持，她勤苦誠實，且受過相當的教育。
她們的父親是開麵包房的，死後，把麵包房給了兒子，給二女一人一處小房子。她們賣出一所，把錢存在銀行生息。其餘的一所，就由她們合住。妹妹本可以去作，也真作過，家庭教師。可是因為姐姐需人照管，所以不出去作事，而把樓上的兩間屋子租給單身的男人，進些租金。這給妹妹許多工作，她得給大家作早餐晚飯，得上街買東西，得收拾房間，得給大家洗小衣裳，得記賬。這些，已足使任何一個女子累得喘不過氣來。可是她於這些工作外，還得答覆朋友的信，讀一兩段聖經，和作些針線。
她這種勤苦忠誠，倒還不是我所佩服的。我真佩服她那點獨立的精神。她的哥開着麵包房，到聖誕節才送給妹妹一塊大雞蛋糕！她決不去求他的幫助，就是對那一塊大雞蛋糕，她也馬上還禮，送給她哥一點有用的小物件。當我快回國時去看她，她的背已很彎，發也有些白的了。
自然，這種獨立的精神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逼出來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在她那裡住過一冬，我搬到倫敦的西部去。這回是與一個叫艾支頓的合租一層樓。所以事實上我所要說的是這個艾支頓——稱他為二房東都勉強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東。我與他一氣在那裡住了三年。
這個人的父親是牧師，他自己可不信宗教。當他很年輕的時候，他和一個女子由家中逃出來，在倫敦結了婚，生了三四個小孩。他有相當的聰明，好讀書。專就文字方面上說，他會拉丁文，希臘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壞。英文，他寫得非常的漂亮。他作過一兩本講教育的書，即使內容上不怎樣，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認的事實。我願意同他住在一處，差不多是為學些地道好英文。在大戰時，他去投軍。因為心臟弱，報不上名。他硬擠了進去。見到了軍官，憑他的談吐與學識，自然不會被叉去帳外。一來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於中國的旅長的。
戰後，他拿了一筆不小的遣散費，回到倫敦，重整舊業，他又去教書。為充實學識，還到過維也納聽弗洛衣德的心理學。後來就在牛津的補習學校教書。這個學校是為工人們預備的，仿佛有點像國內的暑期學校，不過目的不在補習升學的功課。作這種學校的教員，自然沒有什麼地位，可是實利上並不壞： 一年只作半年的事，薪水也並不很低。這個，大概是他的黃金「時代」。以身份言，中校；以學識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個清閒舒服的事情。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和一位美國女子發生了戀愛。她出自名家，有碩士的學位。來倫敦遊玩，遇上了他。她的學識正好補足他的，她是學經濟的；他在補習學校演講關於經濟的問題，她就給他預備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離婚案剛一提到法廳，補習學校便免了他的職。這種案子在牛津與劍橋還是鬧不得的！離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須按月供給夫人一些錢。
在我遇到他的時候，他正極狼狽。自己沒有事，除了夫婦的花銷，還得供給原配。幸而碩士找到了事，兩份兒家都由她支持着。他空有學問，找不到事。可是兩家的感情漸漸的改善，兩位夫人見了面，他每月給第一位夫人送錢也是親自去，他的女兒也肯來找他。這個，可救不了窮。窮，他還很會花錢。作過幾年軍官，他揮霍慣了。錢一到他手裡便不會老實。他愛買書，愛吸好煙，有時候還得喝一盅。我在東方學院遇見了他，他到那裡學華語；不知他怎麼弄到手裡幾鎊錢。便出了這個主意。見到我，他說彼此交換知識，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豈不甚好？為學習的方便，頂好是住在一處，假若我出房錢，他就供給我飯食。我點了頭，他便找了房。
艾支頓夫人真可憐。她早晨起來，便得作好早飯。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拚命的追公共汽車；永遠不等車站穩就跳上去，有時把腿碰得紫里篙青。五點下工，又得給我們作晚飯。她的烹調本事不算高明，我倆一有點不愛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淚在眼眶裡轉。有時候，艾支頓賣了一本舊書或一張畫，手中攥着點錢，笑着請我們出去吃一頓。有時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請他倆吃頓中國飯。在這種時節，她喜歡得像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數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還記得幾位：有一位是個年輕的工人，談吐很好，可是時常失業，一點也不是他的錯兒，怎奈工廠時開時閉。他自然的是個社會主義者，每逢來看艾支頓，他倆便粗着脖子紅着臉的爭辯。艾支頓也很有口才，不過與其說他是為政治主張而爭辯，還不如說是為爭辯而爭辯。還有一位小老頭也常來，他頂可愛。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讀能寫能講，但是找不到事作；閒着沒事，他只為一家磁磚廠吆喝買賣，拿一點扣頭。另一位老者，常上我們這一帶來給人家擦玻璃，也是我們的朋友。這個老頭是位博士。趕上我們在家，他便一邊擦着玻璃，一邊和我們討論文學與哲學。孔子的哲學，泰戈爾的詩，他都讀過，不用說西方的作家了。
只提這麼三位吧，在他們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他們都有知識，有能力，可是被那個社會制度捆住了手，使他們抓不到麵包。成千論萬的人是這樣，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找個事情真比登天還難！
艾支頓一直閒了三年。我們那層樓的租約是三年為限。住滿了，房東要加租，我們就分離開，因為再找那樣便宜，和恰好夠三個人住的房子，是大不容易的。雖然不在一塊兒住了，可是還時常見面。艾支頓只要手裡有夠看電影的錢，便立刻打電話請我去看電影。即使一個禮拜，他的手中徹底的空空如也，他也會約我到家裡去吃一頓飯。自然，我去的時候也老給他們買些東西。這一點上，他不像普通的英國人，他好請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約請與饋贈。有許多地方，他都帶出點浪漫勁兒，但他到底是個英國人，不能完全放棄紳士的氣派。
直到我回國的時際，他才找到了事——在一家大書局裡作顧問，薦舉大陸上與美國的書籍，經書局核准，他再找人去翻譯或——若是美國的書——出英國版。我離開英國後，聽說他已被那個書局聘為編輯員。
離開他們夫婦，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細說；房東與房客除了交租金時見一面，沒有一點別的關係。在公寓裡，晚飯得出去吃，既費錢，又麻煩，所以我又去找房間。這回是在倫敦南部找到一間房子，房東是老夫婦，帶着個女兒。
這個老頭兒——達爾曼先生——是幹什麼的，至今我還不清楚。一來我只在那兒住了半年，二來英國人不喜歡談私事，三來達爾曼先生不愛說話，所以我始終沒得機會打聽。偶爾由老夫婦談話中聽到一兩句，仿佛他是木器行的，專給人家設計作家具。他身邊常帶着尺。但是我不敢說肯定的話。
半年的工夫，我聽熟了他三段話——他不大愛說話，但是一高興就離不開這三段，像留聲機片似的，永遠不改。第一段是貴族巴來，由非洲弄來的鑽石，一小鐵筒一小鐵筒的！每一塊上都有個記號！第二段是他作過兩次陪審員，非常的光榮！第三段是大戰時，一個傷兵沒能給一個軍官行禮，被軍官打了一拳。及至看明了那是個傷兵，軍官跑得比兔子還快；不然的話，非教街上的給打死不可！
除了這三段而外，假若他還有什麼說的，便是重述《晨報》上的消息與意見。凡是《晨報》所說的都對！ 這個老頭兒是地道英國的小市民，有房，有點積蓄，勤苦，乾淨，什麼也不知道，只曉得自己的工作是神聖的，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達爾曼太太是女性的達爾曼先生，她的意見不但得自《晨報》，而且是由達爾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幾段《晨報》，她沒工夫自己去看報。
達爾曼姑娘只看《晨報》上的廣告。有一回，或者是因為看我老拿着本書，她向我借一本小說。隨手的我給了她一本威爾思的幽默故事。念了一段，她的臉都氣紫了！我趕緊出去在報攤上給她找了本六個便士的羅曼司，內容大概是一個女招待嫁了個男招待，後來才發現這個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繼人。這本小書使她對我又有了笑臉。
她沒事作，所以在分類廣告上登了一小段廣告——教授跳舞。她的技術如何，我不曉得，不過她聲明願減收半費教給我的時候，我沒出聲。把知識變成金錢，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點苦悶，沒有男朋友約她出去玩耍，往往吃完晚飯便假裝頭疼，跑到樓上去睡覺。婚姻問題在那經濟不景氣的國度里，真是個沒法辦的問題。我看她恐怕要窩在家裡！「房東太太的女兒」往往成為留學生的夫人，這是留什麼外史一類小說的好材料；其實，裡面的意義並不止是留學生的荒唐呀。 [1]
作者簡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姓氏一拆為二)。滿族，北京人(正紅旗)。另有筆名絜青、鴻來、非我等。中國現代小說家、著名作家，傑出的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駱駝祥子》、《趙子曰》、《老張的哲學》、《四世同堂》、《二馬》、《小坡的生日》、《離婚》、《貓城記》、《正紅旗下》，劇本《殘霧》、《方珍珠》、《面子問題》、《龍鬚溝》、《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戲劇集》、《柳樹井》、《女店員》、《全家福》、《茶館》，報告文學《無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說集《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火車集》、《貧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的稱號。老舍的一生，總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藝界當之無愧的「勞動模範」。
筆名來歷，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另有絜青、絜予等筆名。因為老捨生於陰曆立春，父母為他取名「慶春」，大概含有慶賀春來、前景美好之意。上學後，自己更名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捨棄；予，我。含有「捨棄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這一筆名，是他在1926年發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時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後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現今人們熟知的「老舍」。這個「老」並不表示年齡大，而是含有一貫、永遠的意思，合起來就是一貫、永遠「忘我」。他用「老舍」這一筆名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慶春是誰。「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 [2]
他於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擔任過小學校長、郊外北區勸學員等職。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思潮，把他從「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的人生信條中驚醒；文學革命的勃興，又使他「醉心新文藝」，由此開始生命和事業的新起點。[3]